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八日上午，斜风细雨中，我们坐在杭州华北饭店楼顶的大露台上，以烟雨迷蒙的西湖为背景，接受宁海电视台记者的专题访谈。
西湖是很“文学”的，千百年来不知沉淀了多少文学元素，不知多少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千古传诵的不朽杰作。白居易、范仲淹、柳永、欧阳修、苏东坡、林升、陆游、杨万里等等，历朝历代文人雅士的名作让西湖不断丰盈着诗情画意。梁山伯与祝英台、许仙与白娘子、“千载芳名留古迹，六朝韵事着西泠”的苏小小、“云破月来花弄影”“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婉约诗人张三影、“和乐作曲妙比周瑜，散发吹笛灵动如恒伊，慷慨高歌气节堪比越石父”的江湖诗人孙花翁，还有独占花魁的卖油郞、“薄命如林黛玉，才情似苏小小”的冯小青等等，一个个艺术化的经典故事和文坛雅趣让西湖越来越具“文学”意韵。还有文澜阁、西泠印社、湖畔诗社等等，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不断充实着西湖的文学内涵。还有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林风眠等艺术大家留下的传神笔墨，也为西湖的湖光山色增添着艺术意韵。在西湖的各个角落随便找找，几乎都能找出很多很“文学”的精彩故事、锦绣篇章和隽永名句来。而现在烟雨迷蒙中的西湖可能更具“文学”意韵了。
主持人让我谈的第一个问题是方孝孺作为名人文化符号其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接着让我谈的正是方孝孺的文学成就。
方孝孺的一生饱读诗书、学识渊博，被誉为“天下读书种子”。他是明代初期的著名儒官，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著名学者，此外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其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都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方孝孺的文学成就也是其“天下读书种子”所包含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需要重视、发掘和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
方孝孺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化、思想和精神符号，其最为突出的当然是他那明辨是非、疾恶如仇、刚正不阿、宁死不屈、舍生取义的崇高气节。作为明代第一硬汉，为维护心中的道统、正义和气节，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最终以死证道，其刚烈之气一直为国人所推崇。正因为此，他的文学成就被他强大的人格光辉所掩盖了。他的人品光芒四射，照亮历史的长空；相比之下，他的文品光辉被人们所忽视。人们更多在关注他那宁死不屈的精神特质，他那气贯长虹的学人气节，以及他那以维护道统为己任的政治理念等，而忽视了他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其实，方孝孺是明代非常著名的杰出的文学大家。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少年时期就负有盛名。自幼天赋异禀，从小饱读经史，博览群书，能诗善文。史书上说他，六岁便能吟诗作对，十岁时便写出一手好文章。村里人叫他神童，并有“小韩愈”之称。他志向远大，学问醇正，文采出众，始终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最大追求。曾任翰林院侍讲、翰林院学士、文学博士，还曾主持京考为国家选拔人才，被建文帝朱允炆尊以师礼，编撰《太祖实录》及《类要》等重要史书。他学富五车，在其早年时便已经名扬浙东；后来成为名扬天下的一代大儒。
他作为建文帝时期的帝师，朝廷讨伐燕王的檄文多出自他之手，成为帝王文胆。他在短暂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散文、政论和诗歌等。后人评论他：政论、史论、散文、诗歌俱佳，善于运用多种写作技巧，抒发愤世嫉俗之情。他的文学作品以思想深邃、文风雄迈著称，被《明史.本传》誉为“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时当世文章，共推先生为第一。”(《明儒学案》)方孝孺被杀后，其作品被毁被禁，仅有部分通过民间藏本得以传世。直至万历年间，部分遗著才被重新刊行。他的作品主要收录于《逊志斋集》及《方正学先生集》等。
方孝孺的文论思想在当时和后代都有较大影响。他的文学理念与其政治理念和醇正儒家理学思想相一致。最为突出的有几点：一是突出地强调以文载道、文以合道、以文传道。他认为无论文章还是吟诗，其意义在于阐明道。认为诗歌是有音律的文，合乎道，有益于教化才是真正的好诗。二是强调“道明气昌”、“气昌辞达”。崇尚气节是儒家道统思想之一。方孝孺不但重视人生的气节，也特别注重文章的“气”。他认为：“道者，气之君，气者，文之帅也。道明则气昌，气昌则辞达。”道影响气，气支配文章。这种“气”其实就是指写文章的一种内在精神。三是突出地强调“文贵乎自然”，要直抒胸臆。这样才能够做到文章气势流畅，也就是“气昌则辞达”。他反对那种辞藻华丽而无真情实感的作品。四是在崇尚古文的同时强调“不应泥古”。认为作文写诗应自然而不应泥古。他说：“世人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认为作文写诗要探求本源，写出自己的新意。要心领于神，学习古人的精神而不拘泥于古人的形式和方法。方孝孺这些文论思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对当时厚古薄今风气的有力批判。这些文论思想，至今仍有其重要价值。
方孝孺创作了很多优秀的散文。题材非常广泛，小到生活起居、坐立行走，大到国家治理、理义道统。有政论，有寓言，有游记，有酬答。他的散文常以物喻理，直抒胸臆，文笔畅达，言简意明，为时人所传诵。据《明史》记载，方孝孺的文章曾名噪一时，争相传诵。方孝孺曾被誉为继宋濂、刘基之后的又一“文宗”，尤其在散文和学术著作方面有显著贡献。他的整个文风醇厚、豪放、雄健。《四库全书总目》评其文“纵横豪放，出入苏轼（东坡）、陈亮（龙川）之间”，兼具秦汉古朴与唐宋风华。清代编纂的《古文观止》共选了历代名作两百多篇，其中明代十八篇，方孝孺被选入两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方孝孺的散文成就和文学地位。
选入《古文观止》的是《深虑论》和《豫让论》，这是方孝孺的政论散文代表作。这两篇文章也是其学术思想的重要体现，展示了他对儒家思想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当时政治和学术问题的独到见解。方孝孺的政论散文大多以针砭时弊、论古鉴今见长，语言犀利，逻辑严密。例如这篇《豫让论》就通过历史人物批判“徒慕虚名”的士风，体现其“宣明仁义治天下”的儒家理想。《深虑论》开头就振聋发聩地提出：“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这篇政论分析透辟，且文辞优美。深入论述了朝代兴替的原因和王朝执政的风险，给人以警示和启迪。他的《越巫》、《吴士》等名篇，前者以讽刺笔法揭露巫祝骗局，后者通过张士诚的失败讽刺浮夸士风，均以简练叙事传递深刻社会批判。他还创作了一些寓言散文，其代表作有《指喻》、《蚊对》等，借日常生活现象阐发哲理。《指喻》通过疾病隐喻治国之道，结构严谨，说理透彻。《蚊对》从蚊虫叮咬引申至社会剥削问题，写得绘声绘色，颇为生动。文中以天台生被群蚊叮咬，责骂童子为引子，引出童子的一段尖锐的答话，指斥统治者、剥削者比蚊子更为厉害，“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盬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离流于道路，呼天之声相接也，而且无恤之者。”这血淋淋的压迫剥削现实，比蚊子叮人更为残酷。作品立足于儒家“万物一体之仁”思想，谴责了对弱肉强食、社会不公、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充分体现了他的“仁政”政治理念。我读了刘禹锡的《聚蚊谣》、梅尧臣的《聚蚊》和欧阳修的《和圣俞聚蚊》，这些政治讽刺诗把那些阴险毒辣的封建官僚暗喻为在昏暗中喧嚣、害人的蚊子，生动形象而又入木三分地描写他们的丑态。但我觉得，相比之下方孝孺此文在主题立意上更为深刻些。
方孝孺在多舛人生经历的不同时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从这些诗作中可以看出，他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情感历程。这些诗作情感饱满真挚，具有文人君子的独立精神，具有兼济苍生的家国情怀，具有忘乎生死的超然人格。方孝孺的诗歌题材广泛，有寄托诗人忠君爱国思想的应制歌颂诗；有抒发与友人的情感和祝福、表达政治抱负的酬唱送别诗；有凭吊历史遗迹以古讽今的怀古咏史诗；还有不少是托物寄心，托物言志，思考宇宙人生，表达其高雅文人心志的咏物抒情诗，有一些完全是描写和讲述日常生活的具体事物，如《红酒歌》等。《红酒歌》比喻生动，辞藻华丽，色彩优美，音律流畅。生动地展现了家乡天台山脉一带稻粱丰收景象，具体描述了红曲酒的酿造过程和工艺，形象地描绘出泛着珍珠般光泽、猩红如辣蓼花的红酒特色。接着还写出农家拿出新酿红酒招待客人，佐以肥鸡、橙蟹等佳肴，彰显红酒的满屋生香和农家的热情好客；还传神地呈现诗人酒后诗兴大发，高歌起舞，忘怀一切的场景，进一步彰显红酒之甘美。
方孝孺留传至今的诗歌大概有400多首，其中有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等。他的诗受宋诗影响较深，以见解新颖，议论警策隽永见长；浑厚醇正，情真意切，而少雕琢痕迹，诵来朗朗上口。在明初诗坛上，这些作品大多应属上乘之作。
方孝孺的诗作大都彰显其人生追求和精神品质，显示出文人君子独立不屈的精神特点。他忧国忧民，时常在诗作中表达对百姓的怜惜与同情，展现其“兼济苍生”、“为斯民谋”的家国情怀。他的诗作也表达了他对道德信仰的执着追求，面对强权视死如归的态度。方孝孺是明代初期的理学大师，他的诗歌也充分体现了他的“文以载道”“道明气昌”的理念。
方孝孺诗歌运用多样的手法成就独特的风格。他的诗作有很多是组诗。组诗形式能够增强诗歌的力量感，这也是方孝孺诗歌形成纵横豪放，意境开阔风格的重要因素。他的平实自然语言风格和高超的修辞手法，使他的诗作具有强大的思想承载能力。他善于运用大量修辞，使得诗歌生动形象，精巧灵活。他常用铺叙手法展现诗歌内容，同时又大发议论，体现其诗歌理明辞达、意蕴深远的风格。他注重诗歌的宣传教化作用，倡导务实精神。他的诗论着力于扭转明初畸形诗学观，改变浮靡诗风。他的以“道”为核心的诗论主张对当时及后世诗坛，都有深远的影响。明代都穆在他的《南濠诗话》中说：“方正学先生集，传之天下，人人知，爱诵之。”方孝孺的各类诗体均有传诵的名篇。尤以七言古体和七言绝句的思想艺术性更为突出，将它们置于唐宋诗之佳作中亦毫不逊色。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纪实诗《蕨萁行》和《海米行》。方孝孺创作了很多反映民生疾苦的诗，这两首应是代表作。《蕨萁行》：“屋头五日无炊烟，十步九却行不前。全家性命系朝莫，弱子假息阿母眠。”《海米行》：“莫辞苦涩不下咽，性命聊假须臾时。”这两首诗很像杜甫的《石豪吏》、白居易的《卖碳翁》等，关注的是社会底层百姓的疾苦，这也充分体现了诗人的家国情怀。我对主持人说，我之所以对这两首诗有着特别深的感受，是因为我的老家也在宁海海边。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三年困难时期，老家也短暂地出现过这《蕨萁行》和《海米行》所描绘的真实生活场景。很多村民上山挖蕨根、下海采海米来充饥。所以，当我读到这两首诗的时候，就有着更为具体而深切的感受。
方孝孺的人品和作品都被后世所推崇。方孝孺的文学成就不仅在于形式多样、思想深刻，更在于其文品与人品的统一。尽管遭逢政治打压，其作品仍通过隐秘传播得以留存，成为明初文学的重要遗产，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文论、诗论思想，他的文学理念、创作风格和技巧，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品味。他大量的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值得我们阅读研究、品味欣赏。方孝孺遗存的这些文学作品，不仅包涵着他的大量思想和理念，更体现着他的人格特质、精神风貌，以及生活情趣等，研究品读这些作品，能更全面地了解方孝孺这个人，能更深刻地理解其作为天下读书种子的精神特质。
当我们的专题访谈结束时，风和雨也似乎稍大了些。露台上遮雨的大伞被吹斜了。我们站起来，看着西湖正被薄绡柔纱般的烟雨笼罩，如一幅被淡墨渲染后的写意山水画，显得更为空蒙而灵动、秀丽而柔美，也显得更具“文学”特质了。
（2025年7月记于杭州小和山）
作者简介
林吕建，浙江宁海人，文学博士，浙江省广电局原局长、党组书记，浙江省社科院原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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