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的“红军隐身人”（第5节）
“白娃死了，又不是我害死他的！”不露面的肖建顺回来了，扛一把锄头，理直气壮，去挖坑埋白娃。他终于去了一块心病，不意却患了一场身病。白娃死后二年，肖建顺也于1947年病故。
苦难，一茬又一茬；于都河水，瘦了一圈又一圈。
平滑如镜的于都河水，年复一年映照着世事。华可英日日来河边捶衣，也把长恨短痛，和泪挥洒河中。“家战”结束，并非好事，也许是更坏的事。原本她有两个男人，如今一个也没有了。逝者如斯，无怨无恨。默默地，她挑起了一个穷家的担子。
穷家，意识味着一切深重的苦难。
过去，她望着于都河水流泪，如今，泪水流尽，繁重的家庭重负，压得她抬不起头。
没有一个熟人，没有一个知已，只有这条江流与其相识，面对一去永不回头的江水，她无限感叹：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一段流血的历史，也即一块流血的伤疤。这是不能述说，不能触动的。
她似蜗牛，驮着一个隐私，一块隐痛，默默地爬行。
1949年，新中国建立，土地改革及一系列政治运动，似一股股巨大的旋风搅动着华可英的生活。由于她对共产党的认识基础，她在普选中任芦山乡选区代表（当时梁国材任乡政府文书）。1953年，她曾任互助组长，1955年任初级社农业合作社社长，1958年曾任高级农业合作社妇女主任，后任西郊公社芦山大队妇女主任等职务。她隐瞒历史，竟然躲过了严格的“政审”关，并被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各级组织瘫痪，她安然无恙，在家中带小孩。
“文革”，对于底层人民来说，就是揭露隐私，在灵魂深处暴发革命。
隐私，成为罪证，成为人们最感兴趣的东西。那时，有的革命组织直接标以：“揭老底战斗队”、“挖定时炸弹战斗兵团”、“剥画皮战斗小组”“”，有些运动的名称直接叫做：“四清”、“三查”、“说清楚”、“清理阶级队伍”。
政治炸弹，随时随地，此起彼伏地在你身边爆炸–一眨眼间，许多好人变成了“坏人”；一些公开的共产党员，变成了隐蔽的国民党员；平日和蔼可亲的老人，现出“特务”、“杀人凶手”、“叛徒”的原形……子女揭露父母，兄弟反目，夫妻分家，谁也不可信，不可靠，人人芨芨可危。
华可英仍披着“兴国人”的外衣，小心翼翼，躲避各种政治流弹、运动扫荡。
不知道，有没有谁躲过了那场“揭”难，华可英终究没有躲过，其四十多年“兴国人”的“画皮”被剥去。对于她，这倒未尝不是件好事。
冷宇宙，龙门县的县长，在“清理阶级队伍”、“三查”中作为叛徒、特务揪出来了。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有一段历史没有证人。没有证人就是不清白，就是“叛徒”、“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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