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某些反华势力炮制的所谓“西藏主权未定论”，是对历史事实的肆意歪曲，更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荒谬挑衅，也是对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历史记忆的恶意抹杀。
近日发布的《新时代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通过详实数据和客观事实，完整呈现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西藏人权事业取得的长足发展和全方位进步，用铁一样的事实证明了帝国主义势力一手炮制的所谓“西藏问题”完全是其侵略中国的产物。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数千年来，雪域高原的人们与中华各民族水乳交融，共同书写了悠久的中国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基于西藏地区独特的经济文化特征和发展需求，历史上自然形成了与中原地区日益紧密的联系。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西藏与中原通过经济往来、政治互动和文化交融，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联系，这种联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和不可分割的本质特征。
▲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一）唐蕃交融：
奠定西藏与中原紧密联系的基础
618年，李渊父子定都长安建立唐王朝。约633年，松赞干布在青藏高原统一了吐蕃王朝。
唐朝国势强盛，周边的少数民族纷纷遣使朝贡。而新生的吐蕃内部政局尚未稳固，经济、文化等方面也都亟待发展。在此期间，唐蕃之间通过王玄策、冯德遐等使臣以及玄照等高僧，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
634年，松赞干布首次向大唐请婚未果，继而引发军事冲突。战后，松赞干布认识到以武力实现与唐朝和亲的目的是不可能的，遂于640年派丞相禄东赞携重礼赴长安谢罪并再次请婚。唐太宗鉴于吐蕃的诚意与实力，最终同意将文成公主嫁与吐蕃赞普。
▲阎立本《步辇图卷》，记录的是松赞干布遣使向唐王朝求亲的历史事件。（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文成公主入藏时携带了大量中原物产，包括农具、纺织器械、制陶工艺、造纸术、酿酒技术等，以及各类谷物种子。这些中原文明成果在雪域高原生根发芽，正如唐诗所云：“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生动反映了汉藏文化的深度融合。
据史料记载，吐蕃使者到唐朝带去的是“金五千两，自余宝玩数百事”“金银珠宝十五种”“献金盎、金颇罗等”“马千匹、金二千两”等；唐朝则回赐“杂彩三千段”“紫袍金带”等中原特产。这种贡赐不仅维系了和平稳定的朝贡关系，更促进了经贸往来。
藏文典籍中记载着大量歌颂文成公主的民间传说，赞美她为吐蕃带来先进文明成果。这些故事既是对文成公主个人的礼赞，也是汉藏友谊的深情讴歌。
除和亲外，贡赐贸易、边境贸易、使团往来及民间商贸等形式贯穿唐蕃交往始终。
中原的丝绸、茶叶和生产生活用具等持续输入吐蕃，而吐蕃的黄金制品、特色物产也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这种双向流通极大加强了中原与青藏高原的联系。
▲茶马古道川藏线上的茶马司遗址，始建于宋朝，清道光年间重修。（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历史事实表明，中原与西藏在经济上有着较强的互补性。中原对雪域高原有着强大吸引力，促使其不断东向发展，从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中原形成广泛的联系和深度交融。这种联系是如此富有生命力，即使在吐蕃王朝解体后仍持续发展。
至13世纪前，甘青地区相继建立的吐蕃凉州六谷部政权、唃厮啰政权，均与中原宋朝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往来。
与此同时，大规模的茶马贸易也日渐成为连结中原与西藏的重要经济纽带。这一贸易形式不仅满足双方需求，更加速了西藏文明进一步向中原靠拢。
西藏与中原这种源远流长且日益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为元代将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奠定了历史基础，充分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元朝治藏：
中央政权管辖下的一体化进程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大一统时期，也是西藏与中原关系发展的关键历史阶段。
这一时期的大一统格局为境内各民族的政治认同、经济往来和文化交融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西藏与中原的联系达到新的高度，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1247年，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与蒙古王子阔端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会晤，达成西藏归附蒙古的协议。图为甘肃省武威市白塔寺的“凉州会盟”雕像。（图片来源：澎湃网）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中央政府正式在西藏设立行政机构，这是中央政权对西藏实施直接管辖的又一明证。藏传佛教也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尊崇和扶持，促进其在中原和蒙古地区的传播。
13世纪西藏社会发生的上述重大变化，固然源于元朝统一的外部推动，但西藏各教派主动依附中央政权的内在动因同样不可忽视。这种双向互动造就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在政治、经济和宗教领域的深度联结。
例如，元以前仅称雄于后藏的萨迦派，在元朝中央政权的大力扶持下，发展成为可统领其他教派和地方势力的萨迦政权。
▲元世祖忽必烈颁发给西藏“绒地”的拉杰僧格贝的圣旨，命令其所属寺院“不承担任何差发”，所有人等不得侵害其权益。这是西藏地区现存颁发时间最早的元代圣旨。（图片来源：西藏博物馆）
元朝在西藏地区设置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由宣政院直接管辖，掌管西藏民政和军务；同时设置地方机构，任命官员征收赋税，屯驻军队，实行有效治理。这种中央与地方的有机联系，体现了西藏对中央权威的普遍认同，体现了政治上的一体化。
从经济层面看，元朝在清查户口的基础上建立了完善的驿站系统，设有“甲姆本”（站官）管理赋役等，这一制度创新极大促进了西藏与中原地区的货币金融交流。
▲元代宣政院辖地。（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上述管理机制在元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元朝灭亡后，西藏能够迅速归附明朝，即是西藏内部各教派和地方势力主动作为的结果。
1368年，明朝建立后，西藏各派领袖纷纷遣使或率部入朝，接受明朝册封。明朝以都司武卫制度加强对西藏地方的军政管辖，以“多封众建”的封贡政策分散西藏教派和地方势力的权力，并以“厚赏羁縻”策略（对前来朝贡的西藏僧俗官员给予数倍于原物的优厚赏赉）维系关系。
明朝的治藏政策在加强政制隶属关系的同时，提高了西藏僧俗领袖朝贡的积极性，进一步推动了西藏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
（三）清朝定章：
西藏与中原关系的历史性巩固
清朝在系统总结元明两代治藏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完备的治理体系。通过发展汉藏贸易、实施优厚赏赐、规范俸禄制度等举措，在维持西藏政治安定的前提下，持续深化西藏与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
这一时期，西藏相继经历了蒙藏权贵争斗、准噶尔部侵扰、卫藏战争以及廓尔喀入侵等一系列的内忧外患。
▲拉萨八廓街上的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陈列馆。许玲玉 摄
而西藏地方由于内在政治制度不完善，也在寻求清政府的支持和帮助。1727年卫藏战争中，交战双方从战争一开始均主动请求清军支援，最后又一致同意将仲裁权交予清廷。
1750年总理西藏政务的颇罗鼐之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在其父死后勾结准噶尔谋叛，七世达赖同样依靠清廷力量平息了事态。
1788年和1791年，清朝两次派兵入藏抗击廓尔喀入侵，深得西藏各阶层的拥护。
这些史实充分说明，无论是西藏内部权力斗争，还是面对外来入侵的民族危机时，西藏地方都表现出对中央政权的高度依赖。
▲《平定廓尔喀得胜图》。（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从清初平定准噶尔叛乱到乾隆末年驱逐廓尔喀，清朝治藏的措施历经四次大的调整，最终形成定制。
1793年驱逐廓尔喀之后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标志着清朝对西藏的治理进入了一个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的阶段。
这一成就的取得，得益于清军与西藏军民共同抗击外敌的团结协作，使清朝在西藏的政治权威和军事保障获得西藏各阶层更自觉、更广泛的认同。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设立的金瓶掣签，是清代对确定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规定的抽签法，体现着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教事务的有效管辖和绝对权威。（图片来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网站）
纵观历史发展脉络，西藏地区始终存在着向中原政治体系靠拢的内在动力。元明清王朝对西藏采取了一系列统治措施的根本原因，在于西藏自身政治形态发展演变的必然选择。
▲位于承德避暑山庄的小布达拉宫（普陀宗乘之庙）。（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所谓“西藏主权未定论”是某些西方反华势力和民族分裂分子精心炮制的伪命题，实质是以学术话语包装政治阴谋，妄图扰乱中国社会稳定、破坏民族团结，阻碍中国发展。
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者。西藏与祖国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事实，既有绵延千年的历史脉络为证，也有完备的法律依据为凭。任何企图扭曲这一历史真相的言论，都是对历史的亵渎和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违背。面对这些谬论，我们必须正本清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作者简介：张子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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