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欧洲，一场前所未有的“中式风潮”席卷而来。从宫廷到市井，从贵族到文人，中国元素成为了一种时尚的象征，被纷纷融入家居装饰和园林设计之中。在这场风潮背后，有一位关键人物——威廉·钱伯斯。
这位英国的“建筑痴人”，凭借对东方美学的热爱与探索，化身文化摆渡者，将中国建筑尤其是园林艺术，从遥远东方带至英伦王室，成为跨文化交流长河中的一位传奇人物。
▲威廉·钱伯斯像。（图片来源：剑桥大学官网）
（一）
广州之行：一场颠覆欧洲园林观的东方启蒙
18世纪，欧洲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中西贸易的频繁，大量中国艺术品、丝绸、瓷器等流入欧洲，引发了欧洲社会对中国文化的狂热追捧。
这种对中国文化的痴迷被称为“中国风”，并迅速在艺术、建筑、园林等领域掀起了一场变革。
出生于瑞典的钱伯斯，父母是苏格兰人。他早年曾在巴黎接受专业建筑训练，游历甚广。
18世纪40年代初，钱伯斯受雇于瑞典东印度公司，借此机会两次前往广州，并住了好几个月。
▲1748年琶洲塔油彩画，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片来源：北外国际汉学微信公众号）
▲今日广州海珠区新港东路琶洲村的琶洲塔。（图片来源：广州市珠海区人民政府官网）
彼时的广州是中国向西方世界打开的唯一窗口，它让钱伯斯感受到浓郁的中国风情。闲暇时间，他游走在这座岭南城市的大街小巷，细心观察园林、寺庙、亭阁等建筑形式，测绘了琶洲塔等古建筑，深入感受中国园林“天人合一的布局理念”。
这段东方经历被钱伯斯带回欧洲，并化作那本著名的《中国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器皿之设计》（简称《设计》）。该书篇幅不大，却在1757 年出版后广受欢迎，频繁再版。
▲《中国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器皿之设计》内页。（图片来源：书格网）
钱伯斯在书中提出，与欧洲园林刻板的对称布局不同，中国园林强调自然主义，注重空间、水景与植被的浑然融合。这种建筑风格虽不适合用于欧洲城市的整体建设，但作为装饰元素融入宫苑或园林之中却极为巧妙，既能为西方园林增添趣味，又能抑制那些借“中国风”之名的铺张浪费。
钱伯斯认为，中国园林的魅力在于景色随步伐和季节变化而不断变化，移步换景，为宴饮、阅读、休息等提供舒适空间。他称赞中国的园艺师“不仅是植物学家，还必须是艺术家和哲学家”。
值得注意的是，钱伯斯对中国园林的描述远超他在广州的亲身所见，这很可能是借鉴了法国传教士王致诚笔下的圆明园。
王致诚于1738年抵达中国，并在1743年写给友人的信中详细介绍了圆明园，盛赞其为“万园之园”。这封信后以《中国皇家园林特记》之名收录出版，或成为钱伯斯的重要参考。
（二）
邱园宝塔：东方古塔映英伦
西方也有热爱自然的传统，加上当时古典主义文化逐渐衰落、“中国风”潮流兴起，从 18 世纪上半叶开始，西方的园林就已经从英国开始发生变化。
中国园林以其自然与人工完美结合的理念，被视为“模仿自然”的最佳典范，成为欧洲园林设计的重要灵感来源。
但钱伯斯反对纯粹天然的园林，并批评当时的“对头”斯洛特·布朗等人推崇的自然风景式园林，认为其过于强调自然的粗野，简直是“从瓜田里走出来的”。
在钱伯斯看来，园林应提供比自然的原始状态更加丰富的情感体验，而中国园林正是自然与高雅结合的典范。
▲布朗式英国花园。
如果说书籍是理念的播种机，那伦敦邱园（Kew Garden，英国皇家植物园）及其中的中式琉璃塔，无疑是钱伯斯建筑理想的绚丽成果。
1757—1763 年间，钱伯斯作为威尔士亲王的建筑顾问，对邱园进行了精心的中国式改造。在保留邱园原有浪漫主义风格的基础上，钱伯斯进一步提升了其艺术魅力——在原本平坦无奇的地形中辟湖、叠山、筑洞，点缀曲桥，还建造了颇受瞩目的中式琉璃塔，使邱园成为一座真正的“风景画式（Picturesque）”园林。
▲托马斯·桑迪比，《邱园的花卉园与鸟舍景观》水彩画，1763年。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图片来源：Daily Art）
1762年，邱园的宝塔正式落成。这座高50米的宝塔是钱伯斯参考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驻华使节纽霍夫的江南绘画，以中国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为原型建造的，成为当时伦敦最高的建筑物。
关于这座宝塔，有个有趣的讨论：中国的古塔多为奇数层（象征“阳”），而邱园塔为十层。据推测，这可能源于钱伯斯参考的欧洲文学未明确区分塔身层数与基座层数，或他更注重视觉比例而非文化象征。
▲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建于明初，毁于清末。图左为荷兰旅行家约翰·纽霍夫在1655—1657年访问中国时，在南京见到琉璃塔所绘；图右为数字技术修复后的琉璃塔。（右图来源：江南时报网）
▲塔檐上的鎏金木龙。
抛开层数不说，这座琉璃宝塔在当时已经是最接近中国风的建筑了。各层大屋顶的屋脊上，还曾悬挂过80条鎏金木雕龙。木龙口含铃铛，微风中叮当作响，清脆悦耳。
然而，这些木龙曾一度因维护不周而消失。2016年，在一家中国企业的资助下，80条3D技术复刻的新龙装饰重现宝塔之上，让人们得以再次欣赏它们的风采，续写了中英文化交流的当代篇章。
经过钱伯斯改造的邱园，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全新的游览体验。1762年夏天宝塔开放时，这一壮观景象震惊了人们，甚至吸引了画家理查德·威尔逊前来创作《邱园：宝塔与桥》，将这绝美的风景定格在画布之上。
▲理查德·威尔逊，《邱园：宝塔与桥》，油画，1762年。
1772年，钱伯斯在其又一力作《东方造园论》中表达了新的认识。在他看来，中国艺术家“并不完全依赖自然而排斥所有的艺术表现”，而是会“对艺术和自然进行一个明智结合，将两种方式的优点进行提炼”。
（三）
文化涟漪：欧洲的“中国风”浪潮
钱伯斯的园林思想突破了英国传统几何对称的格局，引入中国园林“移步换景”理念，倡导自然与人工的结合，催生了“绘画式园林”。
邱园的改造不仅使其成为当时英国最重要的园林作品，还成为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英国乃至欧洲的仿建范本，引发了对中国园林风格的模仿热潮。
法国的凡尔赛宫、德国的无忧宫、奥地利的美泉宫等著名园林中，都出现了“中国风”的建筑元素，甚至连化装舞会也以“中国风”建筑为布景，营造出一场场“东方想象”的风潮。
▲乔凡尼·安东尼奥·卡 纳莱托，《中国风化装舞会》，彩色版画，1754年。（图片来源：上海书画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19世纪至20世纪初，虽然“宝塔热”有所减退，但宝塔的形象已成永恒的东方记忆。钱伯斯以实际考察和本土实践，打破了欧洲对东方的刻板印象。
正如他所言：“中国园林是哲学家的艺术。”这种对其他文明的真诚探索，至今仍为文明互鉴提供启示。
如今漫步邱园，宝塔和棕榈树相映成趣。这里不仅是钱伯斯将中国建筑美学引入欧洲的见证，更恰似中西文明和谐对话的舞台。
(图片除说明外，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宋艳，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西南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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