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咸安坊的英文招牌前，按下新时代的快门

（作者：澳洲华厦）

在湖北省和武汉市侨联领导人的陪伴下，海外华媒一行记者从武汉黎黄陂路拐进兰陵路走进了武汉知名“租界”区，正值一场春雨掠过，阳光在乌云背后伸出头来显得异常灿烂，脚下的红砖路被雨水洗得发亮。路边一栋栋洋房静默矗立，巴公房子的穹顶在薄雾里露出优雅的轮廓，咸安坊的石库门门楣上，“咸安坊”三个字历经百年依然清晰。我站在一个满是英文字母的牌子前，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两个时尚的漂亮女孩，对着手机屏幕，摆着姿式露着甜甜的笑容。身后，一个旅行团站在巴公馆的楼前拍下合影。

一百年前，这里不允许中国人随意出入。

我忽然在想：当我们在这些殖民时代的马路上随意行走、喝咖啡、逛市集、拍婚纱照时，我们会回望百年前的场景吗？我们会想到那一段屈辱的历史，还是在不经意间吗？

一、砖石会说话，但它们不负责哭泣

武汉的租界区，是半殖民地时代留下的“伤疤”。1861年汉口开埠，英国率先设立租界，随后俄、法、德、日相继跟进，总面积一度接近两平方公里。这里是列强倾销鸦片、控制海关、施行领事裁判权的据点，也是华洋分隔、国中之国的耻辱现场。

黎黄陂路上的17处外国领事馆和洋行旧址，洞庭街上的俄国东正教堂，咸安坊里曾住着汉口最早的一批买办与富商——它们既是近代化的“样板间”，也是殖民者权力的纪念碑。

但有趣的是，这些石头并没有一直替主人哭泣。1949年后，租界被彻底收回，建筑被改为学校、机关、民居，一度变得拥挤而杂乱。直到近二十年，它们被重新梳理、修缮、活化，成了今天游客和市民都爱去的城市文旅综合体。

有人惋惜：商业化消解了历史的沉重感。可当我走完整个街区，却有了另一种体会。

二、失去的与得到的：一场沉默的辩证法

我们确实失去了一些东西。老住户的晾衣竿不见了，巷弄里打麻将的声音消失了，那种“混搭”的、日常的、带着烟火气的市井生活，被精心设计的灯光和菜单取代。历史的痛感被柔化，大部分游客不会去细想“租界”二字背后的血泪，他们只知道这里的建筑“很出片”。

但我们也得到了不可忽视的东西。这些建筑没有像很多城市的老城区一样被推平——正因为有了文旅价值，它们才在狂飙突进的城市化里幸存下来。它们不再是封闭的“禁区”或“洋人区”，而是被每一个普通中国人自由进出的公共空间。一个年轻人在咸安坊的文创店里买下一张手绘明信片，和一个世纪前他的曾祖父被拦在租界栅栏外，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力关系。

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历史叙事在悄悄生长。

三、新时代的希望：不是遗忘，而是翻篇

在黎黄陂路和洞庭街的交叉口，我看到一组铜铸的地面铭牌，上面用中英文刻着：这里曾经是汉口租界的边界，1911年之前，中国人不得夜间穿越。不经意间我听见了在铭牌旁拍照的一对情侣对话，男孩说：“以前这里是外国人管的地方，中国人不能随便走。”女孩“哇”了一声，然后说：“那我们现在想走就走，他们管不着了。”

这句不经意的回应，让我觉得比任何宏大的爱国主义教育都更有力量。

新时代的希望，不在于我们抹去了耻辱，而在于我们拥有了从容面对耻辱的底气。 我们不再需要把这些建筑炸掉来证明民族自尊，因为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中国。我们可以坦然地、甚至是带着一点幽默感地，把殖民时代的街区变成自己的会客厅。租界的历史不再是悬在头顶的剑，而是一块可以踩在脚下的石头——它依然硌脚，但它帮助我们站得更高。

文旅综合体或许会简化历史，但它也让历史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无门槛地进入普通人的生活。今天的年青人可能记不住《天津条约》的条款，但他走过巴公房子时，会下意识地问：“为什么这里的房子和别处不一样？”然后他会去查，会去了解，会记住“租界”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这种自发的、柔软的、却持久的记忆，比教科书上的黑体字更有可能内化成真正的历史意识。

四、归途

中午时分，我坐在咸安坊巷口的长椅上，对着同行的金会长说：你能知道眼前这栋洋房曾经的主人是谁吗？”

金会长想了想，说：“以前是别人的，现在是我们大家的。”

这句话朴素极了，却几乎说透了一切。

我们无法选择历史的开头，但我们可以决定故事的结尾。武汉租界区的百年流转，从殖民者的飞地到市民的公园，从屈辱的纪念碑到自信的会客厅——这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我们失去了一种原汁原味的老里份生活，却得到了一种对历史创伤的主动消化与重构。

当正午的阳光把巴公房子的红砖染成金色，街道边的咖啡店飘出的香气和江汉关的钟声混在一起，我忽然觉得：新时代的希望，就藏在这种平常里——我们可以自由地走在先辈们曾被禁止踏足的土地上，不是为了复仇，只是为了拍一张照片，喝一杯咖啡，逛一趟五颜六色的商街。

这大概就是最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