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法国学者潘鸣啸与他的知青研究著作《失落的一代》

书评：法国学者潘鸣啸与他的知青研究著作《失落的一代》

文/桑宜川

法国人潘鸣啸 (Michel Bonnin) 是一位多年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他的《失落的一代》是一本研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历史的学术专著，被欧美学界认为是研究“知青学”的力作之一。早在2009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繁体中译全本。翌年，北京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重译后出了简体删节本。在今年回顾与反思知青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之际，重读这二个版本，做一些译文删节的比较研究，感悟同一文本何以在不同的语境中展示不同的表达方式，有着别样的读书启示。

迄今为止，学术意义上的“知青学”在中国内地大学和社科院系统尚属“不提倡”研究的领域，因而“知青研究”从未跻身国家课题，也从未出版过有份量的研究著作。当然，除了用“红色话语”写成的书籍不在此列。面对现代中国历史上这场波及全国各地，影响到千家万户的运动，在当代中国历史叙事的国际场域中，让大批西方学者捷足先登，独占学术至高点，少见中国文本，实在是让国内万千学者汗颜不已，值得反思之事。

多年来，在海内外学界常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之说，类似的研究领域还不少，国内与国际水平相比，尤其是人文学科，都显得滞后一大截，依此类推，或许我们也可以说：“知青运动在中国，知青学在国外。”对于这一立论，当然会有人提出质疑，何以如此，是很正常的心理状态。然而我们的眼睛所能看见的，却是不争的事实，仅以《失》著引用的外文参考文献，洋洋大观，丰富而又翔实，出自不少欧美大学的汉学研究重镇，大大超过了国内中文刊物发表的数量。当下国内知青研究中应有的理性思维付诸阙如，在话语叙事中“一边倒”的状况，再现了凄美的“敦煌故事”。

前几年，潘鸣啸教授告诉笔者，他在学生时代研读过萨特、欧洲古典哲学和印度宗教。在1968年爆发的巴黎“五月风暴”中，他曾是热血青年，渴望探求共产革命的发生根源。1973年，他只身抵达当时的英属香港，勤工俭学，研习中文格致，同时他也接触到了不少从中国大陆逃生过去的知青，与之交谈，及时了解到正在发生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为他后来的写作积累了不少素材。

如今，潘鸣啸是法国社科院的当代史研究员、同时也受聘为清华大学客座教授、清华大学中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兼职主任。他出生于法国伊夫林省的圣日耳曼德语区小镇昂莱，具有哲学学士、中国语言与文化学硕士及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出道背景，为他的中国学研究提供了切实的“后勤保障”。除此之外，他还是与知青联姻的“中国女婿”，或称“乘龙快婿””。言谈之中，似乎比我们还“热爱”知青，还“洞悉”知青运动，通过学术研究成果，走到了中国学者的前面，实在让我们脸上有点挂不住，因为“知青学”毕竟是我们的“国学”啊。

出于好奇，起初我不解他的中文姓氏何为“潘鸣啸”？想必其中有着一个“很中国”的故事，不然的话，其法文或英文的(Michel Bonnin)音译，本应为“米歇尔·波恩”或类似的字眼。后来逐渐悟出，中文的

“鸣”和“啸”均有很“阳性”的语义，符合他多年来以一贯之的法国学派治学方法。其实，类似取名的西方学者大有人在，当年哈佛大学汉学家费正清，就与他的英文本名John King Fairbank的音韵相去甚远；英国剑桥学者，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其英文名为Joseph Needham也与中文的文意不搭界，但他的煌煌巨著却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明清以降，西方学者崇尚自取一个别样的中文姓氏，并引以为荣，不能不说是早年滥觞于欧美宫廷及上流社会的Chinoiserie中国风遗韵。

如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从兴起到终结已经过去整整五十年，知青研究渐热，几乎一夜之间成为“显学”，体制内的部分学者刻意忘却或完全省略了当年绝大部分平民百姓家庭出身，听凭命运摆布的万千知青所遭遇过的身心痛苦与摧残，竟然为那场充满悲情故事的“流放岁月”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还载歌载舞，声称“艰辛探索”与“青春无悔”之说已占据了不少媒体空间，更有近日北大的一位学者倡议“重启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正受到坊间和学界的广泛质疑。几十年来，国内大学领国家薪俸，享受科研基金补贴的文史教授何止成千上万，浩然成军，本应涌现不少“知青学”专家，作为这一“国家记忆”的记录者，然而却鲜有以此为己任，展开正常的学术研究，更惶论写出有份量的学术专著，情何以堪？

如今可查阅的文献记载，“文革”之后的1978年，李先念说：“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对此观点，邓小平表示认同：“虽然上山下乡的荒谬性一清二楚，但决不能承认政策错误，在宣传上还得让知青认为在广阔天地得到宝贵的再教育”。当年的副总理纪登奎也阐述了高层共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为这五十年前兴起的知青运动表述了官方的态度。虽然当年的这些政治老人早已作古，但为了维持“安定团结”，至今对这一段当代“痛史”官方仍采取二元化对策。由此可见，多年来中国内地学术界对知青运动集体失语，是有出处的。

回望历史，知青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尽管他们曾以生命为代价，屈从于那个年代的“大局”需要，做出的奉献已逐渐因时光流逝被淡化，被尘封，或被遗忘，但仍对那场“文化浩劫”，对“极左”思维方式，以及对以整人为目的的运动大多有着特殊的反感，大多有着较强的平权意识，希望通过自身的悲情遭遇，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潘鸣啸的这本书将有助于中外读者了解那一场不同寻常的运动，推动中外学者深入研究那一段富于教益和启示的历史。

潘鸣啸在其书中写到：“毛泽东“琢磨”出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非其首创，乃是当年由周恩来具体执行，从赫鲁晓夫那里完全照搬的模式，源自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城市青年被大规模动员，送往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在那里安家落户，从事农垦建设，可收一石数鸟之效。作为倡导“共产主义社会”模式的领袖，他们二人皆为农户出身，而且早年都深受民粹主义的影响，这即是知青运动的源起。”前些年，潘鸣啸的这一观点获得了杜导正、李慎之、李悦、徐友渔等中国知识界大伽的认同。可参见他们各自的论述，限于篇幅，谨此不展开列举。

历史文献记载，1954年初，赫鲁晓夫希望尽快改善不景气的苏联农业，忽发奇想，利用城市共青团员们的先锋精神，动员他们去开垦位于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荒地。从那年月起，“苏联的经验引起中国共青团中央的注意，团刊给予大量报道与评论，团中央组织代表团多次赴苏联学习，党中央赞赏并转发团中央的报告。从1956年起，上山下乡就和解决城市失业人口相“结合”，正式组织知识青年团队到黑龙江北大荒去开荒，就是知青运动的开端。

潘鸣啸在其书中写到：“1963年，周恩来策划用18年，动员3500万知青下乡。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当用美丽辞藻反复宣传时，原本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这一事实很快就被遗忘，而毛泽东却被誉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创始者。”诚如斯言，为今后中国学者研究这一段知青历史的沿革，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其实，西方学者对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系统研究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80年就已起步。笔者在海外问学多年，碰巧认识几位以“中国知青运动”为博士论文选题，获得学位的西方学者。如今的加拿大UBC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也有几位在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专攻“知青”研究，已经形成了某种传统和范式。他们或许在语言与经历诸方面不如中国学者具有本土优势，但他们却能凭借视野开阔、思想自由、理论坚实等后天优势，写出具有洞见的论著，不由得中国学者不叹服。

1977年，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Thomas P. Bernstein）的《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是较早出版的一部专著。其夫人也是学者，在他的中文版前言中写到：“在这个国家曾实行一系列的控制城市膨胀、促进农村发展以及使教育与经济发展实际相适应的措施中，一个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城市中学毕业生送到农村和边疆去安家落户……这无疑是本世纪任何一个国家中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 托马斯本人也在书中指出：“中国政府让知青下乡的根本原因，是为了解决当时城市面临的就业压力。”但他们夫妇俩没有深入述及赫鲁晓夫的下乡模式。因此可以说，潘鸣啸在他的著作《失落的一代》里，通过细密论证，进一步解读了这一段历史的前因后果。

从那以后，托马斯夫妇对中国知青运动起因的这一解读被海内外广泛接受，以至于由原国务院知青办老同志编写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也特别提及：“美国教授的这段话比较真实、客观地表达了中国党和政府的决策者发起上山下乡的本意和初衷。”对此，潘鸣啸却有他的研究心得，他想要质疑和挑战的，正是这种纯经济的解释，他认为主要动因不在经济而在政治方面。

潘鸣啸不仅要弄清楚上山下乡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更加着力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掀起这场大规模运动的主要动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在经济还是政治？他的《失落的一代》一书认为，毛泽东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有三种。第一种在意识形态方面，它在1968年的动员宣传中具有突出地位。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学校教育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教育，青年越来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革命理想，因此，他们必须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与此同时，上山下乡还能实现另一个意识形态目的，即缩小“三大差别”，即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第二种动机是要降伏红卫兵，恢复社会秩序，重新稳定局面。在1968年，中国内地省市为了平息“造反有理”和“天下大乱”的局势，相继成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但红卫兵仍然没有停止派性斗争，争吵不断，武斗不断。从7月底起，军队和工人组成的工作队进驻大学，强行制止派性、恢复秩序，紧接着就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这个运动还有一种作用，就是建立在领袖个人思想及威望基础上的“魅力领袖”式权威制度。

潘鸣啸并不否认上山下乡包含有经济上的动机，他把这样的动机分为两类，一是积极的，即要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中国农村历来落后，需要城市青年把知识、文化、科技带下去，而边疆是“反帝反修的最前线”，需要增加防卫力量；二是消极的，即要解决城市就业和人口过剩问题，这个动机在许多时候羞于提及，因为据说失业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问题，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但在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也会顾不了那么多，毛泽东的号召就是夹在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为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发表的，这篇报道的题目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

实际上，潘鸣啸对经济动机的作用持怀疑态度。他指出，在大量下放知青的地方，往往是既不缺农业劳动力又不缺能读会写会算的年轻人。他的论证更是指向伯恩斯坦的观点“解决城市就业和人口过剩问题”。伯恩斯坦预言，工作岗位最不紧缺之日，就是运动结束之时。但事实是，知青运动进入尾期的1979年正是城镇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峰期。统计数据表明，十年“文革”中，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数量与被下放到农村的知青数量基本持平，都在八百万左右。事实上，城镇企业单位需要劳动力，但当时的政策不允许雇用城镇青年，于是只能在农民中招工，这说明上山下乡运动并不是源于化解城市中待业青年人口过多的问题。有人说，下乡运动毕竟对农村发展有促进。但事实上，绝大部分知青是在不需要劳动力的地区充当农村劳动力。

当年，约1800万青年学生被赶下乡当“知青”，从事本不该在他们那个读书年龄从事的农活，对上中学，进大学读书已毫无希望，尤其是数以万计的女知青在后来回城、入党、提干、上大学的利诱逼迫之下，成为权力的牺牲品。这是中国大陆文革时期血淋淋的真实历史。潘鸣啸举例，1972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70余人成为幸运者。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妇科检查的医生惊讶地发现，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几乎全是暴力性裂痕。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许多女知青是以肉体为代价，换得一张离开农村的通行证的。

事实上，从1964年到1980年，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包括回乡知青) 达数千万之众，其中约有一半是女知青，大部分被侮辱过的女知青都不愿暴露真实情况，因为中国式的伦理道德将使失去贞操的年轻女性受到巨大的心理和社会压力。例如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某团助理保卫干事，被一名当权者奸污后送到四川去上大学，后来此当权者又奸污其他女知青被揭发出来，坦白罪行时交代出与她有过关系。当外调人员到四川找到她询问情况时，她却矢口否认。外调人员失望而归，那当权者因此而被减刑，逃脱法律与正义的制裁。这些悲情故事就是真实的知青历史，对持“青春无悔”或“艰辛探索”者而言，不知作何感想？

潘鸣啸认为，当年毛泽东确实需要把忠于他的“红卫兵”驱赶出城，因为他们人数众多，经历过政治斗争的风雨，桀骜不驯，是难于驾驭的一股社会力量，尽管他作为“魅力领袖”的个人威望已达到了顶峰。但是，被放逐的红卫兵迟早会产生怨言，农村极度落后的现实，会使他们对教科书上学到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的观念发生动摇，会使他们的不满和异端思想广为传播。随之而来的云南军垦农场事件，通过长途跋涉，集体进京诉求，争取到了中央政府的让步，终结了知青运动的历史，便是例证。

潘鸣啸解析，中国政府之所以迅速对云南知青做出让步，也与1979年初已决定的“对越自卫反击”有关联，“如果在此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国内社会冲突，就很不利于开展对越反击战。”上山下乡在1980年被终结，并非中国政府主动认错，而是“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1979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政府最终不得已放弃了这场运动。”包括全国农民的消极抵制，几亿城市平民百姓的怨声载道。由此可见，西方学者除了具有国际视野，比较方法论，在学术研究中常抱有“问题意识”，使他们有机会找到切入点，深入其中，展开研究，取得成果。

潘鸣啸的书中忽略了终结知青运动的历史功臣赵凡，因为他没有述及当年正是赵凡作为“钦差大臣”，带领中央工作组去到云南边疆，看望处于“水深火热”中，人生已经彻底绝望的万千知青，并将他们的“我要回家”正当诉求带回京城。那千年一跪，跪醒了沉睡的莽莽林海，跪醒了西双版纳亚热带坝子，跪醒了尚存的人性与良知， “朝廷”开恩了，全国各地的知青孩子们终于可以回家了，牵动着当时数千万个家庭，上亿中国人的心，这是如此卑微的生命呼唤！据说，当年云南军垦农场知青代表进京上访，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诉求成功的见证。

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提供了一系列数据：至今约80万知青被永远留在“广阔天地”，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总数约43万。最后一批15.5万知青下乡发生在1980年。当年享受下乡豁免权的青年学生中，干部子弟占42%，工人家庭出身31%，，普通家庭4%，出身不佳1%。下乡后参军入伍的，干部子弟占86%。文革初期几年，全国大中小学教育几乎全部陷于停顿，部分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高中。文革后第一届77级仅有43.9万知青及社会青年进入大学，后来进入“上层建筑”的知青总数不超过100万。18%的成才率，既是1800万知青的个人不幸，数千万家庭的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灾难。由此可见，《失落的一代》对大量原始数据进行全面系统地归纳梳耙，整体考察，取精用宏，立桩深固。就资料而言，一册在手，“知青”可知，为全面概要了解知青一代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合适的综述性读本。

对那一段充满悲情的历史，如今花甲之年的知青朋友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统计数据显示，文革以后涌现了大量的《伤痕》文学作品，国内各出版社出版了《伤痕》题材的长篇小说计有六十余本，回顾那一段“痛史”，洋洋大观。但在学术研究领域，气氛却显得较为冷清，让西方学者先声夺人，因为他们较少思想束缚，观察中国问题，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视角。正是一代知青，空前绝后。多少悲情，多少故事；几度春秋，几度回眸，代代口传，代代难忘。（上图：绝食几天的云南军垦农场知青们）

如今，部分知青仍在自娱自慰地高呼“青春无悔”，竭力为当年的苦难岁月寻找浪漫价值，仍在将“白白浪费”说成“艰辛探索”。更有国内作家张承志声称：“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真不知他的幸福在哪里？行笔于此，稍感遗憾的是，潘鸣啸所著《失落的一代》对这一知青现象尚未展开深入论析，或许这就是中西文化的“代沟”之谓。值得庆幸的是，千百万知青一代“人还在，心未死”，勿忘真实的知青“痛史”，并从中涌现了一大批有良知，有理性，有担当的“知青学”研究者。一位知青作家写道：“我们如不将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就死无对证了”，这话说得真好！在这样的回顾与反思中，真实的“知青学”也必将持续走热，再不抓紧抢救第一手资料，再不深入认识这场“带着体温”的运动，通过成千上万的知青们在云南边疆热带雨林里集体下跪争取到的做人权利，不当时代弃子的权利，想要回家的权利，实在有点对不起自己以生命为代价所付出的青春与芳华。

2018年7月7日星期六初稿，2024年11月28日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