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喆
冰凌的幽默小说《骚扰电话》以其精巧的构思和层层递进的叙事，将一个看似简单的都市骚扰事件，升华为一则关于现代人际关系、心理依赖与存在荒诞的深刻寓言。小说以一个“无声电话”为引子，不仅成功地制造了悬念与幽默，更深刻地揭示在特定情境下，人的心理如何从被动的恐惧，一步步异化为主动的依赖，最终陷入一种无“骚扰”不自在的荒诞境地。
一、精妙的心理三段论：从恐惧到适应，再到依赖
小说最精彩之处，在于对刘家人心理变化轨迹的精准描绘，这构成了小说的核心戏剧性。
恐惧与对抗阶段：故事初期，骚扰电话是打破家庭温馨的“不速之客”，带来了“无以名状的恐惧”。刘家人的反应是典型的对抗：寻求理论支持（日本案例）、诉诸法律（报警）、动用权力（请警察警告）。丈夫刘耐提出的“化废为宝”策略，试图将危机转化为评职称的资本，这虽显高明，但仍停留在利用外部事件解决内部问题的层面，其本质依然是对抗。
适应与驯化阶段：当所有对抗手段失效后，刘家人进入了“适应”阶段。他们从最初的愤怒、恐惧，转变为麻木和冷淡——“抓起话筒便放下”，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保护机制。而女儿刘畅提议将电话铃声作为开饭信号，则标志着家庭完成了对“骚扰”的“驯化”，曾经带来恐惧的噪音，如今被整合进了日常生活的秩序，成为一个“和谐的颤音”。此时，骚扰的性质已悄然改变。
依赖与渴望阶段：这是小说最富洞见和荒诞色彩的阶段。当骚扰电话突然消失，刘家人并未如释重负，反而陷入了“沉闷”和“别扭”，他们开始“盼望电话铃声来打破沉闷”，甚至指责对方“严重失职”“要追究渎职罪”。至此，心理完成了彻底的异化：骚扰者不再是敌人，反而成为维持家庭生活节奏和情感焦点不可或缺的“他者”。那个曾经被憎恨的声音，如今成了被渴望的存在。
二、幽默的底色：在荒诞中反思存在
小说的幽默并非来自夸张的情节，而是源于心理异化与现实逻辑的巨大反差。一家人为一个骚扰电话的“缺席”而焦躁不安，甚至女儿最后主动拨打“122”来模拟铃声，高喊“开饭啰”，这一幕将整篇小说的荒诞感推向了高潮。这种幽默是冷峻的，它让我们在发笑的同时，不禁反思：我们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依赖着某些我们原本厌恶的东西？我们的生活是否也被某些无意义的“仪式感”所绑架？
小说结尾，当电话再次响起，对方只说了一句“谢谢”便挂断，更是神来之笔；这个“谢谢”如同一记重锤，敲碎了刘家人所有的猜测与逻辑，它让整个事件从一个“社会问题”或“心理问题”，瞬间坠入了“存在的迷雾”之中。骚扰者是谁？他为何这么做？为何又停止？为何最后要说“谢谢”？小说没有给出任何答案。这种“无解”恰恰是其高明之处，它将一个具体的故事，提升到了哲学层面——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无法理解的隔阂，我们生活的世界，其本质或许就是荒诞和无意义的。
三、人物塑造：智慧丈夫与家庭“军师”
在刘家人应对骚扰电话的过程中，丈夫刘耐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不仅是家庭中的“定海神针”，更是整个事件的“首席战略家”。从最初的“冷处理”，到中期的“化废为宝”，再到后期的“适应与驯化”，他的每一步分析都冷静、理性且充满洞察力。他就像一个高明的棋手，将对手抛来的“废子”一步步转化为自己的“活棋”，甚至成为棋局中的关键；其代表了这样一种智慧：面对无法掌控的外部世界，与其徒劳地对抗，不如调整自己的内心，与之共存，并从中找到新的平衡点。然而，即便是如此智慧的“军师”，最终也和全家人一样，陷入了“依赖”的怪圈，这更凸显了这种心理异化的普遍性和不可抗拒性。
《骚扰电话》是一篇构思精巧、意蕴深远的现代寓言。冰凌用一种举重若轻的笔触，探讨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孤独、存在的荒诞以及心理的微妙异化。那个无声的电话，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刘家人（或许也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对秩序的渴望、对变化的恐惧，以及在沉闷生活中对“意外”的病态依赖。当小说以一个“谢谢”和一片迷茫收尾时，它留给读者的，是长久的回味与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深刻自省。
董喆：青年文学评论家、纽约商务出版社副总编辑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