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5月8日显示，威尔士民族党在扩容后的首次议会选举中赢得96席中的43席，成为这一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图为工作人员在英国威尔士兰迪德诺一处计票站工作。
新华社/法新
“英国是否可能重新加入欧盟”成为英国国内近日争论的热点话题。英国舆观调查公司4月公布的民调显示，55%的受访者支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反对者仅占33%。英国在2016年经全民公投决定“脱欧”，经过4年的艰难谈判，最终于2020年完成“脱欧”程序。如今，民意为何出现变化？英国真的会选择重返欧盟吗？
从政治禁忌到公开讨论
英国《卫报》称，关于英国重新“入欧”的讨论正从过去的政治禁忌，逐渐变成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
据法新社近日报道，英国贸易官员克里斯·布莱恩特表示，“脱欧”给英国经济带来了巨大问题，他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准备挑战英国首相斯塔默职位的前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近日也呼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这被称为“爆炸性立场”。
欧洲议会前英国议员爱德华·麦克米伦-斯科特在“欧盟记者网”发文称，英国“脱欧”公投10年后，争论的焦点已经从英国是否会重返欧盟，转移到如何重返欧盟以及代价是什么。
这些话题出现的背景是英国正面临新一轮政治动荡，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后，首相斯塔默被要求辞职。
西班牙《机密报》网站文章指出，英国的两党制濒临崩溃，威胁国家统一的离心力在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同时出现。英国的政治格局已进入动荡期。一切似乎都在同时发生，而且速度快得惊人。
英国的经济状况也不容乐观。根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英国智库欧洲改革中心等机构的研究，因为“脱欧”，英国国内生产总值降低了6%至8%，投资降低了12%至18%，生产率下降了3%至4%，就业人数也减少了3%至4%。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则显示，由于“脱欧”，英国的服务业出口额大约下降了4%到6%。此外，自2019年以来，英国出口远逊于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
由于“脱欧”带来的财政压力，英国公共服务不堪重负。更重要的是，离开欧盟让英国的国际影响力受到影响。在“单飞”之后，英国在欧盟制定相关规则时不再参与其中，但又不得不慢慢适应这些规则。“脱离欧盟，以‘全球英国’身份独自扬帆远航、驶向自由和机遇的大海，对某些人来说或许是一个绝妙的计划，远胜于欧盟成员国身份带来的种种混乱和妥协。然而，在遭遇现实的‘海盗袭击’之后，我们又回到了混乱之中。”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战略研究教授康尼什在《金融时报》上这样写道。
《卫报》认为，英国仍被“脱欧后遗症”困住。“脱欧”不仅没有兑现“重振英国”的承诺，反而让英国陷入长期的经济和战略困局；英国企业在进入欧洲市场时面临更高贸易成本，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受到冲击，而所谓“全球英国”战略也并未取得预期成果。《卫报》还强调，英国年轻一代越来越倾向支持重新融入欧盟体系。
《金融时报》也强调“脱欧已经造成可量化的经济代价”。该报尤其关注投资下降、英欧贸易效率降低、高端人才流失以及伦敦金融业部分业务外流等问题。该报认为，英国未来至少需要与欧盟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因为单一市场、资本流动和人才流动对英国经济仍具有重要意义。
折射现实困境
各政党、舆论难以对当前政治困境给出合理解释，为避免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升级为对国家体制的质疑，“脱欧”议题便成为各方讨论与博弈的焦点
“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对很多英国民众而言是个意外。当时的英国精英未能充分察觉国内民粹主义情绪高涨。民粹主义将矛头直指欧盟，‘摆脱欧盟控制、争取自主发展’成为脱欧派争取民意支持的核心主张，并最终促成‘脱欧’公投以相对多数通过。”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公投结束后，英国社会迅速出现舆论冲击与民意撕裂，‘脱欧’议题在社会、民意及精英阶层内部始终未得到根本解决。为避免民意进一步分裂，保守党约翰逊政府主导推进‘脱欧’进程，英国在法律层面完成‘脱欧’，但思想层面并未真正‘脱欧’。”
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历时15个小时，投票率为72.2%，脱欧派以51.89%比48.11%的微弱多数决定了国家的命运。公投结果宣布第二日，就有数百万人在英国政府和议会请愿网站上要求举行第二次公投。自那以来，英国民众更是几次举行大规模游行，呼吁“重新加入欧盟”。
“‘脱欧’10年后，这一议题再度成为热门话题，核心原因有两点：一是英国国内始终存在留欧派的思想基础；二是10年政策实践后，英国面临诸多内外困境，民众逐渐意识到‘脱欧’虽带来政策自主的优势，却引发更多负面后果。”崔洪建分析，“脱欧派当年的理想是，脱离欧盟后既能摆脱其影响，又能与其建立互利平等的关系，同时可以放开手脚深化与美国及其他重要经济体的合作，打造‘全球英国’。但10年过去，这一理想并未实现：英欧关系仅在工党斯塔默政府上台后出现良性互动，且仍存在诸多合作障碍；而‘全球英国’战略受地缘政治冲突、大国博弈影响，实施空间不断缩小。”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第一，脱欧派此前承诺的发展红利未能全部实现。“脱欧”后，英国经济遭受显著冲击，曾一度被印度超越，下滑至全球第六大经济体。对外贸易层面，英国对欧盟出口规模降幅超两成，同时与其他国家的经贸谈判进展缓慢、阻力重重，贸易多元化战略收效甚微。此外，脱欧派“移民会更少、国家会更安全”的承诺也未达到预期效果，英国移民数量一度不跌反增。第二，民生层面的现实困扰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后悔情绪。“脱欧”后，英国民众往返欧盟国家的便捷性大幅下降，繁琐的出入境手续、严苛的资质审核，不仅影响普通民众的跨境生活，更大幅抬高了英国企业对接欧盟市场的经营成本，严重制约了双边商业往来。第三，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民意反转的原因之一。2016年脱欧公投时，老年群体是“脱欧”的核心支持者，年轻一代普遍倾向于留欧。10年后，曾经的年轻一代成为选民主体。这一群体高度重视人员、资本、资源的自由流动，对“脱欧”带来的各类限制与不便感受最为直接。
“如今，不少英国民众与精英将目前的困境归咎于‘脱欧’。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也折射出英国政坛的现实困境——各政党、舆论难以对当前政治困境给出合理解释，为避免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升级为对国家体制的质疑，‘脱欧’议题成为各方讨论与博弈的焦点，这也是其再度走红的重要政治社会原因。”崔洪建说。
重返欧盟，可能性极小
未来一段时间，英国重返欧盟的议题会持续在舆论层面发酵，并成为政党博弈的工具，但难以进入实质推进阶段
在工党2024年7月上台后，英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与欧盟建立更紧密联系。2025年5月举行的首届英欧峰会上，双方同意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其中包括在国防和安全领域加强合作，以及放宽食品贸易限制。英国方面近期表示，预计今年夏天第二届英欧峰会举行后，双方将达成三项协议，包括食品与农产品安全协议、碳排放交易协议以及青年“交流体验”计划。英国政府还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新法案，以将欧盟规则迅速转化为英国法律，而无需经过完整的议会表决程序。
“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上台后，努力重启与欧盟的关系，主动推动英欧关系修复，逐步化解部分合作僵局。不过，斯塔默政府的‘红线’也很清楚：不回头，不重新加入单一市场或关税同盟，不恢复人员自由流动。这意味着，英欧合作是局部、有限的务实协作。”丁纯指出，“英欧当前的合作有一定‘抱团取暖’属性。面对美国关税壁垒、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等外部挑战，英国与欧盟选择共同应对外部压力、维护自身经贸与安全利益。”
崔洪建指出：“当前英欧关系仍处于调整期。斯塔默政府将改善对欧关系作为对外政策核心，英欧已在安全、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释放合作善意。但‘脱欧’后，英国若想重建与欧盟的互惠关系，需通过深入谈判解决大量技术难题。此外，‘脱欧’加剧了英国地方分裂主义。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均面临分离主义挑战，而英国在欧盟内部时，地方分离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这进一步让英欧关系趋于复杂。”
受访专家均认为，英国重新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目前来看并不高。
“从2016年公投，到2020年正式脱欧，整个过程让英国付出了沉重代价，没有人愿意再次陷入大规模社会撕裂与政策动荡。而且，目前工党政府立场明确，坚决不推动入欧进程，国内主流政党也无强力推动入欧的政治共识。民众层面的入欧呼声，本质上是对当前经济低迷、发展乏力现状的不满宣泄，而非成熟、理性的政策诉求，并非真正做好了重返欧盟的准备。”丁纯分析指出，“从欧盟层面来看，欧盟虽声称对英国敞开合作大门，但始终保持审慎、强硬的态度。欧盟无意为英国重启入欧谈判，更不会延续英国此前享有的特殊成员国待遇，以杜绝成员国随意进退破坏欧盟一体化秩序、产生负面示范效应。”
“一方面，英国国内虽有政治人物公开提议重启入盟讨论，且该议题已与政党斗争深度绑定，但英国政治局势日趋碎片化，尚无任何政党具备推动重返欧盟进程的足够能力与意愿；同时，‘脱欧’由公投决定，重返欧盟也需再次公投，结果难以预判，政治风险极大。另一方面，欧盟对英国重新加入态度谨慎。英国‘脱欧’期间，欧盟内部便达成共识：既要对英国‘脱欧’予以必要警示，也要为其未来回归设置高门槛。欧盟不愿成员国对其‘予取予求、随意进出’，此举会削弱欧盟公信力，还可能引发其他成员国效仿，阻碍欧盟内部整合与政策统一。”崔洪建认为，“未来一段时间，英国重返欧盟的议题会持续在舆论层面发酵，并成为政党博弈的工具，但难以进入实质推进阶段。英欧将长期在必要领域开展合作，同时在利益分歧处持续博弈竞争。”
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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