纪实散文｜我的父亲黄大海

黄党生/文    网络/图

父亲黄大海的名字，像一粒被风吹落的种子，落在了川北南部县的褶皱里——太霞乡（原罐垭乡）先锋大队黄家坝（现已被淹没），那片被西河流域支流滋养的土地，青山绕着田垄，炊烟缠着竹林，便是父亲生命开始的地方。关于父亲的生辰，没有精确的纸页记载，只凭幺叔黄大清掐着指头推算，大约是1935年的某个清晨，伴着农家茅舍的鸡鸣，他成了黄氏家族六兄弟里排行第五的男丁。

后来我总爱想象，年少的父亲是如何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1950年四川解放前夕，这个农村后生踏上了改变命运的路，关于父亲入仕途的缘由，长辈们的讲述带着几分传奇色彩：一说他跟着剿匪的队伍，踏着晨露穿梭在川北的崇山峻岭，把散落在山间的土匪追得无处遁形；另一说他帮忙背着部队的枪，踩着泥泞走了一百多公里路到南部县府，枪带磨破了父亲的肩头，领队的干部看着他汗流浃背却眼神坚毅，拍着他的肩说“你就留下，给政府做事吧”。父亲从未对我讲过这些过往，那时的我总忙着追逐年少的热闹，竟忘了问一句“爸，你当年怕不怕”。

听说父亲离家前，家里曾为他订过一门亲事。待他数年后揣着思念返乡，却见昔日的姑娘早已成了母亲，怀里抱着几岁的娃娃。他没说一句话，只是望着院坝里嬉戏的孩子，眼底翻涌着说不清的滋味，转身就毅然回了单位——那是我第一次从长辈口中听到父亲的“倔”，后来才懂，那不是赌气，是他骨子里不愿将就的刚。

再后来，父亲遇见了母亲，两颗漂泊的心总算有了归宿。1965年五月，我要降临人世时，却给这个小家出了道难题——母亲分娩我时，我偏偏先把脚伸了出来，在那个医疗条件匮乏的年代，这几乎是把父母逼到了悬崖边。南部县医院的院长和医生围着病床商量许久，最终决定冒险做剖腹产，那是县城里数得着的几例剖腹产手术。医生握着手术刀，再三问父亲“一但出事，保大人还是保小孩？”一生刚毅的父亲竟愣在了原地，双手微微发颤，半天说不出话。当时，父亲不是犹豫，是三十多岁盼子的急切，与对母亲的疼惜在心里翻搅——只是那时的他，还不懂得如何言说这份复杂的爱。如今想来，我敢笃定地说，父亲当时心里一定是坚定地说着“保娃儿”。万幸手术顺利，只是母亲因麻醉药过量，昏迷了七天七夜。父亲守在母亲的病床前，看看襁褓中嗷嗷待哺的我，嘴角抑制不住地往上扬，那股高兴劲儿，真如范进中举般纯粹。后来母亲偶尔拉起衣角，让我看她腹部那道一尺多长的竖形刀口，像一柄生锈的镰刀在岁月里刻下的烙印，每一道褶皱里，都藏着我降生时的惊心动魄。

我的童年，是裹在父亲的臂弯里长大的。虽记不清太多细节，但伏虎片区的长辈们总给我说，当年父亲下乡村工作时，总把你架在你爸肩头“骑马马”。父亲的肩膀宽厚又温暖，像极了黄家坝的小山丘。我趴在他肩上，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和汗臭味，风吹过耳边时，他会故意加快脚步跑起来，吓得我紧紧抱住他的头，他却笑得像个孩子，带着我跑遍了那方的山山水水。父亲有几次带我回老家，我仍然骑在他的脖子上回去，在大坪下车后，还要步行十多里碎石子路，父亲两手腕上还要挂着行李，回到老家，父亲的两只手腕已显紫色了。

十多岁时，父亲去外地开会、出差，总不忘把我带在身边。一次在仪陇县城开什么现场会，中午几十人在食堂吃饭，四方桌挤得满满当当，我仗着年纪小，麻溜地抢占了父亲的座位，上桌就和叔叔们抢着夹菜吃起来。父亲没说什么，只是端着一碗干饭，静静地站在我身后，像一堵坚实的墙。桌上的红烧肉油光锃亮，那是那个年代最诱人的美味，可他始终没动一筷子；若是遇到每人只有一块的扣肉，父亲更是连目光都不往那边落。食堂窗外围了上百人，都眼巴巴地望着桌上的肉菜，而我只顾着狼吞虎咽，全然没有去理会父亲站在我的背后，父亲的目光始终落在我埋头吃饭的背影上。

小学三年级时，我在老家柱头庙小学读书，突然我闹着要跟父亲去伏虎读书。父亲和母亲面面相觑，半天摸不透我的心思。父亲蹲下来，摸着我的头问“为啥非要去伏虎读书？”我仰着脖子，带着孩子气的赌气说“你天天在外面吃好的，不管我们！”父亲听完愣了愣，随即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那时的我哪里知道，他在外“吃好的”，不过是开会时偶尔能沾上点荤腥，多数时候，他揣着干粮就往乡下跑、靠农家端上一碗酸菜红苕稀饭充饥。可第二天，父亲还是收拾了我的书包，牵着我的手往伏虎走，在我眼里，那便是当时最繁华的“大城市”——伏虎。

到伏虎读书后，我竟动了偷父亲的钱的念头。父亲的卧室里摆着一张三抽屉办公桌，左右抽屉上锁后会留一道细缝，里面放着父亲每月五十四块五的工资。我天天蹲在桌前研究，终于想出了办法：找一根细铁丝，一头磨得尖尖的锋利，一只手举着手电筒往里照，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把铁丝伸进去，对准钱的边角轻轻一戳，就能稳稳拖出两块钱。每次偷完我都心惊胆战，却又忍不住隔些日子又来一次。

纸终究包不住火，父亲还是发现了钱少了，只是他没戳穿我，只轻声问“你拿我钱了？”我梗着脖子喊“没有！”他便没再继续追问，依旧把工资放在原来的地方。后来的岁月里，我无数次想开口问他“爸，你知道我偷你钱了，你还是把钱放在那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那几十块钱在当时是全家的生计，我偷走的十几块钱，够买好多天的全家口粮。而我拿着偷来的钱，带着同学去饭馆买三毛钱一份的回锅肉，有时还三五份，看着他们围着我欢呼，竟觉得自己很威风——如今想起，那威风的背后，是父亲沉默的包容，是他宁愿自己省吃俭用，也不愿让我难堪的爱。

七十年代末，升钟水库要修建，我们家在淹没区内，全家人便跟着父亲搬到伏虎安家。父亲做了一件在当时惊动了省领导的事：他在镇上买了一小块地，要建一座小四合院，主房还是三层楼长四间。那时伏虎的两层楼都少见，我总好奇他从哪儿弄来的材料和钱。后来才知道，建房的木料是老家旧房拆下来的，砖瓦、水泥、石头有不少是朋友相赠，最让人动容的是用工——伏虎片区的乡亲们自发赶来帮忙，没人要一分钱，还自带上干粮当午饭。张家大爷天不亮就扛着锯子来锯木头，李家婶子背着竹篓装着自家蒸的红薯，王家叔伯带着锄头来平整地基。他们说“黄书记帮我们修过水渠，帮娃们办过学校，还帮我家娃解决了生病就医问题，出这点力气算啥！”乡亲们排着队来干活，院子里炊烟袅袅，人声鼎沸，那场景，如今想来仍像一场温暖的梦。

搬家伏虎后，家里开支陡增，我和两个弟弟、幺妹都在上学，母亲每天清晨就起来煮红苕稀饭或苞谷稀饭，偶尔炒一盘花生米，都要小心翼翼地分到每个人的碗里——若是让我和大弟自己挑，小弟小妹恐怕连一粒都吃不上。父亲工资低，可我们总馋肉，父亲便想了个办法：去食品站买猪头回来，能凉拌、能红烧、能炒能蒸、还能炖汤。每次炖猪头时，院子里都飘着香味，我们姊妹四个围着灶台转，父亲坐在一旁抽烟，看着我们馋猫似的样子，眼里满是笑意。只是苦了母亲，她要坐在煤油灯底下，用镊子一根一根拔猪毛，指尖被扎得通红，灯的光把母亲的影子拉得很长，那股猪毛的腥气，她一忍就是大半宿，直到现在，母亲提起这事还忍不住摇头。

房子修好后，我们最怕吃饭时有人来找父亲——来的大多是遇到难处的乡亲，有的衣衫褴褛，有的面带愁容。父亲只要听见敲门声，放下碗筷就去开门，第一句话准是“吃饭没？”若是对方说没吃，他立马把人往桌边拉，把自己的碗推过去“快吃，我不饿”。我们没少埋怨父亲，可他总说“人家来找我，肯定是有事过不下去了”。还有单位打牙祭时，父亲总匆匆吃几口，就盛上一大碗肉，假装边吃边往家里赶，脚步快得像怕被人看见。一进家门，父亲就把我们叫到跟前，用勺子把肉分到每个碗里，眼神里满是宠溺，像老鸟把最肥美的虫子喂给雏鸟——那碗肉的香，我记了一辈子。

父亲的文化不高，可能只读过几年私塾，可他总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每晚饭后，父亲就坐在桌前，看书看报，练习写钢笔字，写的不好就翻过纸张在背面又重写。后来他还去党校多次学习，慢慢竟能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父亲还试着给《南充日报》、《四川日报》投稿。那些稿件，他改了又改，有时写到深夜，电灯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一幅安静的画。没想到，他的稿子真的被采用了，后来还和《南充日报》的编辑成了好朋友。

受他影响，我读初中时也开始投稿，竟也屡投屡中。一次我写了篇题为《在生不孝死了干闹》的杂文，发表在《南充日报》上，占了两个豆腐块大小的篇幅。父亲看到报纸时，高兴得像个孩子，拿着报纸四处炫耀，见人就说“这是我大儿子写的！”父亲把那篇杂文剪下来，压在办公桌的玻璃底下，放在正中间的位置，直到退休时才取下来。后来父亲把我发表的文章都剪下来（只是他看见我发表的文章），装订成一本册子送给我，可那时的我年少轻狂，觉得这些“豆腐块”算不了什么，随手就放忘了地方。如今想来，那本册子里藏着的，是父亲最朴素的骄傲。

父亲对黄氏家族的后生，总想着能帮一把是一把。堂哥想去学医，他骑着自行车跑了几十里路，找老医生求情；堂哥想当老师，他把自己珍藏的书本送过去，鼓励他首先要努力学习；堂姐想跟着他读书，父亲就把堂姐带到身边上学，每天督促她写好作业。尽管这些后生没有出类拔萃的，可父亲总说“只要他们能好好过日子，我就放心了”，偶尔还会自责“要是我本事再大些，就能让他们走得更顺些、更远些”。

退休后，父亲总惦记着黄家坝的黄氏家族亲人，时常买些食物如白砂糖、务农物资如尿素之类的东西送回去，每家都送。有一次，父亲把物资交给货车司机捎走，自己却拦了辆摩托车返乡。川北的山路颠簸不平，他紧紧抓着车座，回来时腰就闪了，在床上躺了几个月。我们埋怨他“这么大年纪了还折腾”，他却笑着说“看见兄弟们、侄儿侄女好好的，我就踏实了”。

父亲当了一辈子小公务员，心里装的全是百姓。他总说“当干部要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可这份“良心”，却让他错过了好几次提拔和涨工资的机会——他从不肯说假话，每次向上级汇报工作，都把百姓的疾苦如实说出，哪怕会得罪人。有人劝他“少说几句，对你有好处”，他却梗着脖子“百姓的苦不能瞒，我问心无愧”。他还常念叨“运动太多，百姓遭罪”，可又无力改变，只能叹着气说“我这是搬起石头砸天”。按政策规定，1949年前参加工作的人员能办离休，可父亲的档案丢了，最后只办了退休。他拿着退休证，摸了摸封面说“没事，能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

可父亲终究没能安稳太久。他去世前两年的一个下午，华西医院的医生把我们几个叫到办公室，轻声说“你们父亲得了食道癌和贲门癌，晚期了”。后来陈德静老爷子亲自去华西，请了多位专家会诊，结果还是“手术意义不大，回家康养”。我和弟弟送父亲回南部时，在车站道别，我突然发现父亲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眼神浑浊得像蒙了一层雾。我握着他的手，那双手曾经扛过枪、救过他人、写过稿、抱过我，如今枯瘦如柴，布满皱纹。那一刻，我才猛然惊醒：我还没来得及为父亲洗一次脚，还没来得及陪他喝一次酒，还没来得及说一句“爸爸，您辛苦了”，他就要走了。

后来我才悟到，父亲那时可能同时患有抑郁症。黄氏家族给他的压力，我们给他的压力、经济上给他的压力……他总是坐他床边的藤椅上发呆，眼神落在远方，夜里睡不着时，就念叨着“老大经济状况差，家庭也不顺利；老二的工作顺利不，一段时间没来电话；老三又到那里出差了；幺女还小，说还要生一胎……”父亲放心不下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我——这个被他娇生惯养长大的大儿子，没履行好长兄如父的责任，个性又刚烈，成了父亲最大的牵挂。

父亲走后的第二年春天，我突发脑溢血，在华西医院抢救了六七天，才算捡回一条命。昏迷期间，我反复做着同一个梦：梦里是广元市那边的山貌，半山坡上有一扇黑漆漆的门，门里阴森无比，很多人抢着往里跑，我也跟着挤了进去。可刚进门，就清晰看见父亲站在门里面，眉头皱得紧紧的、惊恐万状，父亲朝我吼道“混账东西，你来这里干啥！”声音里满是焦急。我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慢慢退了出来，醒来时枕头全湿了。

出院后，我总觉得父亲还在身边。每次坐在我常坐的椅子上，都觉得旁边有他的气息；吃饭时，总觉得他站在我身后；睡觉时，总觉得他坐在不远处看着我，像当年看我写作业的情形。我把这些事讲给我的亲朋好友听，他们都说“是你想父亲想多了，是幻觉”。可我知道，那一定不是幻觉——人的肉体或许会消失，但灵魂不会，父亲一直在我身边，从未离开。

五十岁以前，我总嫌父亲固执、不懂变通，觉得他这辈子没混出啥名堂；可当我历经大半生风雨，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才明白父亲站在百姓面前的挺直脊梁，藏在沉默里的包容，面对困境时的淡然，都是我一辈子学不来的本事。我不但没做好儿子，也没做好父亲，没把父亲教我的善良和责任传承下去。

如今我一个人独处时，总爱回忆我和父亲的点滴故事，既安然处之、又心如刀绞……我忍不住跪了下来，泪水砸在地上，嘴里喃喃道：“爸爸，要是有来生，您来做我的儿子吧！我会把您架在我的肩上，带您走遍您没去过的地方；我会给您点最好的饭菜，请您的好朋友都来和您共享盛宴，不让您再站在我身后吃饭；我会把我的文稿好好珍藏，像您当年珍藏我的文章那样。爸爸，来生您来给我当儿子吧，我一定好好宠您，把您给我们的爱，一点一滴都加倍还给您……”

【作者简介：黄党生，自由撰稿人，曾历任多家报刊、大型网站、记者、编辑、主编、总编等；现担任多家网络平台主编（主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