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凌：我38岁“高龄”才去美国
沙白：“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这个身份听上去更像个活动家，基于你多年来策划的种种交流活动让人目眩，也符合活动家标准。通过你的观察感受，中国作家到了美国后，整体上的写作观念和在中国本土写作时有何不同？他们在美国社会的写作地位如何？
冰凌：一个朋友看到百度人物词条“姜卫民”（注：冰凌的本名），里面罗列着我们开展中美文化交流活动报道的新闻标题，感慨地说：“我看标题都看累了，你们一件事一件事做起来，真不知道要花多少精力，要花多少钱！”新闻媒体上称我为“中美文化交流丝绸之路上拉骆驼者”。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火老先生来信也说：“您是一个爱国者，一个热心人，一个醉心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以及中美交流（包括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的为达到目的而不惧万里长征的苦行僧”。
我给自己定位是一个“干事”——为中美文化交流干点实事。二十年来我们为中美文学、文化交流干了几百件实事。我觉得干比说更有力量，更有效果。一位记者曾经采访我，要我谈谈我的思想。我说，我的思想就是我的行动；我的行动里就蕴藏着我的思想，体现着我的思想。
我38岁“高龄”才去美国，是去讲学，讲幽默小说语言，讲学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职业，只是一种临时的身份，你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就像一条鱼被扔到了岸上，你首先得想办法挣扎到有水的地方才能存活下去。所以，要放下斯文和体面去餐馆打工。有的餐馆贴着这样一幅对联：“已有博士洗碗；不缺教授端盘”，横批“斯文扫地”。我在国内当过插队知青，当过炉台工人，当过机关干事，当过报社记者，我是个能吃苦的人，当时在美国打工那点苦在我眼里不算什么。打工时还有热饭热菜中餐随你吃饱，打完工回家点点票子还能赚几十美金，不打工的时候，我就写小说，写专访，去演讲，也能赚点钱。这么下去，干个几年也能实现美国梦——买个房子，买个车子。
可是到美国后，我发现海外对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了解极少，从而形成极大的偏见和误区。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因为历史把我推到了这个位置，使我无法回避。1996年11月7日我40岁生日，我关在家里思考了一天，决定成立一个作家团体来干点事。我当即联系一批中国大陆去美国的作家，他们都是原中国作协会员和各省作协会员，注册成立了“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我担任会长。
办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最大的问题是钱的问题，在美国办事，没有钱寸步难行，不要说大的活动了，就是日常工作开销，电话传真费，邮寄费，交通费，汽油费，复印费等等，都是一笔开销。我至今都感激沈世光、凌文璧夫妇、林缉光赵明心夫妇和作联同仁们的大力资助，我自己更是竭尽全力来维持作联正常的运作。我有一段话：“我们有钱就做有钱的事，没钱就做没钱的事，钱少就做钱少的事；总不能不做事，也不能等到有钱了再做事。当然，今后有钱了，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有大钱了，就可以做更大的事。”
我住在耶鲁大学校园附近，至今已经20年，我兄嫂都在耶鲁工作，我的侄女毕业于耶鲁，是个“耶鲁中国女孩”，我也被聘为耶鲁中国论坛特邀主笔。我喜欢耶鲁的文化氛围。1996年，我在《世界周刊》发表长文《容闳带来的小留学生们》，证实了耶鲁大学（康州）是中美文化、教育交流的发源地。这篇文章被总领馆作为介绍容闳的范文。我为耶鲁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做了不少实事，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主任、国际著名汉学家孙康宜教授在赠送我的新书扉页上题词，称我为“一个比耶鲁人还要‘耶鲁’的人”。我把这看作是对我极高的嘉奖。
中国作家到了美国之后，有国际视野了，见识广了，信息多了，有了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的参照，更能激起或者激活创作力。作家职业在美国是受到尊重的。但你要靠写作来养家糊口则非常困难，除非畅销书作家。更多的是有一份固定的职业，用业余时间来写作。还有一部分作家平时在家写作，同时兼做一两份临时的工作。新移民里，女作家比较多，先生有一份固定的职业，可以养家糊口，妻子可以在家相夫教子，空闲的时间较多就写作。
（原载：中国文明网、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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