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跨国婚姻中华裔女性的文化宿命-华闻时空

——论倪娜新著《我引领你》人物命名的深意

王吉明；古大勇

摘要：旅德华文女作家倪娜的长篇小说《我引领你》聚焦跨国婚姻中的华裔女性，双女主里梅与萍实的命名蕴含深厚的文化意味。第一：“梅”与“萍”作为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典型意象，赋予了她们鲜明的中国文化符记，也暗喻她们的身世命运。第二：“梅”与“煤”的谐音勾连东北工业变迁，映射社会转型下个体的创伤和乡土追忆。第三：作者特意通过强调“梅”非“玫”，指向一种非对抗性斗争向度；萍实之名实现对“萍”的漂泊命运的超越，她借宗教实现精神突围，为文化宿命的突破提供可能路径。小说通过双女主命运对比，揭示外嫁女群体在跨文化语境下的边缘困境，批判和追忆旧有文化传统，反思社会转型对个体的裹挟，最终以包容视角探索异质文化共存与个体救赎的多元路径。

关键词：倪娜《我引领你》命名策略文化宿命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台港澳暨海外华人文化圈的鲁迅接受研究”（项目编号：22FZWB098）

作者简介：王吉明（2001-），男，绍兴文理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古大勇(1973－)，男，文学博士，绍兴文理学院鲁迅人文学院教授，中国世界华文学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绍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我引领你》是旅德华文女作家倪娜新著长篇小说，作为其个人中德文化三部曲代表作之一，这部书聚焦于双女主里梅与萍实的两段跨国婚姻，全景式展现外嫁女的个案式生命历程，并从长度与深度两方面，探讨了外嫁女生存状态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命题及中德社会文化差异。

作者倪娜再次践行了“给欧洲的中国外嫁女留下一份精神慰藉，让国内外专家学者了解这一特殊群体的时代命运”[1]的创作使命，书中的呢喃叙事，既是对远嫁德国的华裔女性生活情状的个性书写，又是对异质文化中个人出路的共性思考，由此引出了文化这一绝大的命题。深刻思想主题的表达借助巧妙的叙事设计得以呈现，这从双女主命名的匠心独运中可见一斑。书中双女主的名字，尤其是“里梅”，具有深刻的文化隐喻，甚至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其命运走向。正如毕光明序言所论：华女外嫁作为一种人生形态和文化现象，其带给黄种女性全新的生活感受与生命体验，是由独特的文化宿命所决定的。[2]本文拟从人物命名这一角度，深入探讨外嫁女的文化宿命及作者倪娜对于突破路径的思考。

一、“梅”与“萍”：中国文化符记与身世隐喻

里梅和萍实这两个名字都承载着鲜明的中国文化符记。“梅”与“萍”是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两个典型意象：梅与霜雪相伴，与苦寒为友，以傲雪之风骨，居四君子之首，是中国古代诗人吟咏不尽的对象；萍则以其无根浮水的生存状态，成为漂泊身世与家国之思的隐喻。

梅坚韧傲雪的品格，往往与苦难相随。小说借里梅日记展开叙事，对里梅个人成长经历的披露自第二章始，其章节标题正是“梅花香自苦寒来”。作者刻意安排里梅出生在农历正月十七的东北大地，是时天寒地冻，银装素裹。[3]似乎从人物命名及章节构思之初，里梅的苦难命运已然注定。小说中，里梅遭遇了婚姻不幸、父亲病危，亲人算计。她需要在姐姐、母亲、妻子和女儿这些身份之间不断切换，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她的苦难源于原生家庭的不幸福：“老一代的不幸婚姻，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的婚姻，一代传一代陷入恶性旋涡，绑架亲情、孝道，让你生不如死，痛不欲生，被噩梦长时间的纠缠内耗，无法断水抽身。”[4]里梅憨厚善良，甘愿为家庭付出，从未有丝毫懈怠。无论是谁来到柏林，她都会为每个人精心挑选礼物，跑遍商场，舍得花钱出力，尽量满足每个人的心愿。尽管如此，她却依然受到妹妹的戏耍欺骗；姐妹意见不合，住在一起时整天争吵不休。冲突最激烈的一次，里梅不顾妹妹里菊的奚落和讽刺，忍辱负重，含泪拉着德国丈夫菲利普逃离。此后，家庭裂痕不断加深，伤口被一次次撒盐。里梅不仅要承受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还要面对亲人间的内耗和纠缠，她的心如同荒芜的野草，充满绝望。“家族如一张恐怖无形的大网，绝望中只有逃离。”[5]

而在苦难之外，“梅”这一意象本身又自带一种冰清玉洁的高贵气质，这便构成了里梅人生的另一面向——灵性。正如书中所言：“里梅活了两种生命，在两个世界里遨游，即是生物的，又是灵性的。”[6]这种灵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里梅热爱文艺。她在德国的居所中西合璧，雅俗共赏，从花园的精心设计到中德文辞典与文学经典书籍的整齐排列，再到各色收藏品的陈列，无不体现出主人里梅对文艺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第二，里梅超脱功利。她选择搬到四面环水的小岛上居住，正是为了远离攀比，不被物欲束缚。里梅“不想沦为可怜的物质奴隶，在贪婪和掠夺的硝烟弥漫中葬送自己，于是与过去与她们与眼前的世界断、舍、离。”[7]；第三，里梅追求自由。在传统夫权思想主导下，社会普遍认为女性一生最大的价值在于遵守三从四德，照顾好家庭和孩子。然而，这种传统文化观念却成为里梅这一类女性追求自由独立的阻碍。对于里梅而言，“作为女人的使命和意义就是摆脱束缚，解放自己，成就自我，不虚此行”。[8]这间接促成了里梅远嫁德国的人生抉择。在这种意义上，多数外嫁的华女，正是被一种跟不上时代、多少令人感到窒息的旧文化从生养了她们的土地上逼走或赶跑的。正因如此，里梅是一个高贵的、超凡脱俗的存在。“寒风犀利刺骨，夹杂着风沙灰尘，在室内以口罩遮挡细菌，在室外同样以口罩抵挡灰尘雾霾。”[9]她主动选择与那些旧观念、旧文化隔绝开来，如同躲避细菌、尘埃一般。

里梅坚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传统观念，忍尽一切苦难。她也相信“风水轮流转，山不转水转”，将人生的诸多磨难看作上帝安排好的考验和课题，促使她更加坚毅顽强，帮助她不断成长成熟。她热衷于《老人与海》中老人那种不服输、不畏老的精神。老人坚守了人的尊严、虽败犹荣，却又不得不接受自我认知和自我淘汰。里梅意识到人生最后的结局大致如此，体认到意义的虚无感。里梅吃过苦中苦，宁愿放弃千辛万苦的拥有，与这个世界和解，却唯独无法与自己的亲人和解。最终，泪眼婆娑的里梅，在空中如仙子般飘落谢幕，飘飘渺渺，一头栽倒进现实的尘世里，灰头土脸。她终究没有躲过抑郁症，自溺仙去，零落成泥碾作尘。

与里梅的悲剧相比，萍实之名则寄托了对“萍”飘零之感的超越。萍实二字，源自汉朝刘向的《说苑·辨物》：“孔子曰：‘此名为萍实，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获之，此吉祥也。’”作者为这一名字赋予了“漂泊路上的幸运果实”的寓意，虽朴实无华，却也平安踏实。里梅无法承受血缘伦理带来的一次次打击，最终精神崩溃，自溺身亡，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牺牲品。而萍实虽在疫情期间的华人世界里感受到环境对她的异化，但她选择放下，并在德国丈夫的影响下皈依上帝，以超然态度接受人类不可知的未来。这也正是萍实真正认可的人生：“余生我只想做回自己，甘愿普通平凡。”[10]

二、“梅”即“煤”：社会转型阵痛与乡土追忆

小说写道：当年父亲给她起名为“梅”，本意是希望她的人生像寒冬腊月的梅花，“坚强、忠贞、高雅，不畏严寒冬霜，傲然顽强生长”。而“梅”与“煤”同音，对于出生、成长在东北建设时期的煤城的里梅来说，煤似乎与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煤’赋予了她神奇的力量，随着年龄增长日益不可思议了。”[11]

里梅天生对煤的纹理图案与味道情有独钟，认为其口感如井水般清冽，沁入心脾。“人家捡煤烧煤，她捡煤吃煤玩煤，煤成了媒介和通道，将现实与未来连接”。[12]“梅”与“煤”的联结，唤起了一段“封存的粉尘记忆”：里梅的父亲里煜麟那一代人为建设东北、开垦北大荒来到此地。随着东北发展为煤炭和重型工业基地，煤城因煤而生。煤城父老乡亲靠煤活命，对煤的感情深厚，如同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在那个年代，人人有工作，生活和谐，邻里互助，民族团结。然而，随着东北国有企业关停并转、逐渐成为私企，大量“煤黑子”失去安置，其后代开始自谋出路，或北漂、或南下、或出国。人人被时代洪流裹挟，难以逃脱。

在不到三十年间，东北工业由辉煌走向衰败，中国社会加速发展，进入转型期。固有认知逐渐被颠覆，道德观念与价值体系飘摇不定。社会衡量标准发生转变，物质与金钱成为主导，理想与精神追求被边缘化。这便是社会快速转型带来的阵痛与代价。作者以里梅重返北京的见闻加深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观察：“九月的北京阳光明媚，穿过高楼大厦的水泥森林，现代化气息扑面而来，总有建不完的楼房耸立，到处施工工地的热火朝天繁忙景象，尤其夜色的施工工地，节假日不休息，这在国外是没有的，绝对是中国特色，好像中国人都是钢铁铸就不需要休息，不需要家庭团聚，效益和赚钱最重要。”[13]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下，里氏家族内部也逐渐走向分崩离析。多年未共处的亲人变化巨大，尤其是亲姐妹之间。尽管表面上认同精神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却将物置于第一位，过分强调赚钱的重要性，缺乏信仰追求。唯有里梅身上留存着上一代人的美好印记。首先，在每一次远洋电话结束时，她常常后悔对父母的关心关怀不够，隔得越远越时常反思反省，回忆过去的不容易，感叹如今日子过好了，亲情却淡了；其次，现代人普遍嗜钱如命，你死我活侵占掠夺，如盲人一样忽视沿途风景。而里梅依然试图去感知那些自然界的细微之美，她能听懂小鸟语言，理解鱼儿冒泡，体会蜗牛黏痕，感受蝴蝶扇翅。[14]而在一个全社会急功近利的时代，里梅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她显得不合时宜。正因此，里梅越来越感到故乡的陌生，每次归来又匆匆离去。她也由此越发珍惜在德国的生活环境，认为那里更适合人类居住。

然而，作为远嫁德国的华人女性，在跨文化语境下，里梅面对的是文化归属与身份认同的双重边缘性困境。她在地域文化上陷入边缘处境，其女性身份更使边缘性加剧。[15]对于海外华女而言，她们多因留学或工作而居留他乡，有人为了追求稳定的生活远渡重洋；有人因爱情嫁给了德国人，爱屋及乌，承担起对德国的一切。然而，这些选择往往难以被同胞所理解。在德语主流社会中，日常生活中鲜有机会使用汉语，难以进行深入真切的交流。为了尽快融入当地社会，更多地了解华人社区，并与德国人尤其是自己的德国丈夫实现无障碍沟通，她们不得不背负着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的重负。里梅就在中德跨国婚姻中体会到了与德国丈夫之间的距离和差异，这些问题在多年的婚姻生活中一直存在。她单方面地逐渐被熏陶和同化，但她的丈夫却几乎没有因她而有所改变。正如他所说：“你在德国生活嘛！”[16]尽管里梅感叹自己“每天备受德语煎熬，整天ABC被德语包围，无处说汉语，经常写错别字，几乎忘掉我从哪里来，要到哪儿去啦！”[17]但只要她的名字还在，对煤的记忆总会将她带回对故乡的思念中去。

作者引用朱自清的现代诗《煤》来赞美煤。煤不仅给予里梅力量，还承载了她儿时家庭的幸福与美好记忆。煤与故乡紧密相连，成为里梅与故乡不可分割的情感纽带。然而，作者并未对煤所指代的乡土社会进行过度美化。书中讲述的婆媳冲突，揭示了传统乡土社会中保守与狭隘的一面，婆婆思想保守、吝啬抠门、爱占小便宜等行为，暴露了庄稼人的愚昧落后。此外，传统夫权思想和女子三从四德的价值观念，对女性自由独立发展的阻碍，同样是故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

里氏家族的变迁，展示了里家女儿外嫁异国婚姻的现实生态。在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对比中，两种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后疫情时期，作者倪娜回国参加海南笔会，在北京家中找不到咖啡，进而发现自己的胃已经适应了两种文化的生活，缺少哪一半都不再适应，都不再是完整的她自己。小说中，作者借里梅之口，道出了“在国外生活这些年，我学会了对比，对比国与国之间，人与人的优缺点……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对与错，不过是出发点和角度不同，追求的不同所致”的包容立场。[18]正如古大勇所评：倪娜的生命经历决定了她长于从“跨文化”的视角来进行创作，但在价值观上，并没有表现出扬此抑彼的倾向，而是超越了狭隘的文明优劣论，客观公正评价各类文化的特点，与其说是“跨文化”的视野，不如说“跨文化”赋予她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19]

综上所述，作者倪娜旅居德国，坚持用母语写作，并将外嫁女命名为“梅”，与“煤”同音，既体现了她对“煤”的宝贵执念，也展现了她对海外华人家国情思的深刻书写。这一命名背后，蕴含着作者对社会转型期阵痛的深刻体悟与理性思考，也反映了她在异国他乡对传统家园的超越性回忆与情感寄托。在对过去的回忆中，里梅探寻自我存在的定位，以温和的文字抵抗现实的残酷与消磨，从而超越乡愁。

三、“梅”非“玫”：非对抗性与救赎路径思考

在小说中，里梅的个性被塑造成梅花而非玫瑰。“梅花清高典雅可不扎手，就是冰凉，冷美人，有时有些不近人情。”[20]　与之相比，玫瑰则以带刺尖锐的形象示人。梅花所代表的，正是一种非对抗性的斗争方式。这种斗争向度在里梅和萍实两位女主的形象塑造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正如《我引领你》这一书名所揭示的，作者通过这部作品，深入探讨并追寻着一种可能突破外嫁女文化宿命的路径，而非对抗性在两位女主各自生存困境中呈现出的复杂面向，正是这一命题的宝贵思考。

里梅的非对抗性首先体现为以日记为载体的内向自我救赎。她将情感创伤转化为文字仪式，视日记为“摆脱痛苦的唯一发泄出口”。[21]面对婚姻危机与家族变故，她刻意回避追问，却在“哭诉会”中发出“我有罪，请上帝饶恕”[22]的独白，这一矛盾行为折射出她对现实的梳理及对内心的压抑。里梅从未真正受到宗教引领，其内省模式更多源自文学的“准宗教性”：她与萍实皆以文学为“诗意远方”的寄托，试图以诗性灵魂对抗金钱主宰的残酷现实。但这种内向性恰成其软肋。当生活逼迫里梅以“女版堂吉诃德”的姿态战斗时，柔软的诗性灵魂无力撼动金钱主宰的权力结构，沦落到“每战必败，伤痕累累，无处疗伤”[23]的悲剧循环。写日记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兼具疗愈与逃避的双重性。里梅在写给家人的信中称其受到“执着的信仰和文学的滋养”，引领她走到今天。文学的确可以作为灵魂向上拉升的凭依，使她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依然感恩知足，安于现状，自尊自爱。然而文学虽能提供精神庇护，却无法消解现实中的结构性压迫。

里梅的非对抗性的另一面向为“心软”导致的伦理困境。书中多次强调其“憨厚善良”“心慈手软”的性格特质：她忍受“无性婚姻”的憋屈，在家族冲突中“好了伤疤忘了痛”，对施暴者里菊的反复和解，甚至将德国丈夫的不悦归咎于自身，“亲爱的，要怪就怪我吧，都是我的不好，让你来北京这么不愉快，都是我的责任，我的错儿。里梅知道一两句话根本无法解释清楚。”[24]这种“心软”既受传统家庭伦理的规训，亦包含对暴力对抗的本能拒斥。而当所谓的善良沦为被人戏耍欺骗的弱点时，非对抗便异化为对压迫的默许。书中记录了里梅的“逃婚宣言”与两次“反抗猥亵”，她在深夜遭猥亵却不敢报警，又将自己的“逃婚”行为定义为背叛，这都暴露出非对抗性反抗的无力。正如她对命运的发问　“为什么憨厚善良愿为家庭付出的人总是被人戏耍欺骗，好人没有好报，恶人得不到惩罚和报应”[25]“谁能救救我，难道一辈子都这样委屈，没有感情地苟且，忍受这就是我的命吗？”[26]可见这种反抗始终笼罩在宿命论之下。里梅做出反抗行为的动力更多“伤痕累累”后的应激反应，而非来自主体意识的觉醒。作者倪娜曾说：“为什么越亲越爱越痛苦越逆反逆行呢？似乎是个家庭伦理悖论……每个人都是生命的个体，谁也无法代替谁的人生，也就不能强加、干涉、替代。”而践行心理学家阿德勒的“课题分离”理论，与原生家庭进行精神切割，或许能破除这一“越亲越痛”的“家庭伦理悖论”。

此外，小说第七章中，萍实在疫情期间的“穿山甲化”，同样是非对抗性斗争的一个隐喻。萍实与里梅，作为两个有着相近婚姻经历与人生旨趣的外嫁女，其形象在多数时候可以并置解读。萍实连续多日沉浸在日记本里，日记中的“我”仿佛成了她的化身。当她读完最后一本日记，终于理解了里梅生无可恋的决绝，体会到她的痛苦和创伤。值得一提的是，梅花树的树皮与穿山甲的外壳在形态上颇为相似。

在德国口罩工厂的异化劳动中，萍实因“被裹挟成另类”而逐渐“生出鳞片”“直不起腰身”，最终以“盔甲隔绝世界”。这一意象具有双重象征：其一，穿山甲的硬壳指向自我保护的本能，体现边缘群体在权力挤压下的生存策略；其二，鳞片的“非对抗性隔离”暗示精神世界的荒漠化，例如：“自此萍实只干活不说话，用耳塞听书，听《圣经》，慢慢地不会与人交流，　语言成了多余，堆积变成白色的厚茧。”[27]“穿山甲”意象的深刻性在于，它揭示了非对抗性斗争的异化代价。萍实从“闯入者”变为“穿山甲”的过程，实则是资本与种族双重压迫下的主体消解。工厂的“喧哗与骚动”象征物质社会的吞噬对个体的吞噬，而“听《圣经》”的行为则标志了她寻求宗教救赎的转向。事实上，作者并未否定这种选择的价值，非对抗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在结构性压迫中的现实智慧。作者提到“新冠病毒传播自中国误食穿山甲”这一谣言，并将其与中国人受歧视的事件相联系，可推知作者对“穿山甲”这一形象抱以同情， “穿山甲化”亦是在荒诞现实中坚守自尊自爱的表现。

最终我们看到，萍实在宗教的引领下得到救赎。“好在她这个穿山甲很快从洞里爬了出来，有多少人没能爬出来。”[28]作者在书中呼吁：但愿人们心中有信仰，真正懂得信仰的力量。人生如过客，永恒的家在信仰里。坚守世俗约定，建立信用，像欧美人那样追求信仰下的契约精神，这体现了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信奉自由、平等、守信、救济。这不是单方面强加胁迫，而是各方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信守精神。[29]

四、结语

小说在萍实对后疫情时代的观察中落下帷幕。历经三年疫情，社会似乎集体陷入“选择性健忘”的状态，人刻意回避曾经的话题，行色匆匆，仿佛生命进入了倒计时，关心的只是尚未体验的度假胜地、美食和时尚。人们倡导回归自然，享受那些无需花费的阳光、大海和沙滩。“犹如创世纪时期，似乎比疫情以前更加赋予生机、活力、欣欣向荣的和谐景象。”[30]这一变化是否暗合作者对于“煤”所象征的旧黄金时代的批判性追思？对比里梅与萍实的结局，前者挣扎于文化认同的裂隙中，父亲的离世彻底切断了她与故乡的血脉联结。那些深藏心底的童年记忆从可触摸的文化根系异化为符号碎片，她在岁月变迁中对故乡的思念愈发浓烈，却饱受无依无靠身份的煎熬。她的自我沉溺似乎确实是一场难以摆脱的文化宿命。而与此同时，萍实的救赎路径为外嫁女群体提供了正向启示。

总体而言，倪娜的新作《我引领你》突破了单纯描绘外嫁女海外生活情状的限制，将视角拓展至跨文化视野下人类社会的共同命运。正如毕光明在序言中所说：它提出了文化这个绝大的命题，并探索了在异质文化的鉴照下暴露出负面作用的文化可能有的出路，是一种别开生面的信仰叙事。[31]

联系人：古大勇，电子邮箱：764472045@qq.com；

手机：15659081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