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罗生
张亚明已发表（出版）纪实作品数百万字。其主要创作，有长篇报告《探秘第三极——青藏高原地质大调查纪事》《中国牌矿工》《信仰与使命》《权利与良心》等6部，短篇报告集《歌颂与诅咒》《圣火与锁链》《卑微与崇高》（“地矿报告”系列）等10部，和《寻找失落的文明》《我的“萧国”我的城》与“滇西北纪行”等散文系列，及电视解说词6部等。他不仅题材广泛、产量丰富，而且形式多样、特色鲜明，有深沉的责任担当、批判精神与家国情怀；不但在“地矿报告”方面独树一帜，而且在“乡土散文”创作方面也成就显著。
在报告创作方面，如同鲁光的“体育文学”，李鸣生的“航天文学”，何建明的“改革文学”，郭晓晔的“空军文学”， 郭晨的“海洋文学”，以及黄传会的“反贫困—农民工”文学，徐剑的“火箭军—西藏”文学等一样，张亚明也在“地矿文学”方面独树一帜，并以此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纪实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在“地矿文学”方面，如果说，新时期前只有李乔的《锡是如何炼成的》《走厂调》等“矿工”系列与徐迟的《祁连山下》等，那么，至新时期后，徐迟的《地质之光》，黄钢的《亚洲大陆的新崛起》与何建明的《共和国告急》《奠基者》（《部长与国家》）等则有所发展，尤其是出现了文乐然这样有系列创作（文集）的“专家”。但相对于“三农”“生态”与城市、工业等题材创作来说，它又仍是“稀有品种”。而在这方面，张亚明不但创作时间最长、作品最多，而且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有新的“发现”与更大贡献。正如他所说：“认识中国的农民就要认识中国的矿工、中国的地质人，他们是中国农民的另一种命运形态”，“他们比田野耕作的农民更艰难也更具强韧的力量”。也如有人所指出：他的创作大多与中国能源、资源等有关，其文字自然呈现着“黑色”，散发着“煤气”，飘浮着“油星”。他对煤、矿、石油等饱含特别的情感，更对围绕这些静物“较劲”的“活生生的人”充满欣赏的膜拜与激情。如《初心与使命》“写出了中国煤制油的喜与忧，利与弊，成功塑造了充满冒险精神并最终改写煤制油历史的张双旺、李永旺，也赋予那些怀惴梦想的人物以生命的张力”；《中国牌矿工》“写出了转型期中国地矿人的命运沉浮，讴歌了中国地矿人灵魂中的英雄主义血质”；《历史，在含情注视》《奔涌的“三江”》和《中国：跨世纪大调查》等，则从宏观角度，扫描了我国“危机矿山找矿”和国土资源大调查的伟大实践。它们“写出了中国矿业改革的波澜壮阔和中国矿工自强不息的奉献精神，当然也不时流露出对矿工、矿业，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等。
类似作品还有，如揭示“小人物”崇高境界与心灵的《多棱的“赵文生”现象》《牵着太阳前行》《走在历史与现实间》《苍莽的群山》《“皖军”大提速》《超越梦想》与《西部太阳神》，以凛然正气与政论笔调反映改革的《大山回音壁》《挑战与抉择》和《圣火，在重新燃烧》等。尤其是《燃烧的国土》《中国矿工》与《生命成长的伊甸园》等，能“执着的关注着中国的改革进程和社会人生中的美丑现象”（李炳银），传递出“为社会的改革、进步不断呐喊的满腔热情”，并“高屋建瓴地反映改革中的时弊，表达人民的意愿和诉求”（曾镇南）等。
总之，因作者出身贫寒，曾在淮北煤矿等底层工作，后又担任《中国矿业报》首席记者等经历，故他不但写得最多的是矿山、矿业与矿工，关注最切的是有关“地矿”的问题与改革，而且表现出沉重的忧患意识、责任担当与批判精神等。正是如此，有人以《站着走路的猴子》《愤怒的白鲢鱼》《311国道劫案备忘录》《五沟大贿选》《权力与良心》和《沉重的“解读”》等为例，称他是“特别能战斗”的作家，其创作“以敏锐大胆的参与意识，直面生活，干预社会……对人们最敏感与最关切的社会问题，进行宏观和微观的透视”；其字里行间“闪动着一位勇敢地直面严峻现实的‘真的猛士’的战斗姿影，传递出了他为社会的改革、进步不断呐喊的满腔热情”。同时，因其创作始终关注着家乡的淮北大地，因而具有浓郁的乡土文化特色；作者是“大地之子、人民之子”与“当代乡土报告文学的开拓者”。尤其是在反映安徽濉溪县对皖北矿业公司强行进行私有化“改制”的《苍天无泪》《公理的恐惧与濉溪的传说》等作品中，作者以强烈的批判精神与深沉的责任感，直面现实改革，针砭社会时弊，代人民立言，为正义呼吁，表现出“我为人民鼓与呼”的可贵良知与可敬勇气。其中《苍天无泪》揭露，濉溪县伪造县委、县政府“红头文件”，企图证明皖北矿业公司是“国有独资”企业，从而为他们非法进行的“产权转让”制造合法前提。因而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把敢于愤起维权的胡庆丰投入冤狱，并极力影响最高人民法院的承办法官，使案件久拖不决。作者仗义执言，突出描写了为维权而抗争、奔走、呼号的皖北矿业公司原法人代表、董事长胡庆丰，肯定了他为护法维权而生命不息、抗争不已的顽强精神。《公理的恐惧与濉溪的传说》也是这样：通过记录作者介入濉溪县“产权转让”官司的经过、遭遇与感受，吐露了一个仗义执言、奋起护法的正直作家的心音。
类似作品，还有《历史与现实的交响》《“皖军”大提速》《一路高歌向天涯》《牵着太阳前行》和《借得春光花正红》《夸父的子孙》与《初心与使命》等。其中《初心与使命》不仅使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对民族精神象征的高原魂魄那种特有的虔诚与礼拜，也让我们读到了一部耐人寻味的民营经济发展史”。作者脚踏在水煮火烫的鄂尔多斯高原，以风云激荡的转型期中国为背景，将宏观观照与微观细描相结合，历史回溯与现实描摹相辉映，在状写中国“煤变油”的主线内核里，巧妙地嵌入伊泰集团风雨30年的创业辅线，艺术地呈现了一组披荆斩棘、豪气干云的人物群像，从而“多侧面、深层次地凸显出中国企业家与科学家以信仰力量构筑的精神高原”。作品从生命存在、历史积淀、文化血脉、精神意向展开的抒写和表达，让我们读到了直击民族心灵的大主题，读到了“庄严与崇高、使命与奉献”，和“由此衍生的审美意向和时代价值”等，从而“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中国民营经济命运的人文观照，以及对传统能源如何转型与绿色经济如何发展的深层思考”。
在这方面，长篇《探秘第三极——青藏高原地质大调查纪事》更是其厚重的代表作：无论对作者，还是对整个“地矿文学”与“青藏叙事”而言，它都是一集成式的超越与突破，因而是当代纪实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之一。具体而言，在“青藏叙事”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孙学明等的《喜马拉雅之谜》，到90年代以来马丽华、徐志耕、徐剑、裘山山与张国云——尤其是王宗仁等的系列创作，这方面的作品愈来愈多，也愈来愈扎实、厚重。而《探秘第三极》则不但包括了它们所揭示与反映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与现实改革等，而且因与“地矿文学”结合，尤其是与新世纪的国家战略——“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和找矿重大突破”这一史无前例的科学实践紧密相连，而显得更全面、系统，也更具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等方面的时代意义。
就“地矿文学”来说，更是如此。在这方面，以往创作表现最多的，是有关大庆油田开发；宣传最多的，是“李四光精神”“铁人精神”与“大庆精神”等。而《探秘第三极》则揭示：“大庆时代”已成历史，中国面临新的能源与资源危机，我们必须应对全球激烈竞争形势下的严峻挑战；我们不但需要传统的“李四光精神”“铁人精神”与“大庆精神”，而且更需要新的改革精神、科学精神、大国精神及全球眼光与危机意识等。正是如此，作品不但全面反映了面对危机，全国（从国家总理、国土资源部，到各省市的地矿调查局、院、队等）上下一心，更新观念、改革体制，“摸清家底”、探明矿源，且长达10多年、有数万人参与的“国家行动”，而且具体描述了其所取得的、令世界惊叹的“大国”成就——包括众多填补空白的创新理论成果与蕴藏丰富、价值巨大的矿产资源；不但抒写了地质人对“李四光精神”“铁人精神”与“青藏精神”的发扬光大，而且再现了众多新时代的“李四光”与“王铁人”，即数以千计的“报国创新”、无私奉献的科学家与各级、各类地质人等。就此而言，它的确不但是对以往“青藏叙事”的超越，而且将包括作者在内的中国“地矿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总之，作品“以近代地质先驱人物、地质科考事件为经，现代青藏高原地质大调查为纬，纵横捭阖地真实回放了地质人绝地搏击的生命舞蹈”，“书写了中国梦、科学梦、能源梦、地质梦……展示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地质英雄群像，反映了作家的现实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其“真实性产生的现场亲切感，情节故事传奇性、激动人心的震撼力、形象雄强峻拔的美感力，重大题材本身包含的民族自信及惊心动魄的表现”等，构成了作品“深入地质科学内里、接近人类文明及人生追求的时代格局与昂扬向上的精神基调”，从而使作品“既有全景式多方位的广角铺排，也有微观上的文学化描绘和科普知识性表达，真正艺术地传达了科技创新精神，生动地活化了地质人的坚毅性格与雄壮魂魄……字里行间饱含了强烈的国家忧患意识和清晰炽热的科学爱国情愫”，表现了中国地质人为了祖国敢于死中求生的悲壮与悲怆，也让人看到了作者“悲悯的人文观照和对生命的尊重敬畏”，并“在社会历史、文化心态、伦理道德等领域给读者提供了人文情怀的深层思考”等。
与此相连，作品也鲜明地凸显出主体虔敬、题材庄重与守真求实等“新五性” 特色。在这方面，更见出作家创作与精神的超越等。正如作家所述：
青藏高原的前世今生犹如一部雄浑厚重而悲壮悲怆的史诗，壁立千仞的群山隐藏着说不尽的秘密，也隐匿着魔幻般的灾难，因而前无古人的青藏高原地质大调查，势必是一场惊涛骇浪般的历史壮行。地质人的12年浴血奋战也将炳彪史册，如何高蹈宏阔地展示青藏高原人文地理的独特价值与中华文明的基因传承？如何透过我国资源危机和西方“中国威胁论”，理性辨析这场地质大调查凸显的战略高度？如何梳理青藏高原不同时段的重大地质事件和重要历史节点，客观地还原青藏高原地质科考的百年沧桑？如何披沙拣金地艺术再现新时代中国地质的“李四光精神”“三光荣精神”？当我以延续或断点、悲或欢、离或合、耀眼或黯淡的方式连缀一个个片段时，将嫁接出怎样的宏大叙事，刻画出怎样的历史痕迹？
这一切，对我的写作生涯来说，都不啻为一次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
寻找“真实”成了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于是我以“行走”的名义，怀着朝圣般的敬畏与虔诚，一步步登上了历经沧桑、被泪水浇过、被烈焰灼过、被暴雨泼过的冰川高原。
……
毫不讳言，四年多的创作打磨是一场艰辛而漫长的文学苦旅……一次次伤筋动骨的“技术处理”，一次次惨不忍睹的删减，一次次的解构与重构，让我饱尝了“创作休克”的虚脱与忍痛割爱的无奈。
……
孤独是文学的宿命，寂寞是写作的狂欢。在一个个清静神幽的日子，我沉浸在浩繁如海的青藏高原地质史料和调查成果之中，地质人搅起的喧天涛声一波强过一波地冲击着心房，远古声音与当今的音调相撞，我的思维便愈加活跃与汇通，朝圣背影与藏地的密码相联……我进入了一个如癫似狂的魔幻之旅，身体在文字里享受寂寞，灵魂在文字里品味孤独，时而为地质人的惊天突破心旌荡漾，时而为地质人的隐忍献身泪流满面；眼熬肿了，我在写，胃病犯了，也在写，痛风病复发，我还在写，两腿肿的一按一个深“坑”，我仍在连天加夜地写……
而在这种忘我的“蘸着情、和着泪、浸着血”的“生命写作”中，作者又不时直面现实、深沉思考：“面对金钱的爆炸、物欲的横流，为什么中国地质人会不忘初心血洒高原？他们的精神向度会为灵魂荒漠化的时代带来什么样的启迪？”“面对理想信念的虚无化、文化内涵的空洞化，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新时期地质人对民族复兴、中华崛起的巨大贡献？”正是如此，作者不但寻找到了“谜一样的东方精神”，而且“发现”了“历史不会忘记”的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共和国的地质尖兵！
正是如此，有人认为，《探秘第三极》典型地体现了张亚明报告创作的共同特色，即“真、实、美”。一是“真”，即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火热的忘我工作场景，突出了野外一线的地质队员，是一部青藏高原的地质史和矿床勘查史，也是一部崇尚英雄的文学史诗；二是“实”，即每一个参与者都能从中找到真实的自我，找到自己如何为了大爱、为了奉献而不顾青春、生命与家人，而奋不顾身地投入其中；三是“美”，即不仅展示了大美的高原迤逦景色，也展示了一代地质人的风采、品格、信仰与爱国情怀。
不仅如此，因“地矿文学”“青藏叙事”与生态环保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因而张亚明的创作也表现出鲜明的“生态”特色与“绿色”情怀。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张亚明的《八公山下淝水情》《金沙江的悲壮与悲怆》《在地球的这一点上》《寻找心中的“香格里拉”》《一个土地再生的成功范例》与《生态文明的赞歌》等，表现出“对生态整体观的体认”，其“绿色情怀不仅仅是对大自然的爱慕之情，更是他长期参悟大自然，广泛地接受生态学知识而对领悟到的生态智慧的诗意表达”；他“对自然之美的描绘更是激情满怀，诗意盎然”，他“不仅沉醉在自然的山水仙境之中，同时也享受着人造生态景象所带来的温馨舒畅”等。
还有人指出，在风格形式与艺术特色方面，张亚明的创作表现出“刚与柔”的统一，即“寓刚于柔，刚柔相济”。其中“刚”包括严格求实、理性批判与干预现实等。如他笔下的改革者，虽性格不同、形象各异、经历迥然，但都有一共同点，即为了中国的改革与富强，敢于并善于拼搏。如《只为党旗火样红》中的孙斗吉，《中国脊梁的赞歌》中的宋长江，《挺进，银河舰队》中的王云升，《铁血忠魂唱酒歌》中的徐铁忠，《橄榄绿之歌》中的张雨啸，《追赶太阳的人们》中的杜华东、刘明江，《重铸黑色的辉煌》中的陈鑫，《这里，星光灿烂》中的胡庆丰，及《淮北房改的内部消息》与《响在世纪之交的乐章》中的王红五、李高原等，其经历与精神，都阐释着闪耀时代光辉的“改革、开拓”“奉献、拼搏”与“祖国、人民”等主题。而《李加民见义勇为斗歹徒》《五沟镇贿选闹剧收场》《谁是败家子》《小学教学楼为啥成了“豆腐渣”》与《孤山情》等干预现实、针砭时弊之作，又突出表现了作者“铁肩担道义”的“硬骨头”精神。尤其是《311国道劫案备忘录》不满足于“还原”案件过程，而透过现象看本质，从“人性的泯灭令人震惊”“道德的沦丧不容忽视”“法盲的悲剧不应重演”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亟待加强”等方面，进行了严肃的理性反思与现实批判，更显示出作者的正义良知与“战斗”品格。所谓“柔”，是指作者在文学审美方面，注重篇章结构、细节描写与情感抒发等。如在《滇西北纪行》等系列散文中，作者不但从整体上描绘了“诗化的西部，婉约的西部，更具阳刚之气，豪放之气”的大美西部，而且“以诗化的语言写到了古城西安的碑林塔影，陕北高原的纵横龟裂沟壑，夕阳映照的嘉峪雄关，苍凉无言的西夏遗址，敦煌千年的飞天，以及吐鲁番的葡萄”。它们“充满了生命体验和人文意识，带给人深刻的理性思索和现实视野”，并“促使我们在民族文化的寻找中鼓荡起理想信念的风帆”。
诚哉斯言：张亚明创作的确在整体上表现出“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与特色。但笔者要补充的是：如果说，其中的“刚”更多表现在现实题材与“矿工报告”方面，那么，其“柔”则更多表现在“乡土文学”与“文化散文”——尤其是其家国大爱与哲理抒情等方面。
就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而言，我们以往谈得最多的，是鲁迅、沈从文、赵树理、汪曾祺、高晓声与刘绍棠等小说家，而极少提及以纪实创作为主的散文家与传记、报告作家。实际上，如果我们正视纪实文学的巨大“存在”，就会发现：“乡土文学”不但同样存在于纪实创作中，而且也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流派群体，甚至其作家作品的数量不在纯文学之下。如乔迈、蒋巍、任林举等东北作家，王宗仁、丰收、马丽华等西部作家，黄传会、张国云、徐风等江浙作家，陈秉安、陈启文、曾平标等广东作家，李鸣生、卢一萍、陈新等四川作家，张步真、彭学明、范诚等湖南作家，都是其例。他们立足本土、执着乡村，反映底层命运，关注百姓哀乐，将深沉的家国大爱、沉重的责任担当与鲜明的地域文化有机融合。安徽作家也是这样：除陈桂棣、春桃、胡传永等人外，张亚明是又一代表——他们都以安徽为根据地，也都深沉地关注父老乡亲的人生命运，尤其是反映改革时代对他们的深刻影响等。但不同的是，张亚明笔下的“父老乡亲”，大多是已成矿工的“农民工”，他所表现出的家国大爱，不限于对苦难的揭露与对公平的呼唤，而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反思与哲理抒情。这一点，虽然在“地矿报告”中也有表现，但相对而言，在他立足故乡的历史、地理而反映其改革发展的“文化散文”，如《寻找失落的文明——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的发掘与思考》和《我的“萧国”我的城——故乡六记》等作品中，表现最为集中、突出。
《寻找失落的文明》以淮北市濉溪县柳孜镇隋唐大运河遗址的发掘为中心，一方面从大运河的兴衰，即多次修建、改道与变迁的历史角度，既歌颂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明以及人类的伟大智慧、力量与创造精神，又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残暴及劳动人民的血泪苦难与不屈反抗；另一方面，通过运河遗址的发掘、申遗与宣传、利用，既肯定了家乡人民与时俱进、奋发进取的改革创新精神，赞叹“一个崭新的文明大国正在东方崛起，一个伟大民族振兴的脚步声正在震动寰宇”，也抨击、反思了挖宝狂潮、损毁文物等“国人的麻木”。同时，对隋炀帝等人的历史功过也进行了辩证分析：既批判了他们的荒淫、反动，又认为其开河、治水等历史功绩堪比大禹。而其中，又氤氲着作者深沉的忧患意识与饱满的哲理、激情。如写到，当年的柳孜镇“是一个人生拼搏的大舞台，悲壮与寂寞，爱情与仇恨，崇高与卑鄙，悲剧与喜剧，正剧与闹剧，都在这里汇聚过、上演过”。当“我”在一农户家见到一“挖宝”战利品——彩色陶罐时，其“遐想”无疑多了几分苦涩与悲怆：
历史怎么总爱开这样的玩笑？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众多的古代文明，玛雅文明、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加文明等等，如今都已失落在萋萋野草、累累荒墟之中。我们的古老文明也那么易碎吗？我们的历史与祖先同在。而我们祖先勤劳奋斗的生存基因哪去了？我们的民族艰难进化到今天，为什么乡民们不去击鼓而歌、联臂而舞呢？难道人们的脑袋还会象陶瓷碎片那样残缺不全吗？
因而感叹“运河是流动的历史，历史是流动的运河”“历史，是功绩与罪恶的混合”“文化，是文明与愚昧的集结”，等等。而当作者见到被挖掘出的运河古文物时，则也有如此饱蕴哲理的抒情、议论：
啊，隋运河奔腾不息，盛唐船搏风击浪，宋码头傲然挺立……现实的生活，葱茏的生命，不屈的性格，淋漓尽致地映射出古代社会多元的本质和人类的光辉。
……
这不啻是一部“人”的宣言，人的生活，人的理想，人的喜怒哀乐，人的酸甜苦辣，都充盈在这杂砌的石头中间。一切以人为中心，就连石头留下的凿凿斑迹、断续的线条，都鼓荡着人的力量，人的激情，人的高贵——两千年前的封建社会最不把人当人，当这些改变了千年冷落、遗忘的命运，逼视着庸俗、市侩、委琐混杂的现代社会的石壁重新挺立之际，怎能不怦然心动、抚之爱之呢？
……
一座江山的代价换来了一条千古不朽的大运河，这难道是隋运河的历史？
开挖运河的百姓用生命换来了中华民族的骄傲，这难道就是隋运河的文化？
……穿透抽象和物象的大运河，流通远古和当今的大运河，我如何解读你的传承和包容？
作者的这种家国大爱与哲理忧思，在《我的“萧国”我的城》中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在该作中，作者“通过对萧县历史、文化、山水、人情的描写，表达了对故乡深深的热爱与眷恋”。他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对文化传承的呼吁，都展现出作为一名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文字既有思想的深度，又有情感的温度。作者以文学之笔为古萧文明画像，赋予历史以鲜活的生命力，使作品在历史的厚重中兼具文学灵动，让古萧文明以更亲切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但笔者认为，如超越内容，将作品上升到文体发展与文艺美学的高度，则可发现：它的价值与意义，不仅是有力推进了“乡土文学”的发展，而更在于对文学尤其是对散文品位的进一步提升。
我国古代有“文以气为主”之说，现代则有人认为，最理想的散文应满足如下条件：“（一）最能够触发读者长久地感动的；（二）最能够唤醒读者回忆起或向往着种种人生境遇和自然风光的；（三）最能够引起读者深深地思索的；（四）最能够在艺术技巧和语言的文采方面满足读者审美需求的”；“生气灌注的散文”是“对于烟火人间的深刻洞察与对生命的至高礼赞”，有“品”的散文重的是“文化自我”，即作者“承担着一定的文化使命与文化责任”，“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个体”。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作者的创作——尤其是《我的“萧国”我的城》，我认为，它即是这样一篇气韵生动的上品佳作：虽不能说它完全满足了以上条件，达到了“最理想”的境界，但它不但有“气”、有“品”，而且“生气灌注”、品位较高；不但能“唤醒读者回忆起或向往着种种人生境遇和自然风光”，而且 能“引起读者深深地思索”。尤其是作为有“独立思考”的“文化自我”，作者能“承担一定的文化使命与文化责任”，“在艺术技巧和语言的文采”方面能基本上“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我之所以说《我的“萧国”我的城》是“生气灌注”或高端、大气的上品佳作，其理由正在这里。
首先，作品不但进一步丰富了作者的“文化自我”形象，而且将其推向了新的高度。这一点，不只表现在作者第一次集中以出生地“萧国”来透视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作品中的“我”比以往更为集中、突出，尤为重要的是，它在整体上更表现出意蕴饱满的非凡之“气”。如作品写到——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感觉，让我心中五味杂陈。是距离造就了美，还是想象还原着美？抛却所有的繁杂与偏见，遥远的记忆潮水般涌来，故乡的面貌愈加地清晰，我好似看到家乡的牛羊在向我招手，老屋的炊烟在向我呼唤，滚滚的麦浪在向我诱惑。无需伪装，无需掩饰，我想一步飞到生我养我的那片热土，撩开重重叠叠的迷雾，抚摸沧桑层叠的皱褶，重温朔风劲舞的哲理，欣赏沟渠阡陌的箴言，聆听淮北原野的心韵……
我在神秘的萧国隧道探幽访古，在温馨的家乡故土触摸胎动，在文旅景区聆听鸟啭莺啼，在名胜古迹呼吸人文气息。久违的家乡就像一本无字的书，看着让我生情，读着让我流泪。竹简青青易朽，历史斑斑不绝。一转身光阴成了故事，再回眸岁月又成了风景。但无论是地理意义还是文化意义，谁又能否认这里是华夏民族的一个重要历史坐标？
尤其是最后，作者饱蕴家国大爱与哲理忧思的如此“天问”，不但提升了作品的思想高度，而且突现了一个“文化自我”的责任担当：我们的古老文明为什么就那么易碎？我们的乡土文化为什么那么容易干涸？我们在为逝去的文明惋惜哀叹之余，该如何对待文明的遗存？萧城高楼有了，大厦有了，承载灵魂的精神圣殿会不会坍塌？如何汲取萧县历史的精华，“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如何系统打捞萧县历史的秘密，厘清萧县历史文化的“因果链”？如何超越具体和有限、现象与碎片，站在更高处理解萧县历史的内在逻辑？如何让萧县的历史光耀现实、催生出新的文明形态？这一切，是萧县决策者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每一个萧籍人理应关注的时代命题。
其次，与《寻找失落的文明》等一样，作品既是“我”满蕴乡愁的家史和“萧国”苦难辉煌的发展史，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顽强进取的精神，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进化史。这一点，不但表现在作者对家乡地理人文、生态环境尤其是父老乡亲人生命运的深情抒写方面，也表现在对“萧国”历史文化的挖掘、城乡改革及其现实发展的总结、思考等方面。正是如此，作品从“故乡的风，故乡的云”“故乡的梦，故乡的人”“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史，故乡的魂”“故乡的文，故乡的韵”和“故乡的情，故乡的问”等方面，对此作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描写。其中写到——
贫困几乎笼罩、吞噬着这里的一切，从生命到精神到理智；贫困也滋生、延展着一切，从愚昧到疾病到文盲。真实的无奈，无奈的真实，近似虚无的宿命色彩，深深地浸淫着这块孱弱而荒凉的土地。希望与绝望，坚韧与脆弱，萧县的内涵是那么深刻多元；酸楚的历史，含泪的悲歌，萧人的故事是那么耐人寻味。萧县从来不缺磨难，萧县也从来不怕磨难。家在长河中行进，国在激流里奋揖。“发展才是硬道理”改变了国家民族的命运，科学的春天唤醒了知识的价值和尊严。萧县凹凸不平的历史河床，犹如浓缩着一部人类发展史，半部中国演化史，流淌着命运颠簸的民间，流淌着盛衰荣枯的王朝，也无声地述说着小国附庸的悲剧命运、弱国挨打的残酷现实。
……
历经三次迁徙的萧城，湮灭了多少舞榭歌台、酒楼客舍的繁华，留下了多少恩怨交织的凄美传说？一个县就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时隔444年的第四次“迁徙”，为什么宁可穿越凤山也要回归“萧国”建都的原点？这是萧城的宿命，还是历史的幽默？是感性的浪漫，还是理性的内敛？科学与愚昧在交锋，先进与保守在碰撞，现代与传统在过招。思想的犁铧掘开了冻土，梦想的蓝图引领着未来。一部古老与年轻同在的童话、一部山水与人文纠缠的传奇，就这样在萧县大地激情上演；一座尘土与汗水交织、灵魂与肉体混合的崭新凤城，也在森林般手臂的舞动下诞生……
最后，作品的高端、大气与品位，还表现在“艺术技巧和语言的文采”等方面。可以说，正是其语言的简洁、灵动，句式的排比、有力，与哲理诗情的有机融合，才构成了作品的强大气场与情感冲击力。正是如此，作者挥洒自如、笔走龙蛇，描述中饱蕴诗意，议论中充满激情。这一点，除以上所引外，我们还可以下列文字为证——
饥饿与贫困共生，压抑与窒息同在，一个渐行渐远的时代背影牢牢地嵌入我的生命深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一条穿越了鸿蒙岁月的时间轴，仿佛一条难以割断的脐带，引领古老的中国走过愚昧、走过原始、走过封建。守望是乡愁的诺言，张望是乡愁的姿势。虽然家乡在历史的山坳蹒跚已久，盐碱的气味也留下了诸多遗憾，但故乡、故园与故人，依然是我生命的渊源和根系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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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人”“以文塑城”“以文赋能”推动了萧县文化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艺术价值、艺术审美的提升构筑起耀眼的文脉高地、文化高地和文明高地。萧县人把“以人为本”的文化底色、“以和为贵”的天下大道、“以心为要”的传统美学，写在古老与现代交织的大地上。地域的特质、历史的意蕴、民族的精神、城市的灵魂，似雾似雨又似风地飘荡在萧城上空。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一个轮回，就是一场传奇；一轮颠覆，就是一次新生。在试错式的变革舞台上，血与火在交织，灵与肉在撕裂，鼙鼓动地的干戈交响，伴随着一个破茧成蝶的魅力萧县款款走来。
如此等等。总之，作品通过对“我”的故乡——安徽萧县前世今生的“史诗”叙事，不但为我们推出了又一个文化古城改革发展的典型样本，从而有力推进了纪实“乡土文学”的发展，而且在散文的形式创新与品位提升，尤其是在文学如何体现“文化自我”和“以气为主”等方面，进行了有启发意义的成功尝试。
作者简介;
章罗生 湖南大学纪实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纪实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理事，鲁迅文学奖评委等。著有《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 《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 《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创新与发展》 《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 《新时期报告文学概观》 《老舍与中国新文学》及《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史（1898-2022）》（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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