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人聊“俗”

君 羊 .

一般来说，谁也不希望自己被贴上“俗”的标签。从一些由“俗”组成的常见词组中，如俗气、庸俗、媚俗、粗俗……也可以看出，“俗”的面目可憎。宋代文学家苏东波那句“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将对“俗”的厌恶痛恨，表达的淋漓尽致。

可如果在这“俗”字前面，加个“民”或“风”字，你的感觉是不是就立刻不一样呢？

其实，“俗”，习也，本意就是风俗，即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是大众化的，最通行和习见的。名词，非贬非褒。只是后来引申而衍生出“趣味不高的、令人厌恶的”意思，就含贬义了。

方块字“俗”，无论是繁体还是简体，皆由单人旁“亻”（同“人”）与独立汉字“谷”组成。据说，由于我们先人多穴居山谷，则此情下所形成的习惯、风尚，人谷二字叠加，便产生了这个汉字“俗”。但我倒以为，此处“谷”作庄稼、粮食解释似乎更贴切一点。因为只要是人，都得吃五谷杂粮。故“俗”是由吃“谷”的“人”所酿成、流行的习惯、风气，“人”吃“谷”即为“俗”。记得有条谜语“站在谷堆边的人（打一字）”，谜底就是这个“俗”字。若从这个角度来诠释“俗”字的结构成因，是不是更接地气些？

既然“俗”的本义是习俗、习惯，是大众通俗流行的，“俗”便自然而然成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具有一定行为规范的制约作用。而“俗”由于长期相沿积久而成，那么，经过时光的冲刷，大浪淘沙。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俗”中一些不相适宜部分，尤其是糟粕，会变更、剔除。曾记否，中国历史上有过妇女缠足（裹小脚）这一大奇“俗”。毋庸置疑，这是典型的陋“俗”，始于宋朝，延续了一千多年。正是“三寸金莲”的变态审美观，对旧时中国女性的身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束缚和摧残，直到民国正式颁布禁令，新中国真正实行废止，广大妇女才从这恶“俗”中彻底地解放出来。类似的陋“俗”如包办婚姻、多妻妾、指腹为婚、童养媳……也都陆续遭到人们的摈弃、法律的禁止。还有的旧“俗”，是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渐自行淘汰、消失的。如冲喜、过七、喊魂等。记得儿时在合肥，当地有“扣饭”一俗：主人见客人米饭快吃完时，便趁其不备，向客人的碗里再扣加一碗饭，以示热情。这“扣饭”之俗，就是基于过去吃饱米饭不是件容易的事而起。我想，现在合肥的年轻人恐怕不会再有这个经历了。

由是之故，一些恶俗、陋俗及旧俗，就像火箭分离，注定会被远远地抛下。这也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在“俗”文化上的必然体现。这一点，中外皆如此，曾经在欧洲上流女性中风行的束腰，还有印度的嫁妆习俗，等等，如今或销声匿迹，或受抨击痛斥，或被依法制止。

由于“俗”是在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中所形成，即在特定区域、特定人群中产生和风行，正如作家汪曾祺所言：“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因而，“俗”带有明显的民族烙印，是一方水土的名片，是当地珍贵的精神遗产，标志着一种文化的延续和传承。比如，我们中华民族具有的传统之“俗”：清明的祭扫、端午的粽子、中秋的赏月、重阳的登高；年夜饭、压岁钱、闹洞房、长寿面、满月酒；瑶族的对情歌、苗族的晒家谱、傣族的泼水节，等等，琳琅满目，举不胜举，均存续了绵绵千百年，经久不衰。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体现出一种社会传统。故而，我们的先贤早就谆谆告曰:“入国而问俗”（《礼记·曲礼》）。

然而，上世纪那段不堪回首的特殊年代，自不待言，很多“俗”被打上了封建迷信的标记。不少祠堂、寺庙被拆毁；庙会、祭祖、社火、乡戏被取缔；甚至一度春联、花灯都不见踪影。有过来人回忆，文革第一年，为过“革命化”的春节，竟荒谬地取消过年……凡此种种，致我们的“俗”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毁坏，至今都难以完全恢复。

文革结束，痛定思痛，开始对“俗”文化的光复和发扬重新重视起来。从国家将清明、端午、中秋三节被定为法定节日，可见一斑。我们的《民法典》也规定，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民间更是不少“俗”迷，不计功利，醉心于“俗”。我身边就不乏这样的朋友，远离喧嚣，甚至利用节假日自费去乡村僻壤，潜心了解和研究当地一些濒临消亡的“俗”，着实令人钦佩。

一个文明的社会和时代，应该尊崇和珍视自己传统的“俗”，尊重和礼待他人的“俗”。同时，不能因为“俗”的通俗化、大众化，而轻视、藐视“俗”。要知道，随着时光的推移和洗礼，“俗”不断净化、提升，当至心天合一，这时的“俗”，往往便是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