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丨第一章环境使然艺术得以启蒙-华闻时空

第一次接触油画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毛主席的画像无处不在，其中《毛主席去安源》这幅画，单张彩色印刷高达 9 亿张，创世界之最，同时也使油画这个从西方舶来的美术形式得到最大程度的传播。

1968 年 9 月初的一天下午，学校没课，我和同学彭程一起到铁路机务段看大批判专栏。彭程从小学一年级就跟我同班，家又离我家不远。彭程父亲是现役军人，母亲是医生，家境优越，放学后我常到他家去做功课。

在铁路所有单位中，机务段职工最多，岗位最重要，因此职工普遍文化程度也最高，自然大批判栏质量也超过其他站段，故我常去观摩学习。

机务段办公区环境幽静，大门西侧是一片小树林，北侧是长长的一排大批判专栏。我们顺小路往里走时，忽然看见一个工人师傅在树荫下画画，我顿时眼睛一亮，快步上前细看。

画有 2 米多高，斜靠在树干上，画的是毛主席头戴八角帽在延安窑洞前的形象。这一形象来源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拍的照片，在那个时代备受推崇。画布前摆着几把椅子，其中一把椅子面上平放着一块玻璃，上面堆满红红绿绿的颜色，地上纸箱里插着长短不一的画笔。画画的师傅有 30 多岁，个子不高，手脚麻利，正在画毛主席的八角帽。我不敢吭声，站在一旁边看边琢磨：这大概就是油画吧？

师傅王福祥

“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工人师傅停下画笔，扭过头来问。当时铁路把中学分为两个学校，我据实回答：“铁二的。”“喜欢画画儿？”师傅又问。我连忙答道：“喜欢。”师傅再问：“画过油画吗？”我不好意思地说：“没有，这是第一次看画油画。”

又过了一会，师傅放下笔休息时，问我们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后，师傅风趣地说：“我记住了，一个是邯郸，一个是彭城。”我姓韩，跟邯郸的邯是同音，彭程则与邯郸南边 30 公里盛产陶瓷的彭城完全同音。“我叫王福祥，就在段里搞宣传。”师傅自我介绍说。见师傅这么客气，这么随和，我忙说：“王师傅，教我们画油画吧。”“可以。”王师傅爽快地答应了。

说完，只见王师傅把垫在调色玻璃下面的另一块玻璃抽了出来，又把垫的白纸撕出一半，放在另一把椅子上，再放上玻璃，这样画板就成了。然后，王师傅指了指地上的纸箱说：“就按照我画板上的颜色和排列顺序，把颜色挤到上面。”

听了王师傅的吩咐，我赶忙拉过纸箱，开始找颜色。锌白、柠檬黄、中黄、土黄、朱红..从左往右，从浅到深，一字排开。上小学的时候，我买过简单的水彩画颜料，没想到油画颜色竟这么多，名字还挺有意思。

挤完颜料，王师傅用画笔边示范边说：“黄和蓝两种颜色混在一起是绿色，红和蓝相加是紫。要多用土黄、土红、土绿，这样调出的颜色柔和、协调，不会太生、太艳。”说完后，王师傅就让我自己试试看。我拿起画笔，小心翼翼地调起颜色来。又过了一会儿，王师傅画累了坐下来休息，并对我说：“你试着画窑洞的背景吧。”听王师傅这么一说，我立马晕了。我连颜色都不认识，马上就上手画大画，而且是毛主席像，怎么可能？如果画坏了，轻则挨批评，重则是要被判刑坐牢的。“文革”初期，往往因为写错一个字、说错一句话，而被处理的事情数不胜数。既担心画不好，更心存政治余悸，我连忙摆手说：“不行，不行。”

“没关系，画不好我再改。”在王师傅的反复鼓励下，我拿过照片，尝试性地调背景颜色，然后再往画布上涂。刚开始，战战兢兢，手不停地颤抖，适应了好大一会儿，胆子才大了起来。我虽然是第一次接触油画，但画过水彩，有些基础，居然画得满是那么回事。

“不错，颜色调得挺准，就这么画。”王师傅的表扬肯定，让我信心更足了。

天渐渐黑了，我帮王师傅收拾东西，又一块到盥洗室，王师傅教我如何用热肥皂水洗油画笔，如何用软纸把笔头缠好，以确保笔毛不散利于继续使用。

晚上回家后，我一直兴奋不已，偶然的机遇让我接触了油画，让我认识了画画上的第一个老师——王福祥。

随后几天的下午，我都拉着彭程到机务段，边向王师傅请教，边继续画窑洞的背景。当这幅画完成，挂到机务段显要位置时，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因为背景是我画的。

我画了同样一张毛主席像

赏由物召，兴以情迁。连续几天到机务段跟王师傅学画油画，使我一下子对美术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升华，有了一个全新的感觉。

如果从 1963 年画雷锋像算起，虽进步不小，但仍是小打小闹，与油画相比那就是小儿科。油画才是真功夫，才是至高无上的艺术。画画需要悟性，需要天赋，自己是否具备虽昏昏然，但几天的实践使我增强了有能力画好画的自信心，看到了将来通过画画可以改变境遇，转圜命运的曙光。

趁热打铁，巩固战果，我要开始学画油画。在那个年代，花钱买油画颜料无疑是奢侈消费，当我把此想法告诉母亲时，她深情地说：“老三，妈知道你求上进，家里再困难也支持你。”

拿着母亲给的几块钱，我到市里文化用品店买来油画颜料和画笔，又在家里找了块方正的木板，涂上白漆，准备自己动手画油画了。

毛主席在延安窑洞前

画什么呢？《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在庐山》都不行，画面上东西太多、太复杂，肯定画不好，况且画板又太小，幅面不够。画当时每家每户墙上贴的毛主席正面像更不行，难度更大。还没学会走就要跑，肯定摔跟头。一口吃不成胖子，得循序渐进慢慢来。思来想去，决定就画王师傅教我的“毛主席戴八角帽”这张吧，自己画过背景，王师傅画脸部时我也一直在旁边看，相对比较熟悉，这样成功的把握会大得多。

拿定主意，我找来照片，打上九宫格，先用铅笔起草稿，然后开始画背景，画衣服和帽子。两天过去，把这些部分画完了，便开始画毛主席的面部。

看王师傅画和自己画完全是两码事，暗部颜色老调不准，不是深就是浅，涂来改去，越画越脏。亮部更是不敢往里放其他颜色，总是朱红加锌白，加中黄，结果是红彤彤，又火又生。因为画得不理想，生怕同学去家里玩时看见，便偷偷地把画藏起来。

也许父母遗传基因的作用造就了我从小就不怕事、不服输的性格，几天后我决定用白漆把没画好的脸部全部涂掉重新画。

有了第一次的教训，画第二遍时，我边画边回忆王师傅作画时调色的过程，边画边想王师傅讲的“要多用土黄、土红，颜色掺和得越多越柔和”的教导，反复尝试。又忙了一个星期，这幅画总算画完了，挂在家里的墙上，拉开距离反复端详，拿出照片认真比对，自我感觉还不错。

星期天，大哥二哥从一中回来，看了后也说画得很好。后来，我又把这幅画拿到学校，同样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可我唯独不敢让王师傅看，怕他见笑。

初生牛犊不怕虎，勇气通往天堂，怯懦走向地狱。

在机务段和铁路地区大批判组的历练

第一幅独立完成油画的成功，给我的鼓舞是巨大的，此后，每天只要有空闲时间我就往机务段跑，星期天更是跟在王师傅身后，问这问那，学写各种美术字，学画更为复杂的油画。

就这样，不知不觉两三个月过去了。一天王师傅跟我说：“小韩，你进步太快了，再往下我就教不了你了，机务段画画最好的是杨彪，你跟他学会长进更大。”于是，王师傅便把我介绍给了杨彪。

从王师傅办公室再往里走，有一个独立的大房子就是机务段大批判组所在地。杨彪和一个名叫贾新坡的师傅就在那办公。我去时，只见地上堆着一块块牌子，墙壁上除了正在画着的水粉画外，还贴着不少机务段职工的素描肖像，车间劳动速写。

有王师傅的介绍，杨彪非常热情地说：“先随便看看，想学画画每天来就行。”看着墙上色彩丰富、用笔干脆利落的水粉画，欣赏着一张张造型准确、线条生动的素描，我高兴极了，庆幸自己又有了水平更高的好老师。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就成了机务段大批判组的常客。杨彪老师不大爱讲话，每次去都见他不是画画就是看美术资料，要么就是给工友们画肖像。如果赶上杨老师画水粉画，他就一边画一边给我讲水粉画的特点，讲与油画在画法上的区别，讲怎么才能画得明快、准确。讲完后他再示范让我加深理解。再往后，杨老师就把大批判栏上一些小的水粉画让我画。刚开始掌握不好，老是用油画的方法来回涂抹，画面要么脏，要么粉。在杨老师的指导下，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后，便掌握了水粉画的基本要领。

贾新坡老师比杨彪老师年轻几岁，热心谦虚，总是把一些小的插图、题花让我画。一开始我是打格用铅笔放大画，后来他就鼓励我直接用赭石广告色起稿，以训练我的眼睛和造型能力。不忙的时候，贾老师就跟我聊天，讲美术领域里的历史典故和名人轶事，讲世界著名画家的奋斗历程。

办大批判专栏的工作阶段性很强，一个月出一期，要加班加点赶出来，这时我就在两位老师指导下，裱牌子、刷底色、写标题、画边花。出完专栏空闲下来的时间，我便跟着杨彪老师学画人物素描，偶尔也画一两张油画写生。

1970 年初，政治气氛降温后，机务段大批判组解散了，杨彪老师调回了老家山西阳泉，贾新坡老师又继续当他的机电工，经他们推荐，我又到铁路地区大批判组帮忙。

邯郸铁路各站段隶属于石家庄铁路分局，为了统一协调铁路与地方的关系，分局在邯郸设立了办事处，人们习惯称为铁路地区。

那时候，邯郸市各个大单位都分别在市中心最繁华的中华大街两侧设置了大批判专栏，这也成了邯郸各路写字画画高手一比水平高下的擂台。铁路在邯郸是极具影响的大单位，不知什么原因，其大批判专栏没有设在中华大街，而是单独设在人流往来较多的火车站广场南侧，负责此项工作的是靳汉章老师。

靳汉章和我之前认识的几位老师相比，年长十几岁，白白瘦瘦，温文尔雅。靳老师长于版面设计和组织协调，主要工作是先确定每一期的主题内容，详细完成每个细节的设计，统一裱纸打底色，然后抽调各站段的美术骨干完成插图，书写则由同在大批判组工作的王丙英和王小奘两位老师承担。

我因在机务段大批判组帮过忙，这些工作的程序已经很熟悉，也能独立完成单幅水粉画，所以很快便成了靳老师的得力助手，并与另外两位老师配合得也十分默契。其中我干的最多的活是用熟赭广告色往展牌上写文字。

广告色本身有黏性，浓度大，与用墨汁往纸上写字最大的区别是拉不开笔，书法效果差。尽管我的毛笔字已经很有基础，但猛然用广告色写还不适应。在靳老师鼓励指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摸索，我很快适应了这种书写方式，以致最后，整个大批判专栏上的大字小字几乎全是我写的。光阴荏苒，时过境迁，2015 年，王福祥、靳汉章等几位老师应邀到阳光聚会，我说起这段写字经历时，已年过八旬的靳老师还记忆犹新地说：“小韩，你那时候学写字真下功夫，趴在那一写就是两三个小时。”王老师看了我画的西藏题材油画，尤其是获奖作品《牧羊女》，十分感慨：“小韩，你能有今天的成绩，可都是一步步熬出来的啊！”

在学校与其他大批判专栏的水平 PK

复课闹革命仅仅过了半年，1969 年 7 月，按年龄计算我们这届学生已经到了毕业的时间，尽管什么都没学，也要走上社会。

那时候人的地位分为三六九等，界限异常分明。全年级 200 多个学生，父亲是造反派头头，有权有势的几个同学分配到了邯郸市最好的军工企业汉光机械厂，略微差一些的也进了铁路或几家部属省属企业，剩下的 29 个同学要么是地富反坏右子女，要么是不足 16 周岁，被组合成一个班继续上学。我既是“反革命”子女，又年龄不够，自然在未分配之列。

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十分重视政治宣传工作，学校也同样如此，在大门口竖有一长排大批判专栏，内容随政治形势而不断变化，随后又是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教育战线斗批改。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王秋芬，是从石家庄铁路车务段抽调来的工宣队队员，很有思想，知人善用，对我这个政治上的异类学生非常高看。挖地道时让我负责技术问题，上课老师不在时让我代课。学校将大批判专栏分给我们班一块时，他让我主管，并要求水平一定要超过其他年级，超过学校大批判专栏组，彰显出最高年级的风采。

学校的大批判组成员，由根正苗红的学生组成，负责画画的高贵和，水平不高，但谱很大，自认为是全校第一。其他年级的大批判组，水平相对较低。我埋头苦画了两年，又受到王福祥、杨彪、靳汉章等老师的点拔传授，自然成竹在胸，志在必赢。

内容是大批判专栏能否吸引人的首要因素。学校大批判组专栏的内容大都是抄袭的，我们的内容则是从不同报刊资料中找来的新内容，再按不同栏目重新编写，如珍宝岛事件后，组织了专刊。这样一来，首先赢得头彩。

图文并茂是大批判专栏吸引人的第二个要素。按版面内容，每一期我都会精心设计，从整体颜色搭配到栏目分割，从标题大小到插图题花，都要几经比对，以期达到新鲜活泼、赏心悦目的效果。

第三是画面表现和文字书写的质量。这方面则更不在话下，如我临摹的何孔德表现珍宝岛战士英勇行为的《生命不息，冲锋不止》宣传画，好多老师学生误以为是买来的成品画贴上去的。

大批判专栏犹如一个擂台，水平高低立见分晓。我们班办的专栏前面观看的人总是络绎不绝，其他的专栏则是门可罗雀。尤其是每有一期新刊发时，我们班的专栏更是大受欢迎，赞声不绝。当然，这也让高贵和从此便恨上我，为日后报复埋下了伏笔。

中学一年半，我虽然始终没能加入红卫兵，但公认是学校的才子，尤其是美术书法技艺的提高，奠定了以后的成长道路，真成了我安身立命之本。

【韩玉臣艺术简介】

1954年生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荣誉教授、全国人大代表。

幼蒙庭训，喜书法，好丹青。1968年因画伟人像初识油画，先后师从中央美院李桦、苏高礼、梁玉龙和著名画家张文新。

华斯皇家装饰博物馆，先后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法国巴黎、意大利佛罗伦萨美第奇宫，热那亚公爵宫、比利时布鲁塞尔于克勒艺术中心、罗马波拿巴宫、俄罗斯列宾美院、乌克兰基辅国立美术馆举办个人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