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期丨第一章 环境使然 艺术得以启蒙

父亲是我心中的书法家

翻看似雄鸡屹立东方的中国地图，位于鸡头位置的是东北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那里土地肥沃，人口稀疏。

据父亲韩进德回忆，清朝末年，韩家从河北闯关东，落脚到吉林市永吉县一个山峦起伏、流水潺湲，名倒木河的小村庄。历经几代人的辛勤劳作，苦心打理，韩家俨然成为方圆几十里的头等大户。

物换星移，世事沧桑，到祖父韩炳武这一代，韩家因受火灾和土匪抢劫而家道中落，父亲遂入职铁路。小父亲 3 岁的母亲丛桂兰，家居段吉岭，与倒木河相距不远。

1954 年底，为支援内地建设，父亲调到邯郸铁路机务段工作，率全家搬到铁路大院，那一年我不足 1 岁。

计划经济时期铁路是特殊行业，职工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尤其是火车司机的岗位，要求更严，工资也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父亲在日本统治东北伪满奴化教育时期，读了六年级高小，在那个年代算是准知识分子。母亲也识文断字，博闻强记。

1960 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时，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正值“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我，饿得少气无力，每天下学跑回家第一个抢饭吃，还有过因交不起学费，被老师赶出教室的凄惨经历。全家人在父亲、哥哥和姐姐挖野菜、母亲当装卸工，全家人节衣缩食中，硬是挺了过来。

韩家几代人的文化浸染，特别重视教育，即便是生活困难，也勒紧裤腰带供孩子上学。我的两个哥哥先后考上河北省重点学校邯郸一中，我也在学校担任少先队中队长。

父亲肖像

父亲性格耿直热情坦诚，加之生长于东北大户人家，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虽无一官半职，但因子女成绩优异而被尊称为“教育家”，又因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而备受尊重。

记得我小的时候，晚上常常看见父亲在灯下写毛笔字，有时候给东北爷爷写信也全用毛笔。因为觉得好玩，父亲写时，我就依偎在他的怀里，瞪大眼睛看着父亲写大字时的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写家信时的行云流水、龙飞凤舞。调皮的我有时还会伸出小手去抓一下笔杆，蘸一下黑黑的墨汁。每逢这时，父亲就会用手指刮一下我的鼻子，露出慈祥的笑容。

我上学时，学校设有大字课，每周一节，学生可以有选择地临柳公权的《玄秘塔》，颜真卿的《多宝塔》。因为受父亲的耳濡目染，我特别愿意上大字课，描红本上常常被老师画满圆圈。放学回到家，便把大字本交给父亲看，而每逢此时，父亲除表扬外，还会指出不足，亲自在大仿本上为我示范，甚至手把手教我如何提按，如何运笔，如何掌握字的结构。

父亲虽说是火车司机，但很少出乘跑长途，多是在段里做外勤调车，是常日班。我四年级后，每天最喜欢干的事是中午给父亲送饭，这样不仅能额外得到父亲的“犒赏”，更能目睹到父亲悬腕书写车间墙报的情景。

春节写春联、贴春联是中国的传统风俗，每年这段时间也是父亲最忙、最惬意的时候。除在单位写外，家里也早早铺开了摊子，左邻右舍，父亲的亲朋好友都会登门求字。父亲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那些天，我也总是给父亲打下手，帮助裁纸、研墨，忙得不亦乐乎。大哥二哥放假从学校回来，也会帮父亲一块书写。

“写一笔好字，是一个人立世成业的门面”，这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我们兄妹几个人奋发读书，勤于习字。数年后，我于书法事业上能有所成绩，寻根溯源，完全得益于父亲的谆谆教诲。父亲是我心中最崇拜的“书法家”。

巧的是两个邻居都是画画的

南朝宋人季雅被贬为南康郡守后，买下了当时辅国将军吕僧珍隔壁的一处宅院。吕问房价多少，季说：“1100 万钱。”吕认为太贵，季补充说：“我是用 100 万钱买房子，而用 1000 万钱买邻居啊。”

孟子的母亲，为了给年幼的儿子以良好的教育环境，不惜三次搬家，终于把孟子培养成为一代大儒。

我生长的 20 世纪 60 年代，家里住房是单位分配，不可能按意愿买房，邻居是谁，品行好坏，也完全不能自主决定。然而好像上天刻意安排，让我与艺术结缘，两个邻居恰巧都是画画儿的。

南邻居姓梁，与我家仅一墙之隔，在铁路电务段工作，家里有 5 个小孩，老大名梁辰，年长我十几岁，因又聋又瞎，休学在家，每天捧着本古书，摇头晃脑，嘴里之乎者也嘟囔不止。

梁辰不仅嗜书如命，而且酷爱画画，他家墙上到处张贴着他画的钢笔勾线人物，造型准确，栩栩如生。1961 年 2 月，报纸上登载了为保卫集体财产牺牲的优秀少先队员张高谦的模范事迹后，梁辰自己编写脚本，画出了一套连环画，在我上学的铁路小学展出，引起了很大轰动。

绘画是视觉艺术，对儿童脑力开发的启迪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比拟的重要作用。出于好奇，亦是心灵感应，我从小喜欢画画儿，家里攒了一箱子小人儿书，时常翻看，有时怕父母吵，晚上便趴在被窝打着手电筒看。现在又有了这样的邻居，可谓得天独厚，所以每天下午从学校回来，我就长在梁辰家，看他画八路军，画黄继光，画刘胡兰，也画小日本。晚上，做完作业后，我也学着梁辰的样子，临摹小人儿书，久而久之也很是有模有样。

无独有偶，距我们家不远的另一个邻居王叔亚也是画画的。王叔亚与我们家是东北老乡，同父亲一样前后脚调到邯郸。东北毗邻前苏联，从文学艺术到生活习俗都深受其影响，王叔亚喜欢艺术尤其是苏联油画。在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华夏大地，特别像邯郸这类小城市，画油画是典型的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父亲虽然不会画画，但喜欢欣赏，自然成了王叔亚的知音。隔三差五，王叔亚便来我家与父亲喝酒，侃大山，而话题又多与油画有关。我的两个哥哥已上高中住校，我就成了父亲和王叔亚这对老哥俩聊天的忠实听众。从王叔亚的言谈中知道了什么是油画，苏联油画的特点，苏联出名的油画家是列宾、苏里柯夫、列维坦、希施金..

1964 年，王叔亚的大女儿考上了天津美院，欢庆之余他把自己画的一幅油画风景送给了我的父亲。画面蓝天悠远，雪山皑皑，金黄叶子的白杨树高大挺拔，半山坡上白墙红瓦的别墅若隐若现，典型的俄罗斯民族风情。父亲把这幅画挂在全家人举目可见的显要位置。那个年代，家里能有一幅油画，而且还是外国风景，无异于天方夜谭。每逢朋友造访，父亲都要介绍一番，与王叔亚喝酒也有了新话题。

这幅油画不仅成了我们家的宝贝，也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外面世界的窗户。每天下学回来，我都会认真端详一下这幅画，不时用手摸摸油画颜料的凹凸厚薄，感触笔触的横竖起伏。每逢此时，我的内心充满憧憬，一片阳光明媚。

我得了“小画家”的雅号

古人云：“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少若成性，习惯之为常。”

我 6 岁上学时，在全班 50 多个学生中年龄最小，与大我三四岁的同学相比不仅个子又瘦又小，智商也低了不少。三年级以后，年龄差距相对缩小，我的学习成绩也由不上不下跃居前几名，直至全年级第一，继而担任少先队小队长、中队长。

教室后墙是一块长长的黑板，办板报是班里的重任务。因为是小学低年级，老师让几个年龄大一点的负责，我只是打杂跑腿的角色。试办了一两年后，我的特长逐渐显现出来，学习成绩也扶摇直上，老师干脆将此重任交给了我。

板报是一个月必须出一期，同年级四个班还要争比高低。于是我把全班同学中既能写稿，字又写得好的陈志和、任成贵和李瑞云等几个同学组织起来，各负其责，我则主管版面设计、书写标题和画插图。如此一来，我们班的板报质量不仅越办越好，我的写字画画的水平在这个小小舞台上，也得到了充分展示。

1963 年 3 月，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后，全国上下立即掀起了学雷锋争当时代楷模的热潮，机关、厂矿、学校到处都挂满了雷锋的画像，新华书店也摆满《雷锋故事》《雷锋日记》等书籍。雷锋的事迹更让我们这些三年级小学生无比感动，“以雷锋为榜样，誓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变成了每一个人的实际行动。

雷锋画像

为了表达学雷锋的决心，我买来白报纸，准备画一张大的雷锋像。当时不同形式的雷锋像很多，挑来选去决定画一张雷锋头戴棉帽的木刻头像。

怎么画呢，我想起了梁辰教给我的临摹放大方法，便跑到市里的文化用品专卖商店，买了一个塑料透明的九宫格，套在找好的木刻雷锋像上，然后再按比例把同样的格放大到 8 开纸上。接下来就是将小画每个格的位置具体画到大张纸上。因为是第一次这样画，格外认真细致，发现误差马上擦掉再画。勾完整幅画的轮廓后，再用墨汁把轮廓里填满。

连续几个晚上的熬夜，这幅画终于画完了。贴到墙上，远远一看满像那么回事，与原画相比没有差别。首次临摹大画的成功，让我充满喜悦，父亲母亲也为我感到高兴。

第二天，我把画好的雷锋像小心翼翼地卷好，上课前先拿给班主任刘宝珍老师看。刘老师看过后，先是一惊，然后问：“是你画的吗？”我点头说：“是。”平常严肃有余的老师马上高兴地说：“画得太好了，韩玉臣。”

上课铃响了，得到老师表扬的我心里美滋滋地走进教室。让我没想到的是，刘老师讲课前，先展开我画的雷锋像，问全班同学画得像不像？好不好？当得到肯定一致的回答后，才说出我的名字，同学们对我报以热烈的掌声。下课以后，一些同学围着我问这幅画怎么画的，什么时候画的，我据实

一一回答。还有一些同学伸出大拇指，直接叫我“小画家”。

这张雷锋像应视为我的第一幅美术作品，“小画家”的雅号让我萌发了长大当画家的梦想。1963 年当是我艺术理想萌发的起点。

我决定靠画画生存

我就学的邯郸铁路学校，是小学加初中的体制，教室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按高低依序排开。我升到六年级时，紧邻初中教室。

1966 年 5 月，初中学生突然开始张贴批判老师的大字报，随后又把矛头指向校长，名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

受大哥哥大姐姐的影响，我们班几个学习差经常挨老师批评的学生，也开始贴大字报。

时间不长，运动开始升级，许多老师被批斗、游街，女老师被剃成阴阳头。六一班班主任祁连山老师，因是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部队的见习排长，被第一个揪出来批斗。我们班主任老师李秀君，因家庭成分是地主，也被斗得死去活来。教地理课的关丽、教音乐课的马步国，不堪忍受侮辱先后卧轨自杀了。

“文化大革命”很快又从学校波及各行各业。送给我们家油画的王叔亚，因喜欢俄罗斯油画被打成苏联特务自杀了。我们家的斜对门邻居，同是火车司机的闫庆桢，只因技术好也被批斗。卧轨自杀的尸体拉回家时，血呲呼啦摊了一大堆，真瘆人。

再往后就是“红卫兵造反”，“破四旧”，两派对立，武斗枪战。我虽然是小学六年级学生，每天刷标语、刻传单、画漫画，特长有了用武之地，绘画技艺得以提高。

1968 年初，邯郸两派组织之一的“地总派”，被中央“文革”顾问陈伯达宣布为反动组织后垮台了，紧接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刮十二级台风”。我父亲因历史问题，加之是“地总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先是每天挨打批斗，随后不久就被限制人身自由，关进单位的“牛棚 1”，我们家也被从铁路大院撵到了农村。

中国历史几千年，存有株连九族的恶劣传统。“文革”中又盛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这种政治生态很快就波及社会各个领域不同的人群。除此大背景外，邯郸又因两派群众组织一赢一输的结果，表现得更为突出。由此一来，我这个年仅 14 岁的小学毕业生，自然也成了“反革命子女”，“国民党的孝子贤孙”，由少先队中队长沦为被批斗游街的“狗崽子”。

学校红卫兵组织勒令我必须每天三次请罪，随时接受班级和全校的批斗。在铁路大院游街时，我的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凡到路口就要跪下来进行自我介绍，稍有怠慢就被拳打脚踢。一次全年级开批斗会，我挂着牌子，双手向身后高高抬起，低着头站在课桌上。时间长了，脖子被铁丝勒得生疼，想活动一下，竟被身后的红卫兵头头从桌子上踹了下来。幸亏摔到坐在前排的同学身上，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在那些凄惨悲切，受尽凌辱的日子里，我常常夜不能寐，凝望星空，既祈祷磨难快些过去，又为自己未来的前途忧虑。不谙世事的 14 岁小孩，不可能知道“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更不会预判尔后的政坛变局，但眼前父亲的政治历史问题是客观存在不可改变，自己要想出人头地绝无可能。论身体条件，自己又低又瘦，扛大包卖力气的活也干不来。好在自认为有画画的特长，字也写得不错，兴许将来可以靠此生存。由于“文革”中政治宣传的需要，会画画儿拉琴的人才备受欢迎，这样的社会客观存在也佐证了我的想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思考的不断深入，我要依靠画画在未来生存的想法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清晰。正如老子《道德经》所表述的：苦难是一种修行，逆境是一种沉淀。又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写：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当时我小小年纪，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抱负胸怀，亦不能痴想成为伟人，但知道人要生存，而且要尽可能体面地生存。因此我决定因地制宜，因己而宜，选择画画，未来我要靠此一技之长来安身立命，要靠此特有的功夫来赢得尊重。

社会政治环境压力，家庭境遇巨变，我一夜之间长大了，成熟了。

画画写字成了我生活的全部内容

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确立了人生目标，也就有了动力，把请罪挨斗当成锤炼意志的课堂，利用所有时间练技艺，长本事，成为我每天的唯一追求。

找来白纸，装订成速写本，家里所有人和周围邻居，都成了我的“模特”，家里桌椅板凳全成了道具。

我奶奶韩柳氏，菩萨心肠，操持家务几十年，老了本可以颐养天年，可偏赶上“文革”，每天为父亲揪心。在一次不慎被邻居骑车撞倒后，便长年卧床。于是奶奶成了我最好的“模特”，每次我画她时，都能感受到她发自内心的慈祥微笑。

母亲不仅勤劳节俭，而且性格非常刚毅，面对家庭变故，强忍眼泪，一方面定期到洗选厂看望父亲，鼓励我们刻苦学习，一方面到建筑工地搬砖、搅拌水泥打零工，挣钱补贴家用。母亲每次灰头土脸回来，一脸疲惫的样子也自然印在我的速写本上。

我们所住的孟午村，房东姓来。我母亲去村里租房时，因是被铁路大院赶出来的反革命家属，多遭白眼，而来家却十分善良地收留了我们。来家老两口也自然成了我笔下的朴实农民形象。

我的姐姐、妹妹因学校停课，休学在家，每次见我画她们时，就会主动配合，按我的要求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1968 年年底，学校复课，我虽升入初中，但所学的课程不多，大部分时间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二报一刊 2”发表的社论文章。1969 年，则是挖人防地道，战备训练翻墙头。即便是这样，我也利用一切空闲时间画速写、画素描。课堂上老师讲课的姿态屡屡进入我的画册。课间休息，前后桌同学郑晓秋、孙秀清、王菊英、谭建华更是我随机要画的“模特”。我的同桌梁恒仁老实本分、寡言木讷，是我的小跟班，自然被画得最多。以至数年后同学相聚，说起当年给我当“模特”之事，都说我的成功有他们一份功劳。可惜的是，当年的速写本没能留下，人生奋斗最初的节点少了印痕和佐证。

中国传统文化讲书画同源、书画一家，在我拼命画画的同时，临帖练字也由原先的兴趣爱好变成每天的必修课、硬任务，晚上一写就是两三个小时。为了适应往大批判专栏上写字的需要，除了继续苦练我擅长的颜体字外，又找来当时社会上仅有的上海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新隶书《毛主席语录》、新魏碑《鲁迅诗词》、行书《毛主席诗词》，进行反复临摹。

隶书尽管有蚕头燕尾、波磔起伏的笔画要求，但有了楷书的提按转折基础，相对容易把握，练过一段时间后便已经有模有样了。魏碑则不然，起笔出方、中锋运行、收笔锋回，拐弯勾以及运笔的技巧，都与楷书有很大区别。我先是用笔练，反复体会毛笔在手中的顿挫捻转，之后用排刷书写大标语，在钢板上刻蜡纸时，也尽量写魏碑。就这样，仅一年多时间，便掌握了魏碑的基本要领。至于行书，则主要是记不同字的结体和偏旁部首的不同写法，以及整篇布局和错落有序的章法。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种书体练习的齐头并进，收效明显，很快在之后写大字报、办大批判栏中得到有效的应用，以致后来参加工作受到重用，都与此有很大关系。这也为数年后我在邯郸书法界脱颖而出，并成为河北省著名书法家奠定了基础。

时人不识凌云木，只待凌云始到高。

【韩玉臣艺术简介】

1954年生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荣誉教授、全国人大代表。

幼蒙庭训，喜书法，好丹青。1968年因画伟人像初识油画，先后师从中央美院李桦、苏高礼、梁玉龙和著名画家张文新。

华斯皇家装饰博物馆，先后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法国巴黎、意大利佛罗伦萨美第奇宫，热那亚公爵宫、比利时布鲁塞尔于克勒艺术中心、罗马波拿巴宫、俄罗斯列宾美院、乌克兰基辅国立美术馆举办个人展览。

荣获第12届佛罗伦萨国际当代艺术展最高荣誉“伟大的洛伦佐终身成就奖”，油画《牧羊女》荣获第152届法国国家艺术沙龙展金奖，《朝拜路上》荣获第225届法国艺术家沙龙展铜奖。

多幅油画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等艺术机构和政要名人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