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说家族谱系||L-华闻时空

让人物注入文化的精魂

一一读聂鑫森小小说
杨晓敏
文学创作是作家的个性表达，作家在每一件作品里，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独特气息。即使不同题材的作品，那种结构形状、叙述方法、人物个性、审美态势、认知能力等，在作品外在的形象描摹和内在的逻辑关联上，也多有异曲同工之处。小小说体量小，创作数量容易高产，虽不能让每一篇作品都创意迭出，标新立异，但并不影响作家在拥有成熟的文学观念和娴熟的创作技巧之后，让作品与作品之间产生出别致且微妙的差异，各自散发幽独的芬芳，当这些作品的整体质量一旦达到相对的某种艺术高度，便形成了自己个性化的创作风格。

在当代小小说创作队伍中，以故事见长者有之，以题材取胜者有之，以立意深远者有之，而让一种传统文化意蕴在作品的素材选择、思想内涵、艺术表达上回环缠绕、浸染其中者，并不多见。集诗人、作家和书画家于一身的聂鑫森，是一个忠实的传统文化守望者。他的小小说《逍遥游》《大师》《暗记》《治印》《清水洗尘》《织补人》《珠光宝气》《玩家》《索当》等等，构思奇崛，格调典雅，品位纯正，表现出深厚的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功力，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气派和古典主义的人文情怀。聂鑫森的创作，在小小说读写领域卓然而立，有不可取代的意义。

《逍遥游》是聂鑫森的代表作之一。作品描写一个知识分子在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体现出来的风骨、忧患和生活价值取向，语言十分考究，章法自然，气韵不凡。主人公贺先生身处逆境而独立思考、心忧天下的高贵品性，泰山崩于前而不改幽默诙谐的君子之风，永远张扬的理想主义色彩，堪称历代志士仁人中集大成者。做学问亦以找传人为第一，没有书，没有讲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那书和讲义全装在贺先生的肚子里。请看贺先生是如何进行传承的：贺先生先背出原文，再逐字逐句细细讲评，滔滔不绝，神完气足。即使在面临火灾时也大声对学生说：“你跑什么？如果我跑，是因为我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这么好地讲《庄子》了。”

作者塑造的这一独特的知识分子形象形神兼备，师者风趣旷达，学生心领神会，演绎出一种另类的师道尊严：“贺先生讲课时，喜欢闭着眼睛，讲到他自认为得意的地方，便睁开眼问：‘陶淘兄，你认为如何’陶淘慌忙站起来，毕恭毕敬地说：‘学生心悦诚服，确为高见’陶淘觉得日子短了，生活有意思了，眼前常出现幻觉：贺先生就像那自由自在的鲲鹏，扶摇直上，‘其翼若垂天之云’，自由自在，不以环境险恶为念，堪为自己人生的楷模。”

在聂鑫森小小说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作家深厚的国学素养，在塑造人物时所倾注的人类尊严、达观自信以及对国家民族、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写贺先生身处逆境的淡然自若，发现人才倾囊相授的喜悦，危急关头的从容镇定，像深水潜流一样沉静，有老僧谈禅一样的心境。“从中去开掘他们身上的文化特质，多侧面地去展示他们的过人才气、磊落胸怀、高贵操守、审美趋向。我力图在塑造人物时，将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转化为一种精神形态、精神境界，人物升华为一种文化的精魂。”（聂鑫森语）

世道清明，主人公了却生前身后事，再无牵挂。贺先生在诀别人世时说，“庄子说，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疴溃痈。我现在把该做的事做完了，写完了书，还有了你这么个传人，此生无憾。”这种堪透人生的洒脱率性，言辞高蹈，行为倜傥、实乃当世名士高人。而在作品中能把人物塑造得如此浑然大气者，非大手笔而不可为。著名评论家胡平对此评论说：“作者心中有人物，人物有意思，意思里面有底蕴，底蕴里面又融入作者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读聂鑫森的《织补人》，被其中的三处所吸引。一是主人公的招牌“织补小漏洞，不留大遗憾”，是行业宣言与承诺；二是“凭手艺吃饭，不丢人”，是生活个性与情趣；三是主人公的名字叫甄法嘉，谐音“针法佳”，是修身律己与自信。

和作者以前的作品一样，《织补人》主题明朗：在芸芸众生中总有一些人，他们身怀一技之长，有独立的个性思维与价值观，不愿在物化的世俗中放弃自我随波逐流，并在生活中充满热情与清晰的目标，作家一如既往地对这些人给予了充分认同。放大了说，《织补人》中主人公的所作所为，那种隐约可见的与“人文情怀”“独善其身”“诚信无欺”“气节操守”等字眼相关的行为准则与精神追求，正是传统文化中那些优质元素在现代人身上的具体体现。

该文结构完整，情节单纯，夹叙夹议，一气呵成。叙的是行业释义，何谓“缝旧”？何谓织补，无掉书袋之嫌，几句话介绍便让人一目了然。议的是织补者的人生际遇，门里出身、个人选择、美丽邂逅、价值取向、笑傲江湖等，故事推进连绵无隙，让织补人在经纬之间，巧手补锦绣，行走于光怪陆离的社会，针飞线舞，划出蓝天下优美的弧线，如春燕衔泥般筑就心中绚丽的明天。作者文史知识渊博，尊重常识，在讲故事时，所诠释的手工织补这一小众行业，也是传统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的传承，应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

《红楼梦》第五十二回，讲的是贾府心灵手巧的俏丫头晴雯，抱病为主人宝玉补雀金裘。在头昏眼花织补一夜之后，那件后襟子上被烧了个洞的名贵雀金裘竟恢复如新，看不出丝毫破绽。晴雯之勇之巧之于宝玉一腔深情，皆融进那细细密密的纹路针法。今日不同的是，“针法嘉”于市井闹市之中挂牌，用精湛的织补技艺服务于大众路人，一条小凳，小小工具包内装有针头线脑布绷子，大大方方地招徕生意，为高档衣物或有特殊意义的物件织补如新，了却生活遗憾。“古代纺织品博物馆”虽好，我却愿“隐于野”，不忘初心。

作品的语言精准，字句考究，书卷味儿浓，毫无雕琢之痕。这种叙写能力与风格，是写作者数十年的读写养成，字里行间浸淫了国学的精义所在。在艺术表达中通过高雅审美，折射出理性的光芒，对物化社会产生出距离感，也是文学的某种责任。《织补人》说明，只要你遵从内心的呼唤，真心去做那些有兴趣的事情，摒弃形象面子问题，织补虽是以手艺谋生，却也是放任的自由心性。

聂鑫森在他的一系列小小说作品中，对于琴棋书画诗书礼乐的描写均有相当造诣，对民俗民情素有研究，擅长描写那些被传统文化深深浸染的人物，从中开掘他们身上的卓尔不群的文化特质和磊落胸怀。像《大师》中的山水画家黄云山虚怀若谷的博爱胸襟，所接受的“荐贤贤于贤”古训，读罢掩卷，令人肃然起敬。所谓大师者，不仅要技艺超群，更能以德服人。一位沉沦的画家和他已经旁置的杰作，被另一位有话语权的同仁重新发掘并推崇前台展览时，我们看到的既有艺术家们之间的惺惺相惜，知音难觅，同时也会感受到人性的善美和世道的温暖。

编辑家寇云峰认为：聂鑫森的小说《大师》语言格调文雅，满纸书香。在写到一个国画大师级人物看到一幅民间穷教师的国画遗作时，他震惊了，对其儿子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待我净手焚香，我要好好看看你父亲的大手笔。国有颜回而不知，我深以为耻！”第二句是：“我愿以我平生最得意之作，交换你父亲的任何一幅小品，以便时时展读，与他倾心交谈。”只这两句话，闻其声见其人，把一个艺术大师礼贤下士的高尚人格展示出来了。

《治印》的主人公叫厉刃，其名如此，可想这篇小小说讲的就是篆刻家的凛然气节了。秘书为市长求印，篆刻家一视同仁，收润笔费后精心制作。殊不知经市长查实，所支费用竟由公款支付。最后市长纠错，补交财务又以遇人不淑做了检讨，让秘书下基层锻炼。故事的结局是，篆刻家捐献给希望工程五万元，又宕出漂亮一笔。“治印必端方，做人亦如是。”权力的使用亦应如此。原则与诚信是艺术家的立身之本，操守与情怀同样也是艺术家的思想境界。像《永远的鹤》中的年轻护鹤人谭立那种忠于职守的责任感，像《戒酒》中的老编辑董重的动人“迂腐”劲儿，都令人肃然起敬，可歌可泣。这种塑造正面人物形象又不直奔主题的写法，旁逸斜出，曲径通幽，是作者制胜的一大法宝，每每在峰回路转之后留下无尽的余韵。如果留心细分一下，聂鑫森也有少量的“散文化”的小小说，由于篇幅短小，有些题材的叙述不宜太仓促，太紧凑，那样会显得干巴令人难以卒读，而适当调剂一点闲笔和抒情文字，则会让读者品咂出诸多滋味。

聂鑫森认为中国古代就有小小说，《世说新语》《聊斋志异》等等，讲故事，写人物，要注意细节、意境的营造。自己写小小说，更多的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搞文学还是要读书，要读古代典籍。国学功底对作家太重要了，没有很深的文化根底，没有对中国文化典籍的了解，写的小小说就会很单薄。小小说需要从两个方面去提升：一是文化价值，二是审美价值。这些话听起来简单，真正做起来，则是一门非下苦功才能结业的课题。

作家只有多才多艺，博学多采，才能在写作中起承转合、言情状物、遣词造句时游刃有余。譬如在《大师》中的描写：他接过那张折叠好的画，缓缓地打开，是一幅用积墨法画出的《楚山春寒图》，苍苍茫茫，云烟满纸，繁密处不能多添一笔，却能做到不板、不结、不死；在最浓墨处也能分辨出草、树、石的层次，称得上是大气磅礴。又譬如在《珠光宝气》中的描写：他把穿珠子的丝光尼龙线小心地解开，用肥皂水把珠子泡了三天，洗净后，再用切碎的通草把珠子裹起来用手轻轻地揉。因为通草柔软，茎里含大量的白色髓，这样揉既不会伤珠皮，又能使珠子光泽发亮。这种专业的、新鲜的、流畅的常识性描写，作者胸有成竹，会引发阅读趣味。

近几年来，聂鑫森似乎更倾心于小小说创作，各类题材的精制短章散见于林林总总的报刊。他对小小说人物的成功塑造，是对文学艺术创作规律的把握和尊重，是建立在熟悉生活的基础上的集中体现，都会散发出如影相随的文化意蕴。无论写声名显赫的大师贤达，写挚爱自己技艺的能工巧匠，即使写平民百姓，也能精心刻画出他们身手的“绝活”，能塑造出他们与众不同的个性风采和精气神来。正如作者所言：“不管是对久远历史的钩沉，还是对现实生活的切入，企图凸显的是一种古典主义的人文关怀，为物欲横流的当下生活提供一种参照系数，则于愿足矣。”

早在2006年夏天，在湖南资兴市的风景名胜东江湖畔小小说笔会上，聂鑫森先生一袭简约装束，清癯且精气神儿十足。或即兴赋诗作画，或与年轻的文友们举杯畅饮，或一起憧憬文学，举止言谈中那种自然得体的文化涵养和长者风范令人啧啧称羡。多年来，他出版过20多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和诗歌、散文、小小说集等，有的还被译为英文版出版，在业界获誉无数。从1995年的《沧州日报》全国小小说征文获奖至今，小小说创作的热情从未减弱过，即使在荣获小小说金麻雀奖、被授予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之后，依旧兴趣正浓。

寻找光明和人性探微

一一读田洪波小小说
杨晓敏
田洪波的小小说创作题材主要分三大类，一是写东北本土风物人情的，代表作有《请叫我麦子》《冷面斩》等；二是写知青生活的，代表作有《小上海1972》《我的遥远的杭州》等；三是写童年记忆的，代表作有《马然的理想》《恍惚》等，笔下情感充沛，写法上大开大合，形成足够大的气场，让读者欲罢不能。第七届小小说金麻雀奖对田洪波参评作品的授奖词是：田洪波的小小说始终流淌着黑土地的血液，散发出浓浓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构思或巧妙或拙朴，出手不凡，质量整齐，言情状物自如娴熟。在开掘作品内涵上，表达了对日常生存中温暖人性的高度尊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素质的作家，正在用他的小小说，为那些善良百姓平凡的生命，寻找光明和人性救赎。

《小上海1972》是一篇让人读过之后难以忘怀的作品。写知青小上海的“抠”：他抠的是自己，瘦得几乎没了人样，仍然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省下钱和口粮，宝贝似的寄给远在上海重病在身的父母。小上海的孝是至孝，大孝，是深入骨髓的爱。当小上海千里迢迢省亲归来，抱着父母的骨灰盒返回农场看到连队战友时，他嘴唇颤抖着一下瘫在了地上。这一经典细节像一幅浮雕刻在了读者心上，让我们的心跟着颤抖，跟着流泪，也让我们一下子记住了作者田洪波。

知青战友们为他安葬老人时泪雨纷飞的场面，昭示了在那个特殊年代人间蕴藏的大爱。多年来，我们一直呼唤文学创作要回到现实的底层，回到生命的存在，回到文化的关照，回到悲悯的情怀。透过《小上海1972》，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暖意。在下葬那天，连队领导悲怆地对大家说：“知道吗？许鸣久其实不是二老的亲生儿子。他是小时候在车站被捡破烂的老人家抱回去的。”这篇小小说所昭示的人性厚度和艺术成就，可称得上是田洪波的代表性作品。

《坐着火车去敦煌》写得恣肆流畅，一气呵成。它是另一种关于人性沉沦的救赎。故事发生在当代，小说的女主角是一个沉迷于网恋的“问题少女”。她的妈妈，一个事业型的单身母亲为了挽救女儿，想尽了一切办法仍然不能让她戒除网瘾，只好半强制性地命令女儿出门旅游，离开电脑网络，让她了解祖国的大好河山、历史文化的魅力，知道网络之外的真实世界多精彩，并派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业务骨干林志玄专程陪同。

作品描写的是在火车上发生的故事。在这里，作者田洪波充分展示了他塑造人物性格的能力，把一个具有青春叛逆意识、深受网络影响的女孩子写得形神毕现，入木三分。最后关头，男主角林志玄表现出了优秀青年的本色，他知道对这样刁蛮聪明的女孩子再劝也没有用，只有猛击一掌才能把她惊醒。于是在月台上，一脸怒容的林志玄正色教训这个痴迷网络的少女：“你闹够了没有？别以为这个世界上就你是太阳，大家都得围着你转！为了帮你戒除网瘾，你知道你妈妈不得不推迟一个商务谈判，并让我这个业务骨干抽出身来，专程陪你劝你，为的就是不让你再走那条路，患上自闭症！……”这番沉甸甸的话终于让少女流下了眼泪，其实她的心是虚弱而敏感的，游戏人生只是网络中毒带来的病态表象。最后林志玄道出了自己的隐痛，他也曾经和她得的是一种病，深知其中的危害和对正常人情人性的摧残。这一笔异常遒劲，现身说法才更有说服力。

在现代社会，有多少青少年沉迷网络不能自拔，就像一棵正在发育的小树变得扭曲，让多少家长深陷在自责和痛苦之中，这是现代文明和高科技带来的另一种异化，就像有人预言的未来机器人，将会真正将人类置于万劫不复之地一样，这是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以迅捷反映现实生活、针砭时弊的小小说对此不能沉默，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有社会良知的作家不能回避的责任。与新闻迥然有别，文学的切入点是人性，着眼点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坐着火车去敦煌》里，通过两个生动鲜活的人物，确立了重新发现以及重新建构的作品题旨，使得这篇小小说有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成为众多书刊争相转载的优秀范本。

这世间最难测量的是人心，最复杂的是人性，最棘手的莫过于与钱交易。人类社会进入商品社会之后，钱就成了横亘在人与人之间的一堵墙，一道坎儿，经得住考验的，享受金钱带来的快乐，经不住考验的，丢掉性命或人格受损。钱是一把尺，能量出人与人的距离，钱是一杆秤，会称出友情的分量，也会带来误会和意想不到的伤害。于是亲人为之反目，朋友为之参商，这样的事，在我们生活中屡见不鲜。有人慨叹，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也有人在歌曲里唱：钱哪，诱人的钞票，你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田洪波的《两先生》写的就是关于钱的故事。

很多年前曾在刊物上编发过东北作家赵冬的一篇叫《教父》的作品，大意是两位亲密无间的老朋友，因一件狐皮大衣的不翼而飞又失而复得让友情蒙尘，错者无颜相见，而对者直至临终还在自责：为了一件狐皮大衣，竟伤害了一位老朋友，罪过，不值。田洪波的《两先生》与赵冬的《教父》相比，顿感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为一物件，后者为的是阿堵物。作者围绕这一个“钱”字做文章，明写两先生的借钱还钱，暗喻两先生的为人处世，复杂难言的人际关系，欲说还休的人生况味，蕴含其中。

两位主人公袁先生和娄先生，皆是颇为清高的知识分子，是中小学的老师，又有共同的志趣爱好，月下小酌，携手同游，你来我往，友情不是一般深厚。袁先生投资遇到难处时，娄先生毫不犹豫出手相助。这样的绵长而深挚的友情，最终却败在一万块钱和一张欠条上。借款人袁先生借六万还五万，出借人娄先生无奈中拿出曾百般轻视的借条，白纸黑字，证据确凿。钱最后要回来了，却永远地失去了一位朋友。最后只能频频叹息：钱的味道真是不好闻啊，臭烘烘、酸唧唧的。太不招人待见了。

其实错的不是钱，是人。复杂的不是钱的问题，是人的心绪。借钱还钱，天经地义，亲兄弟，明算账，自古有之。有借条，有数目，原本简单的一件事，被各怀心事的两位先生弄复杂了。一个不知是真健忘还是假糊涂，另一个不晓得是真信任还是假客套，反正是机关算尽，一谈到钱数再也亲热不起来了。似乎成也金钱，败也金钱，其实真正作祟的与钱何干。借钱还钱的事掰扯清了，袁先生与娄先生两个人物形象也在纸上活起来。作家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对二人不置褒贬，却给读者留下了难以名状的思索空间。田洪波在创作《两先生》时，笔下格外温柔，似乎小心翼翼，不愿给人物贴标签，不让人物脸谱化，更不忍心让两先生的错失再雪上加霜，显示出对“先生们”的惋惜与尊重。在此意义上说，作家的写作趣味，也是人性的悸动。

《假小子的手》是田洪波童年记忆系列小小说中的一篇。作家需要一双慧眼，从平凡的世界里发现最细微的美好，往往最细微的东西最能打动人。假小子当然是个女性，貌不惊人，嗓门很大。当个电影院的检票员，认真负责到了极端的地步，让想逃票看电影的淘气小鬼们躲避不及。就是这样一个粗线条的年轻女人，作者却发现了一个独到的美的“点”，她撕票时，会露出一双漂亮白皙的小手。

手是人类的第二表情，一双美丽的女性小手是大自然的杰作。优秀的画家都知道画手不易。在这篇小小说里，假小子的这双手出现了四次：第一次是她挥手示意观众进电影院时，有人情不自禁地说：妈呀！小手挺白！第二次是挥手教训一个撒野的淘气包；第三次是在电影院里突发火灾的危急关头，她在疏散观众时狠狠扇了一个造成拥堵的大人的耳光；最后一次出现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悲剧—在清理电影院废墟时，人们看到了残垣断壁中露出的一双小手，那是一双焦黑的手，她是为了救最后两个孩子被房梁砸倒的。现场的人一片哭声，而作为读者的我们也不禁泪眼蒙眬。这篇小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女主角的手，是艺术焦点—许多出色的文学作品都有这么一个艺术焦点，艺术焦点就是某种特定的审美观照，它聚焦在一起并散发出光辉，能够在瞬间照亮全篇。

田洪波的艺术追求是明确的。《马然的理想》所塑造的主人公，从小就期待有一天，能用自己的素描画遍全中国！只因家境贫寒，终无大成，以至长大下岗了，“他摆起了地摊，专门经营小人书等一类旧书。”写一个人浸润在骨子里的兴趣或者选择，竟是多么强大和顽强！《请叫我麦子》的主人公，同样是儿时命运多舛，因乡邻接济才免于辍学，长大外出创业成了知名企业家，可当他衣锦还乡想投资修水库、修路回报故乡时，乡邻却待他客气有加，一声声“麦总”，形同客人，让他叹息浓郁的乡愁再也无法留住。直到离开故乡的那一刻，村支书一声“麦……麦子！徐文广搓着手，真的要走吗？你叫我什么？麦子眼里突然涌上一丝泪花。”才如梦初醒。还有《高价韭菜》《桃花朵朵》《恍惚》等小小说都可圈可点。假若田洪波早期的某些作品在构思上或个别细节处理上尚不够严谨，显得稍有瑕疵的话，那么现在已有了长足进步，我们已很难再从他的新作中，读出那些明显的破绽了。这种写作质地上的提升，毫无疑问将是一种由习作到真正意义上写作的成熟标志。

一篇作品要给人积极向上的力量。对于一个“会写”的小小说老手，即便是讽刺鞭笞类型的素材，也可以打磨成励志感人的篇章。问题不在于去刻意改变什么，而是能选取一个恰当的角度，展现一个不同寻常的时机。田洪波的《下乡去》通过令人不解的举动，把人浮于事的失职调和成一种家人间的关爱和内疚，顺着这条线索，最终迎来一个彻底重塑自我的契机。这种国事家事明暗两条线索绞缠式的讲述，用内在的温暖驱散外在行为上的令人不齿。其实写作目的不在于“惩处”或是“嘲讽”某种行为或是某类人，而是要帮助人物再次找回自我。文学的目的不是做刽子手，而是要成为一副慰藉心灵提升自我的精神良药。劝善或是向善即便不是创作的初始目的，但也应是一篇作品有担当的最终归途。
令人动容的是至诚。田洪波小小说《夜深沉》中的琴师如此，情节内的叙述人“我”亦是如此。这两种不同的情感因为一把京胡而得以呈现，一明一暗，一个广为人知，一个独自辗转反侧。对于一项技艺痴迷到如此地步，常人难以理解；一份不为人知的感情付出到这般程度，局外人亦不容易体会。然而“我”情感上的炽热和持久，未免不是琴师对于技艺痴迷的注脚；而琴师对于技艺的深情里的超然，何尝又不是对于“我”内在情感选择上的最好解读。两者间的这种互相参照和映衬，使得彼此成了一个远在天涯之遥，又近在读者面前的旷古知音。这样的人生也许是幸也许是不幸，但幸与不幸都已经无足轻重，因为这些都是人物因一个“诚”字做出的追求。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诗歌的繁荣期，诗人们头上闪耀着炫目的光环，他们被读者崇拜热捧，自身也是满怀激情。田洪波的《大厂女婿》可说是为时代留影，记录下了当年国营煤机厂由兴到衰的历史变迁，也展现出一位诗人三十年间的命运沉浮。对秦浩阳这位纯粹到连生活都搞乱的诗人，满怀着一份真挚情感，不动声色地叙述中，通过一声叹息来表达对他的悲悯同情。当社会变革，诗坛风景不再。如何正确对待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也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文学可以鼓舞人，启迪人，却永远无法代替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陶渊明在写田园诗之时也要挽起裤腿下田除草，苏轼在长江边上唱罢“大江东去”，转身就要回到他的黄州地界去耕耘。作品采用对比手法，通过典型的细节场景描写，详略勾勒了诗人前后命运的变化，人物性格鲜明。

生于乱世，人如浮萍，一生总难免为时代所裹挟。然而，如何在不可控的洪流中，凭借自身的才智与品格守护尊严、厘清是非，做到“一辈子不糊涂，啥事都一盘清”，实非易事。田洪波的新作《一盘清》，便讲述了这样一个关于坚守与清醒的故事。

小说以陈德运的一生为主线，从他十四岁那年写起：“一把算盘打得冒烟，两名伙计轮番报数，但见他一双指头翻飞如蝶，算珠清脆有声，未几，账目便分毫不差地核对完毕。”这一“一盘清”的绰号，自此贯穿他的一生。主人公以聪颖和原则性应对命运的波折，每一步选择皆围绕一个“清”字展开，从未因外界纷扰而错拨一颗算珠。作品巧妙地将个人命运嵌入二十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旧社会的私塾启蒙与乡绅提携、日据时期的“国兵漏”经历、土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历史问题、大跃进年代的政治风云，乃至改革开放后法治的逐步完善，皆成为清晰而厚重的时代背景。

陈德运少年早慧，亦知恩图报。私塾中他名列前茅，先生免其学费，他愈发勤勉；得王掌柜提携，便以拼命工作回报。面对“国兵体检”，他眼都不眨地装聋作哑，以“躲”字诀避过战场之劫。队长命他做假账，他“头摇得像拨浪鼓”，死活不从。他坚守洁身自爱的原则，即便付出失去公职的代价，也绝不妥协。于他而言，人生之“清”是毕生所求的终极目标，不愿任一丝谬误玷污自己的历史，唯求还生命一份清白总账。

小说语言简练有力，几无冗余的心理铺陈与抒情，而是借由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与细节—如码柴火、切玻璃、装聋拒伪、翻找文件、醉后长叹—推动情节，使人物形象逐渐立体，故事也因此充满真实感与说服力。叙述中，王掌柜、日本军医、队长等人物穿插其间，自然烘托主人公的命运轨迹。而在艺术手法上，对比运用尤为巧妙：算盘声之“清”响与人生之“清”白遥相呼应；他因聪明被赏识，也因聪明遭开除；最终，却又以智慧寻得法律班学生之助，为生命讨回公正。如此对照，深化了小说的主题意蕴。“旧历翻篇，陈德运表面平静，儿子却发现夜深时，他常捧读县委那份红头文件，时哭时笑，在一次醉酒后，甚至长叹：‘诚不我欺也’”小说结尾与开篇遥相呼应，从他少年时“一盘清”的雅号起笔，至逝后亲友以“一辈子不糊涂，啥事都一盘清”作结，首尾圆合，完成了对主人公一生的至高致敬。

民间散兵游勇式的小小说写作者们，数年来除了参加一些笔会活动外，已习惯时常出没于网络上进行读写交流—网络信息量大，有着实用性极强的参照系，如果留心，它可以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带来随时可以摄取的相关营养。当然，它也需要热心人提供日常的公益性服务。田洪波当年在他主持的小小说作家网的板块里，经常性地贴一些经典作品并带头畅谈自己的得失体会，寻觅一些有见地的理论观点，供网友们研习参考。有时还敢于仗义执言，为某些不平主持公道，因而赢得不少文友称道。

田洪波多年在一座城市的宣传文化战线工作，并担任相应的领导职务，这种岗位的阅历和视野，使人练就了勤于观察思考的习惯，对文学创作多有反哺作用。他说，性格决定了我是个善于反思的人，愿意不断审视自己的生活，做多种创作方法的尝试和调节。人都是有表达欲望的，我的写作就是我表达思想的方式，作品就是我内心深处的自然流露。写小小说，我注重立意和艺术质地，因为文字不在长短，在于它是否蕴藏着思想内涵、艺术品位和生存智慧。

幽默彰显智慧的深度

一一读冰凌小小说
杨晓敏
旅美作家冰凌在网络上颇受关注，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其一，他擅长创作幽默小说，作品风格鲜明，融合现实主义与荒诞象征，既批判社会现实、反思人性弱点，又展现出对生活深刻的洞察力。他的笔触诙谐而富含深意，兼具文学价值与社会关怀。其二，冰凌长期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发起成立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及美国“中国作家之家”，积极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促进中美文学对话，以文化使者的身份践行人文交流，传递文化自信。

以下几则故事虽取材于特定年代，却依然映照出耐人寻味的现实意义。

《“特异功能”》中，盘小兵升职后仍维持扫地打水的日常形象，暗地里却苦练“领导签名”这一权力符号。老主任之所以能一眼识破，正因他自己也曾走过相同的路。这种“特异功能”，实则是官场文化的隐性传承—老官僚能精准预判新晋者的行为轨迹。当众人仍在赞扬盘小兵“升职不变本色”时，那背后所服务的真实意图，已在表面的热闹中被悄然遮蔽。官员如何通过模仿权力符号完成身份转换？这一过程往往是隐秘的、无意识的，却仿佛晋升途中某种心照不宣的仪式。

在叙事上，文章通过前后行为的强烈反差制造悬念：以秘密练字引发好奇，再借老主任之口点破玄机，完成对官场生态的精准剖视。“老主任直视新任，沉吟片刻，扳着手指说：‘跑不了这几个字，同意啦，研究啦，阅啦，还有……盘小兵’”这个“特异功能”的谜底，让人在会心一笑之余不禁思考：当一个人开始沉迷于权力的符号，他究竟是离真正的公仆更近，还是更远？

《打火机》所呈现的职场情节，虽非普遍，却也颇具代表性。中国社会素来讲究人情与面子，而在基层单位的权力关系中，“面子”与“权力”之间那层微妙互动尤为生动。过主任的打火机不翼而飞，几番查找未果后，他转向小贺问道：“昨天下午你来借火，点完烟之后放哪儿了？别急，你慢慢想。”这句话表面温和，实则传递出清晰的潜台词—“我的重要物品可能因你遗失”。在这样的环境下，人际关系的复杂与虚伪可见一斑，人们不得不在权力与面子的网络中谨言慎行、步步为营。

“下午，过主任偶然翻动抽屉，忽见打火机赫然夹在材料中。他扫视四周，见无人注意，便迅速将其抓起塞进裤袋。下班路过池塘，他摩挲打火机片刻，最终一咬牙，将其掷入水中。”小贺则深谙世故，擅长在不点破的前提下维系与上级的关系，堪称职场中的“明白人”。他送上新打火机，并谎称是在桌下拾得。于是，过主任的打火机“失而复得”，而小贺仅以一枚不值钱的打火机，便化解了领导心中可能潜藏的心结。一只普通的打火机，就这样引发了一场无声的心理博弈，最终以彼此心照不宣的谎言收场，而真相，则永远沉入池底。

《讲稿》的情节并不复杂。陶干事为领导撰写讲话稿，认真查阅资料、牺牲假期，历经七次修改仍得不到认可，陷入循环往复的无效劳动。就在热情即将耗尽时，他以初稿作“赌气”式反抗，反而意外获得领导赞扬。沙主任表面上“不怕改”，实则标准模糊，其潜台词并非关注稿子质量，而是看重下属“服从修改”的态度。领导为彰显权威，让下属在形式主义中疲于奔命，折射出官僚体制的自我欺骗与运行荒诞。

《红眼病》是一则充满隐喻的讽刺小品。一场普通的传染病，在办公室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老丛第一个感染，幽默自嘲，却也引起同事们警惕。随着疫情扩散，老吉、莎莎、单主任、老王等人相继“中招”。当所有人都被感染，唯独小符安然无恙—他的健康反而成为“异类”，令生病的同事们感到“别扭”与不解。“红眼病”在此一语双关，既指医学上的传染病，更暗喻人性中的嫉妒痼疾、从众心理以及群体对个体的无形压力。

寥寥数百字，勾勒出鲜明的人物群像：老丛幽默坦率，堪称疫情的“吹哨人”，但他的自嘲也消解了疾病的严肃性；老吉、莎莎等人被动甚至略带戏谑地接受被传染的命运，成为群体无意识的体现者。“他怎么没得红眼病？”—这句话堪称全文点睛之笔。小符作为故事中的“局外人”与“观察者”，也成为一面镜子，照见整个群体的病态。在一个人人皆“病”的环境中，保持“健康”需要强大的内心定力。

《参加校庆》中，渠成随人流走进母校，一个戴变色镜的胖子指着他叫道：“渠成！水到渠成！哈哈！你也来啦？！”渠成盯着对方回应：“你，谢崇武！崇武以南沿海，风力，三到五级……”故事开场以两个老同学重逢的场景展开，风趣幽默，迅速将读者带入情境。然而，两位校友的境遇形成鲜明反差。谢崇武通过改名、递名片等细节，展现出追求表面光鲜的形象；女教师以“请柬”为标准划分身份等级，也折射出现实社会的潜规则。

渠成作为成功实业家，仍保持低调务实，自称“无业，自己办厂”。谢崇武则讲究派头、注重表面，其记者身份使他习惯性地想到“登广告”“写报告文学”，属于圆滑世故的类型。结尾处，渠成开出巨额支票，女教师的态度随之发生鲜明转变，世态炎凉尽显其中。故事从平淡的校庆日常，陡然升级为戏剧性冲突，渠成也从入场时的尴尬身份中瞬间解脱，完成从“被拦”到“被请上主席台”的情感弧线。

冰凌认为，幽默可以应和并化解生活压力，是智慧与文明的体现。他通过作品传递乐观态度与对生活的思考，以此作为自己选择的文学表达方式。因此，他在创作中注重挖掘人性的复杂层面，以小见大，从日常细节中揭示社会本质，使作品既有传统现实主义的根基，又融入现代荒诞元素，形成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