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往文学 | 郑南川（纪实文学之五）：《病房日记》 在出国二十年后的一天，我生命中发生了与死亡相遇的经历——猝死

我的故事——

《病房日记》（之五）

（载自《在另外一个世界死去》

非虚构文集，2019年4月中国台湾秀威出版）

【加拿大】郑南川

引子

二零零九年，我已经出国二十年了，这一年，在我生命中发生了一次与死亡相遇的经历——猝死。在两次停止心脏呼吸，几跨“地狱”，又重新复活回到“人间”的经历中，不少朋友凝锁着额眉，盯着我严肃地询问，你走的时候见到什么没有，如果见到了，又是什么情景；后来回来时是什么感觉，是新生的情绪还是在挣扎；甚至有人说我有福气，竟然活了“两次”。在医院半年的时间里，我经历了从来没经历过的加拿大医疗“生活”，从文化，人道，社会，医疗，体制到人的感情等等，让我从个体角度，全方位地认识了这个国家，这就是我用《病房日记》要记录的一切，很想让读者们从生命和人的本质角度，来认识我们身边发生的事，从而，去理解爱在人性的共同理想中，到底有多大的意义，生命的世界到底需要什么？

日记（十五）

创业与坎坷的生活，是出国那段最漫长和最真实的经历。曾经的一个读书人，做起了小生意，每天十六个小时守在店里，随同出国的老婆有了第二个孩子，家庭生活忙乱不堪，从根本上来讲，是整个心理并没有进入和适应状态。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曾经历了最艰难的移民生活过程，在痛苦、烦躁和忧郁情绪的严重干扰下，整个心身表现出了对生活的毫无毫无兴趣，抑郁和莫名的伤感、悲观、不自信、回避交流，常常选择独自喝酒，有时莫名的流泪和感到双手颤抖。

记得在时隔很久和二姐的一次电话中，我疯狂的对着她大哭，好似一身委屈，无处倾述，还莫名其妙地大骂。二姐被惊呆了，她搞不懂为什么弟弟这样，为什么如此悲伤，又如此冲动和急躁，到底发生了什么，又为什么这样，她只能倾听，只能流泪，拼命地在想弟弟的委屈，想他一人远行的艰难，她哪里知道，这时她面对着一个严重生病的人，而且需要好好抢救的病人。直到有一天，突然感觉死亡也是一种“追求”，而为此毫不在乎的时候，我才从书中读到关于忧郁症的特征和严重性，自己病的已经不轻了。这个痛苦的经历过程，后来还算好结束了，这个过程，竟然没有去见过医生，也没有吃过药，连自己的家人父母都不曾知道，到底是什么让自己走过来的呢，现在无法解释。我总觉得，在自我调整的过程中，或许与自己成长中的“坎坷”有关；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坎坷”加大了对苦难的承受力。母亲曾经说我是一个有宽容心的人，外向和乐观，有时我好奇地想，按照中国天枰座的说法，我也是最终要用勇气，“平衡”自己苦难与幸福价值的人，这是我注定的性格。至今我都没有对姐姐提过那次对话，自己如此“无礼”“疯狂”的原因，相信姐姐一生都不会忘记那次对话。自从那件事以后，姐姐每次对我说话都表现出十分的温柔和耐心，尽管她不知道当时为什么那样，但她理解，肯定是因为生活的缘故。

亲爱的父亲离开的时候，正好是我心里最紊乱和艰难的时期，严重的忧郁症，让我还没有拯救起自己的精神和理智。按理说父亲离开，没有去见他一面，什么理由都很难说是合理的说词，可他在病危的时候，却答应了我的请求，父亲难道知道忧郁病正缠磨着我吗，这件事，至今留给我的都是遗憾。

那个夜里，姐姐读到了《父亲》那本书，这是二零零四年我为父亲写的，是利用回国的机会，在家人和父亲的回忆中，用自己的感受整理完成的。父亲在我的生命中，是一个严肃而“神秘”的人，这个一九三七年就参加革命的人，一生都是革命心。母亲在日记里这样提及父亲：“与子祥（父亲称谓）同志相处了六十年，作为同志、学生和妻子，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他的纯洁、朴实、忠诚、信任、实干、和廉洁。几十年过去了，自觉读毛主席的书，天天做笔记，认真听时事新闻，对工作没有牢骚和怨言，严格要求自己。生活很简单，自己洗衣服和袜子，喜欢打扫卫生，从来不读小说，不爱看电影，不爱上街游玩，休息时就爱包饺子和睡觉。”说到父亲与我们的交流，似乎相隔千山万水，我一直在崇敬和“害怕”的情感中和他生活，他在家里很少说话，工作的事从来不说，连母亲也一无所知，就连他的饮食习惯也十分固执。在饭桌前，他看到的只是眼前的那盘菜，吃的也是那盘菜，再往前摆放的菜从来不会自动用筷去夹一下，如同没有看见一样。一直到他离休的晚年，离开了工作单位，我们也长大成人，我和父亲的交流才真正达到了基本“平和”的状态。写那本书的时候，已经读懂了很多父亲，了解了很多他生命中最值得崇敬的事情。那本书不管怎么样，亲爱的父亲是当真的，他很关注，并不是书的价值怎么样，而是父亲希望有这样一本书，作为自己生命的结局。

一周之后姐姐知道了我的情况，她在电话里留言，“—–你要好好的保养和生活，爸爸在病中的时候还提起你，你是家里最能闯荡的孩子，也是最坚强的孩子，对爸爸也是用了很多心的孩子——”听到这话，我只能流泪，不停地哭泣，父亲就这样领了儿子的“情”，如果说，父亲离开时我没有守在身边，但那本《父亲》的书，无论如何，都给了他极大的安慰。

日记（十六）

天刚亮，丹妮一早就赶到了病房，接着江歌，张远来了，还有其他几个朋友也来了。过去了两天，第三天的开始，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天气，天空虽然不是很蓝，但很美，是净色的，白白的净色。这是一个关键的日子，医生说要拔掉我身上所有应该拆出的管子，就在今天。

护士是最早来做卫生清理的，大家站在一旁看。整个床被清理了，所有的那些留下的冰块遮挡物取出了，整个人换上了新的床位，护士把赤裸的身体做了全部的清理，细微认真。丹妮说，你的工作真是专业，好感动啊。护士温柔地笑了一下，说，这是关键的时刻，我为他祈祷，祝福你们好运。江歌有些激动，说，谢谢你，我不知道说什么了，真的。张远一声不吭，他看着眼前的一切。护士临走时说，医生马上就会来处理了，走到门口回过头又重复说了一遍，马上。护士一走，江歌就说开了，这简直是奇妙，这么认真。他比划着两只手，凭什么，到底凭什么，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连个红包礼物都没有，这护士就这样干活，这样认真，阿南不过一个贫困的移民者，一个求学的小知识分子，一个谈不上对加拿大有什么贡献的百姓，可是，他受到这样的关爱和帮助，真是太“震撼”了。江歌毕竟刚从国内出来，这两年经济发展了，加大了贫富距离，金钱至上在浮躁者人们的心，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尖锐了，他可能最知道。

没过多会儿，医生来了。他又重复地问丹妮，这两天好吗，心情还不错吧，感觉阿南好些吗，接着又问在家里有什么祈祷的活动。丹妮说还好，确实是这样，只能说还好吧。他认真地说，今天就按照原来的计划要拔掉管子了，不能再插下去了。他看了看床上的我，再一次对着丹妮说，我们试一试，做最后的努力。丹妮没说话，旁边的所有人都没说话，大家默默地离开地急救室。

门外来的人越来越多了，尽管丹妮没敢把事情告诉所有的朋友，但是相传的很快，一些朋友纷纷赶来，这天或许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大家都在议论着，也都捏着一把汗。女儿勤和儿子赶来了，他们似乎现在才清晰地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勤问丹妮，需要做些什么，姐弟俩已经请好假，做自己最后的努力，她悄悄地对丹妮说，还在中国的母亲已经买好机票（离了婚的前妻），后天会赶回来，母亲说了，所有的“后事”都要等她回来商议，她对这个前夫似乎怀有深切的情意。欧文和赫贝尔也来了，他们像孩子一样，一人拿着一个小动物玩具，分别是一个小猴子和小熊猫。在加拿大，给病人送上小玩具，是一种纯净，美好和祝福的象征，大家知道这含义是什么，送给一个属猴的中国人。细心的欧文递给丹妮一杯黑咖啡，热乎乎的，他说，提一下精神吧。这是一个复杂情绪交融的时刻，悲欢与离合像是正在重演，生命的期待就是这样。

医生们完成了治疗和检查的全部工作，走出了门外，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也没说什么话，那个黑皮肤的海地医生只是轻轻地拍了一下丹妮的肩膀，还是没有说话。值班护士小声地说，今天医生都会留在这里，全程观察。

（旁白语）：不知道阿南此刻的生命记忆是什么，这是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哪一年，哪个天和哪一个时刻，一个决定自己命运的时间。

（图片：参加世界华文文学大会的照片。）

日记（十七）

几天住院的消息，在我们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也引起了的关注，我是协会的会长，大家不知道事情的结果如何，有的文友也赶到医院才知道，确实发生了大事。如果说，我出国生活中还有什么惦记的事，就该是写作了，因为很热爱它，出国后的生活太新鲜，太不一样，太触动人心，情不自禁的拿起笔，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写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咖啡与女人》，开始在当地的华人周报《路比华讯》（加拿大最大的华文周报）文学版《笔缘》连载。《路比华讯》是魁北克最早的华文周报，一九九零年代初时，还是一家台湾人创办的私人华人服务公司的“简报”，之后发展为综合性报纸。一九九七年七月加拿大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成立，联合创办了《笔缘》文学版。那个时候，中文报的排版还保留之很多剪剪拆拆的手工制作，作为文学版的专业性特点，编辑部聘用我做了文学版编辑，这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工作。每周三必须把本周要发表的稿件排版好，整个版面完整了，送到报社。这是一件细致的工作，工作流程包括每一篇文章打好后，要一张张贴在一块样板纸上；刊头图案，题图和字样设计，都要做好，形成完整的版面。那时电脑没有这些设计功能，我都是寻找一些已经出版的书，把人家设计的好图案先印下来，然后再剪下贴在样板纸上。当时国内的《读者》杂志有很多很好的刊头图案，我就剪裁下来，贴在我们的文学版专栏上，成了《笔缘》的刊头图。

写作《咖啡与女人》动机的背景跟现在完全不同，我们这些在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出去的学生，整个思想还保留着自己文化传统的道德观里，思想更多是传统保守的，小说讲了一个中国男人与两个女人的情爱故事，一个中国女人和一个魁北克女人，在他的感情世界里发生了什么，经历了怎样的文化冲突。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就是在咖啡吧里的相遇与爱，当他和那个中国女人保持的“纯洁”爱情，被一次与魁北克女人突如其来的性关系冲击后，他的感情观被彻底“搅浑”了，这男人把这场“性关系”当成了感情，当真的用了心，那个时代的中国年轻人都这样，他以为爱和有了性事，就该刻骨铭心了，把自己的真情交给一个根本没有这种想法的女人身上，一次次性生活的梦呓，在自相情愿的精神理念中滋生着。可是，当有一天那女人在和几个朋友喝酒之后，并递给他一个安全套的时候，他懵了，她说的很简单，这是为了你和其他人的的安全，也是为了我们在一起的安全。原来，她并没有爱他，他们只是一种新鲜和愉快而已，这就是文化的不同，社会的不同，在当时对于刚开始接触西方生活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强烈的文化和心理冲击。写这样的故事，在今天看来已经不算什么，不足为奇了，甚至有点好笑，但在那个时候，就是遇见“离奇”。应该这样说，一九八零年代中期开始到一九九零年上半期，跨入北美的中国学生，无论从心理，文化和物质上都在经历着一场“睁眼看世界”的挑战，那部中篇小说是那个年代中国留学生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图片：加拿大国家电台对作者的访谈。作者右三。）

“睁眼看世界”年代的人，会有很多当今出国人完全不同的“精彩”经历，有一些留学生生活记录的“片断”，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说奇怪，是因为时代的原因；说“奇葩”，是因为社会与我们的脚步有着“时差”。这叫做人生“奇梦”，十年后“笑话”自己。让我记录一二：

故事一：一位移民后的留学生，没有办理妻子的移民，而是悄悄地以探亲为名把她带回国，收走了她可能出国探亲的所有证件护照，自己悄悄地回到了加拿大，他要“甩掉”自己的爱人，不让她在有国外身份，重新回到加拿大。只因为自己工作不顺，家庭生活困难；也因为妻子漂亮，喜欢交际，朋友们喜欢，满腹妒忌，觉得妻子背叛了自己的感情。那时出国的留学生们像从笼子里飞出的鸟，天空太大，正是信仰缺失的年代，没有信仰、规矩和原则，什么事都会做。特别是更多的家庭女人，在海外比男人混得如意（这是北美的广泛的现象），这类事的“沉重”打击，造成了最后家庭的决裂，那个女人虽然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回到了加拿大，但是因家庭的严重问题，整个个人生活彻底改变了，后来在城市一角做了按摩女，也彻底颠覆了自己出国的生活理想和愿望。

故事二：一位可敬的父亲，在有一天的记忆中突然出了“问题”，他加拿大出生的小儿子，递给他一块糖，要爸爸一定吃了，说是很甜。父亲却感觉不对，他怀疑儿子到底要干什么，可能是一种陷害，不会是下了毒药吧；后来他在镜子里看到儿子拿着一只塑料枪对着镜子，立刻躲开来，这又是干什么，一定是一次枪刺的阴谋，他的生活在走向“离奇”的遐思。因为坎坷，因为不同环境下的“遭遇”和精神颠覆，他无法走出自己生活命运的死胡同，只剩下一面墙，开始怀疑世界，怀疑家庭，甚至怀疑自己的儿子。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说的还那么认真，他说没有欺骗我，亲眼看到和意识到的。显然，他的精神出了问题，严重病态了，这就像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走不出自己的生活，无法面对未来，生活只剩下了无情，如同“暗杀”，一片黑暗。因为他精神出了问题，后来的日子就成了另外一个“情景”，失去了家庭，也丢失了自己，出国的价值不仅仅是“缺斤少两”了，而是毫无分文。

这些只是小小的片段，记录着一九九零年代留学生的艰辛生活。国内学生选择移民的后果、严酷的现实、在那个年代对个人与家庭结构的冲击都是巨大的，他们的心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在这个例子中，一个孩子毫无悬念的真实交流，却在父亲的精神上被扭曲了，人走在了崩溃的路上。那个时期类似这样的“片段”故事很多，我深切地感到，文学为什么成为了海外写作的一道风景线，正是因为他们这些不一样的奇遇和坎坷的生活，让文学变得如此重要。（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