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武小说体散文集《蜕壳》文体初探
韦庆英
李国武“逆潮”三部曲的第二部《蜕壳》，收录9篇文章，无论是纵论渔岛古今血脉，钩沉千年文明，或是放眼38万平潭儿女，瞩目智勇格高的无名者，落笔平潭经济风云大事，还是笔指当下，直面饮食男女的成长、婚恋与生存，书写人物的复杂性与人性的多维性，都秉持开放开阔的眼界，怀揣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坦荡抒怀又寄意深远。
阅读中，笔者不止一次翻到封面勒口，去看他的简历。
李国武/男，1953年出生于福建平潭岛/1980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供职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1982年9月至1983年7月，回母校研究生班进修/2008年3月至8月，在中央党校脱产学习/1990年初下海经商，先后从事教育和房地产开发项目/2024年6月开始创“逆潮”三部曲：《苦蚕》《蜕壳》《风口》。
之所以对简历感兴趣，是因为在文学的现场，李国武就是那个“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的人。高中毕业后，他是文艺青年，与平潭城关同学组织了写作会，蜡板刻印会刊《海坛之花》；大学毕业留校后他教授《文学概论》《写作》等课程，更可说是站在了现当代文学论坛的前沿。他的学生，连云港市妇联第十四届执委、连云港市福建商会妇联主席陈英娇女士至今怀念他的课堂：“他的书教得很好！授课很精彩，大家公认的，喜欢听他的课，正是林徽因赞赏民国美男子教授陈岱孙先生所说的‘如沐春风’。”李国武37岁下海经商，71岁回归文学创作，2025年先后出版《苦蚕》《蜕壳》两部作品集，不但文风刚健、旗帜鲜明，扬善惩恶、情怀依旧，而且开小说体散文跨文体写作之先河，简直是鲜衣怒马、呼啸而来。这个回马枪，杀得着实惊艳。
将李国武作品界定为小说体散文的是孙绍振。2024年11月，他在为李国武三部曲所写的序言《结茧与蝶变》中说道：“如果说南帆是理论批评式的散文家，李国武就是小说式的散文创作者，我更愿意将他归入新晋出现的第四种文体：非虚构性文学创作。”2025年1月19日，李国武在他的个人公众号上公开写道：“拙作《苦蚕》（小说体散文）在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小说体散文是一个崭新的说法。散文的表现形式宽泛，表达方式多样，“变是散文的常数，而所谓不变就指向了文本中本真的自我”（楚些《散文的边界及其他》）。回望散文的古今概况与分类，散文确实因为形式自由、取材广泛、写法灵活、语言优美，能比较迅速地反映生活而深受人们喜爱。《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主编留言”：“今天的文学不能局限于那个传统的文类秩序，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南帆先生也说“水无定型，文无定法。这一切无不指向散文的基本精神——挣脱文类的规约而纵横自如”（古耜《散文的边界之争与观念之辨》）。文学的脚步是创新的脚步，李国武小说体散文特色鲜明，正是冲击笔者频频思索、感到“惊艳”的根本。
无独有偶。2025年2月24日，孙绍振在《文艺报》发表《小说体散文的新探索——读江浙成<塞外笔记>》说：“这就不难看出，作者作为小说家，哪怕是写散文，也情不自禁地把刻画人物作为追求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散文，是不是应该更准确地概括为‘小说体散文’？”文学都是实践在前，评论在后。由上可见，李国武和江浙成几乎是同时在不同地域开启了小说体散文的创作，且先后被孙绍振定义了文体。
文体作为一种写作形式，自有其萌芽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李国武具有强烈的文体自觉意识，小说体散文的创作，自有其划时代的历史性意义：大有可能由此拓宽了非虚构文本的文体功能，并使之走向流行。“艺术家们选择什么样形式，如何运用某种形式，都不是与思想意识无关的小事。形式的选择与运用往往反映了时代的、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充分体现了艺术家个人的感知现实生活的方式和对生活认识的深度和广度”（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
与第一部作品集《苦蚕》一样，《蜕壳》小说体散文的文体风格十分鲜明。“散文和小说一样，都崇尚文学的真实品格。但小说的真实可以凭借酷似生活原貌的虚构得以传达，而散文的真实却只能通过作家的现身说法来实现”（古耜《散文的边界之争与观念之辨》），显然的，《蜕壳》兼具了“小说的真实”和“散文的真实”。李国武本人也说：“我的体裁是小说体散文，本来就是写群体的。不像旧小说，单一地塑造一个人物。我这种体裁，不再对重点人物重彩浓抹，而是群体分塑。”他说的“群体分塑”是《海山哥》《走船人家》中“写意的真实”，也是《追踪》《瓷魂》中“想象的真实”，还有《子闺们的烦恼》《干婚》《茶汤顺口话讼师》中“迁移的真实”，当然也有《蘸火》《出道》那般“存在的真实”。作者对素材的把握和运用是自由的，对话题的抛出和收回是自如的，可以说既保持了散文“我”的在场，目中有人，如话家常和有温度的表达，也实现了亨利•詹姆斯所言“虚构的真实是小说的核心，而真实感是小说的至高品质”。
真实性是散文的一个基本属性，因此，散文可以被视为广义的非虚构文学的一部分，强调真实性和个人表达。“文学的经典，其实就是细节的经典”(徐剑《关于非虚构文学几个关键词的断想》)，细节的真实是非虚构文学艺术真实的前提。《蜕壳》的细节描写喷薄着鲜活的气息，对于隧道工程、走船航运、公关细节、考古科学、潜水、航海、画瓷、古道挑夫、渔船苦力甚至女子推拿或律师办案的诸多细节，往往工笔白描，力求真实，如临其境。《海山哥》中对陈阿标“渔岛的男人，在老婆面前就跟孩子似的”特点，通过喝水和找袜子的日常细节描写，活灵活现。《走船人家》中通过对周云天等人在印度洋北部海域第一次遇见海盗与8万吨级大船遇到台风的细节描写，展示了远洋航运的艰难；通过周云天在船上养羊的细节描写，侧面烘托了远洋航运的寂寞；渔岛男儿的勇敢坚韧由此跃然。同时，一本书中容纳如此多的行业知识，也展现了作家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知识储备。
情感的真实、思想的真实是散文注重对生活直接体验和感悟的标志。李国武的心理气质沉稳，笔锋常带悲悯。他不是事态的旁观者，毫不掩饰地流露出自己对勇敢、美好近乎激越的同情和赞赏，也不隐藏自己对现实的批评。《追踪》中“绝对没有一时韭菜一时葱，一时政策一时人。一阵子计划生育，一阵子催逼着生二胎”，直抒胸臆；《出道》中“评职称的事就这么扭曲”，毫不讳言；《茶汤顺口话讼师》中“纵观讼师历史三千年，彪炳留名的何止千万。他们给弱势的百姓办了许多暖心的实事，值得世人去记住”，赞誉鲜明。他甚至把自己的文学观写进作品中，《出道》中“秋生只要求学生写自己喜欢的东西，只要不盗名，不期世，不媚俗，不应景，就算上好”，言辞灼灼。徐剑曾经尖锐地指出“时下一些非虚构作家，既要分享非虚构赐予的红利，却又不愿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关于非虚构文学几个关键词的断想》），李国武显然不是这样的，他是有使命担当的。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中敢于直面社会问题和灰色人生，这在许多知识分子写作中是难得的。他对世相与人性的观察是全方位的，其视角是深广的、站位是高蹈的——《海山哥》陈阿标为了拿到工程，帅族众凑钱给陈道通进京公关，取得工程后“海山哥”们攻坚克难，干出了气魄、赢得了好评、实现了事业上的弯道超车，陈道通终因暗箱操作被监委的盘查，继而金盆洗手，靠实力竞标；《干婚》中俞振飞在与推拿女的交流过程中，不乏对女性身材的性感观察与想象，在按摩那种特殊的情境下双方甚至有性事之类的对话，但是，终究因为双方话题的枯竭与情绪价值的消弭，充值卡用完，他选择了不再续费，让“干婚”之实实之又实；再比如《出道》中关于评职称的记述，无论是范天游“戴帽下达”的指标，还是秋生被莫须有的举报信，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当下社会异象对个体的裹挟与左右……尽管《蜕壳》的语言非常内敛，对某些现实始终保持着理性的、克制的、高信度的批判，但阅读的过程中笔者还是一次次联想起看似荒诞的喜剧电影《私人定制》。优秀的作品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蜕壳》所描述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必将引起深刻有力的反思。
李国武是现实的卷入者，是“海山哥”的一份子，在表达上采用客观性的叙述与主观性评述相结合的方式，娓娓道来，运笔娴熟。他毫不掩饰对平凡人物的关注和对正义良知的张扬，反映了作家的理性精神、人文精神以及对人类文明普遍价值的永恒守望。他对现实的观察、关照、反映和剖析方式的选择，也反映着自身对小说结构与散文意态之美的趋近和认同，必然打上自身情感与审美价值观的烙印。他摒弃了文坛上热烈却又浮泛喧嚣的各种创作的技巧或机巧，冲破了正统却又刻板的文体限制，开放、创新，散文的笔法如海水，小说的结构似岛礁，二者合而为一，雄浑瑰丽、浑然天成，更生动更饱满地反映了生活。
滋养人类精神的艺术形式之一是文学，而文学就是人学。因此，《蜕壳》非常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作者曾坦言“非虚构文学作品一个重要的特征，写事件，人物甚至不用姓名，用ABCD替代。这理论已经很成熟了，许多当代一线著名评论家己经达到共识了。”但是，“要将小说和散文的矛盾转化为统一，创造出水乳交融的艺术品，无疑要经历艰难的探索”（孙绍振《小说体散文的新探索——读江浙成<塞外笔记>》。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书以渔岛人敢拼能赢的优秀品质为纲，却并不欲为某个人物立传，而是秉持悲悯情怀力求群体雕塑。渔岛人向海求生，向内陆求生，都有拼命三郎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先祖渡海求存的勇敢中起始，在郑和船队的帆影里延续，在向海远洋运输、向陆隧道施工两大支柱产业崛起过程中走向成熟，也在李秋生们“蘸火”“出道”的刀锋中闪亮。他们以海为途，以勇为舟，以命相搏，在时代的潮涌中创下喜人的财富，也在家族发展中刻下了自己的姓名。《蜕壳》对人物的叙写，即重视人物外在行为的呈现，也重视对人物品格的透视，由此深情讴歌了渔岛千百年间的璀璨文明。书中多次写到男女情爱关系的发展，但每一次着墨必定更新视角，还原人物的本貌，突出恋情在个体生命中的独立价值，摇曳读者心旌，在男女对立被频繁炒作的当下，别具深远的意义。
叙事结构上，《蜕壳》往往多个情节线相互交织，大开大合，纵横捭阖，气魄雄浑。如《追踪》7节，采用的是AAABBBB的结构形式，前3节写考古专家高宇明、唐敏夫妇志同道合，艰难追踪壳丘头先民踪迹与南岛语系变迁的过程，后4节合理再现壳丘头先民生产生活的细节与海上大迁徙的过程，可谓是散文中联想与想象的情节化、小说化。这种与众不同的自由气象，在其他篇章中也屡屡再现，甚至更为复杂精妙。再如《瓷魂》行文3节，近9000字，在第4节开头：“本篇第一节所讲述的关于青花瓷颜料的定论，都是官方的说辞。其实在江南瓷都民间，另有一种说法。”草蛇灰线、伏笔千里。这种笔法显然很“小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和吸引力，提升了读者的阅读体验。《走船人家》第1节第一自然节交代周家村和村外3里外的小码头。但第二自然节开始，作者笔墨一宕就是唐高祖武德年间渔岛产驿马的往事，就驿马上船更是展开了生动的细节描述；接着由唐到宋，由事到人，讲到周家村的周老四在码头做客栈餐饮生意；继而明清两朝的多次禁海，周家后代虽然各寻生计，但骨子里都刻着生意人的印记……1000多字之后，“斗转星移，到了本世纪00年代”，一句话忽又收回到眼前，如此的缓缓铺垫、娓娓道来，舒缓静定，张弛有度，亦“很小说”。可以说，李国武把真实的人生际遇在散文的叙述中故事化，小说化，是对文学的一次洗礼。
创新，意味着难度系数的成倍增加。如果说文体的选择是因为作者的厚积薄发和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那么，恪守真实的底线和边界则是因为作者有着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的乐观：相信真实的文学最有文学的力量。命运、爱情、生存、生死，几个词语，在一个真正的作家那里，却是歌之不尽的青春，挖掘不尽的宝藏。
仿佛蝴蝶晾翼，李国武的小说体散文集《蜕壳》是继《苦蚕》之后的又一部渔岛史诗，是知识分子写作的又一次华丽转身。早在《苦蚕》分享会上，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福建文学》杂志主编、中国当代作家、评论家石华鹏就说：“《苦蚕》创造了‘小说体散文’的独特文体……填补了福建海洋文学的非虚构写作空白。”李国武小说体散文的出版，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是“海山哥”式的生命张扬，是新时代文学崭新的探索，或许也将是一座丰满的里程碑。毋庸讳言，这必将是福建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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