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澳洲政府一直在使用各种手段缩减移民，宣称移民抢占了房屋，工作机会等资源。
然而，很多人没有考虑到的是，澳大利亚的人口发展轨迹正悄然发生着一场不容忽视的转变。
专家警告称，澳洲将在不远的未来，迎来人口危机！到时候筛选移民不复存在，反而要乞求移民的到来！
图片来源：dailymail.co.uk
澳大利亚统计局（ABS）的数据揭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澳洲的出生率已跌至历史最低，出生婴儿数量远不足以维持现有人口规模。
回溯历史，1960年澳大利亚每名妇女平均生育3.55个孩子，而如今这一数字骤降至1.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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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维持全国2700万人口稳定，每名妇女需要生育2.1个孩子，目前的1.5个显然远低于这一更替水平。
低出生率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且深远的。未来学家Rocky Scopelliti指出，这意味着纳税人减少、工人减少，以及不断缩小的年轻人口将承受越来越大的负担来支持老龄化人口。
数据显示，到2060年，每个65岁以上的人将只有2.7名工作年龄的澳大利亚人，而在1970年代这一比例是7.4人。
这无疑会给医疗保健、养老金、住房和生产力带来严重压力，专家警告，若不及时调整策略，到时候这个国家或将从“筛选移民”转向“乞求移民”，只为维系经济的基本运转。
冯・希佩尔博士指出，未来的重心不再是“拒绝移民”，而是“努力吸引移民”，以此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填补劳动力缺口，并保障公共服务的正常运行。
到时候，移民大开的时代就要到来。
在他看来，人口规模的萎缩是不可回避的长期挑战。
50 年后，各国争论的焦点会变成如何说服外国人来到本国，因为人口基数的缩小将成为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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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工业化国家普遍面临出生率下降的问题，这一趋势正推动各国进入“移民竞价”时代。
未来学家Rocky Scopelliti的判断更为直接：
未来，国家间的竞争不会围绕石油展开，而是聚焦于护士、工程师和程序员等人才。
他强调，随着出生率持续走低，全球或将会开展人才争夺战。技术移民将成为世界上最稀缺的“资产”，而澳大利亚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能始终占据优势。
加拿大通过简化的签证流程和家庭友好的重新安置政策，在吸引年轻技术移民方面已经超过了我们。澳大利亚必须实现移民战略现代化，使工人、家庭和学生更容易长期停留和融入社会。
Scopelliti 称，如果澳洲犹豫不决，就会输给更灵活的国家。
历史经验早已敲响警钟。日本和韩国因出生率持续低迷，已出现人口惯性下滑、经济增长放缓、基本服务资金短缺等一系列问题。
澳大利亚并非特例，我们正处于关键转折点 —— 人口增长放缓或许对环境有益，但缺乏战略规划的话，必然导致经济停滞和创新衰退。
#01：
生活成本危机冲击
澳洲中产正在消失
在生活成本危机的冲击下，澳洲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
专家警告称，在这种危机下，中产阶级正逐渐消失，而富人却愈发富有。
卧龙岗大学法学副教授Andy Schmulow的一系列观点，为我们揭示了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Schmulow指出，在物价持续攀升的当下，普通澳洲家庭的钱包正被不断挤压，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占比越来越高。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型企业的财富版图却在持续扩张。
究其根源，关键市场的竞争缺失正是这一切的幕后推手。
那些没有从生活成本危机中获益的人变得越来越贫困，而那些从中受益的人则富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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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杂货作为日常开销的大头，最能体现市场生态的失衡。
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年初的报告显示，Coles与Woolworths这两大超市巨头，稳居全球最赚钱零售商之列。
Schmulow分析道：
这些超市高管能拿到六位数的高薪，源于其掌控着ACCC认定的全球高盈利超市业务，而这一切的基础，正是缺乏竞争的双寡头垄断格局。
经济学的常识早已揭示：竞争不足必然导致价格高企。
过去，澳洲超市市场曾有Coles、Safeway、Franklin等多个品牌百花齐放，如今却成了“Coles Worth”双雄争霸的局面。
这种垄断带来的收益差尤为惊人——欧洲超市平均股本回报率仅0.7%，美国为1.4%，而Coles竟高达30%以上。
Schmulow直言，这正是食品价格居高不下的症结所在。
他认为，若市场能有更多可替代的选择，食品价格必然会更亲民。
现实却是，Coles与Woolworths的门店几乎遍布各个地区，新企业想要进入市场难如登天。
对此，Schmulow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拆分Coles和Woolworths，打破双寡头垄断。”
具体来说，要求这两家超市在六个月内将三分之一的门店出售给新公司，且这家新公司后续必须转手。
需要注意的是，出售的门店必须涵盖不同类型，不能只甩卖那些不赚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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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领域并非个例，澳洲消费者在其他领域同样面临选择匮乏的困境。
Schmulow指出，澳航在航空业的主导地位，以及Commonwealth Bank、NAB、Westpac和ANZ这四大银行在金融领域的垄断，都严重限制了市场竞争。
Qantas是全球最赚钱的传统航空公司之一，它之所以能如此盈利，是因为市场上几乎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我们的四大银行同样是全球最赚钱的银行之一，而澳洲人口仅有2600万。
澳洲没有‘强制拆分权’，金融监管机构APRA更看重银行稳定，倾向于维持较少的银行数量，这虽然保障了稳定性，却牺牲了市场竞争和消费者的选择权。”
而这背后，和资本的力量密不可分。
#02：
资本的渗透
政治捐赠背后的改革受阻
Schmulow 认为，政府迟迟不愿引入强制拆分权，背后有一个关键因素在作祟——那就是企业政治捐赠。
澳洲一些巨头企业，如Woolworths和Commonwealth Bank，每年都会向工党和联盟党这两大政党捐赠大笔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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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数百万澳元的竞选捐款，几乎不可能赢得一场选战，” 曾参选新州参议员的Schmulow坦言。
两大政党谁都不敢说‘不再接受捐款’，因为只要另一方还在接受，自己就会处于劣势。想要赢得选举，就只能对这种现象保持沉默。
针对这一问题，Schmulow建议从根本上禁止企业参与政治捐赠，而非让政党自行决定是否接受。
企业不应干预政府运作，议会应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Commonwealth Bank和Woolworths并不代表人民。我们的民主，正逐渐被企业捐助所侵蚀。
最后
澳洲当下的种种状况，
让人们不得不深入思考社会公平与市场竞争的关系。
如何打破垄断壁垒，
规范企业与政治的边界，
拯救澳洲中产，
成为澳洲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来源：澳洲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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