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说“牛”

君 羊 .

今年是牛年。也许因去年鼠年不利，疫情肆虐，至今仍未消停。所以，大家对今年这个牛年就寄予特别大的期望。春节期间，祝福词“牛气冲天”铺天盖地，充斥遐迩。

说牛年，也只是我们汉文化的提法。我们祖先以十二种动物来配十二地支，与十二时辰相对应。其中就有“牛”，排列第二。

牛是哺乳、草食动物。最早甲骨文中的“牛”字，就是一只突出一对牛角的牛头；后经岁月的冲刷，最终演变成现在这个“牛”字。故汉字“牛”是个象形字。以牛作偏旁“牜”的汉字，不少也与牛有关，如犊、牦、犍等。

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牛可以犁地耕田。说牛对农耕最有贡献，恐怕一点不为过，因为曾经耕种主要依赖它。所以，在农民眼里，牛是个宝，是赖以生存的宝，是无价之宝。

由于生于城市长于城市，我对牛原本就没有太多具体的感性认识。记忆中，最早学习与“牛”有关联的一个词是“老黄牛”，是用来比喻那些勤恳工作的老实人，颂扬一种吃苦耐劳、埋头奉献的精神，即老黄牛精神。那时候，每当看到有人被赞为“老黄牛”，敬仰之情便油然而生，暗暗勉励自己也要学做“老黄牛”。尤其是后来读到那句：“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牛的无私奉献伟岸形象，更是感深肺腑，植入心底。只是钦佩的同时，对“牛”又不免生出一丝说不清的怜爱，还有点点滴滴喝牛奶的负疚感。而最难以忘怀的还是那著名的“土豆烧牛肉”，仿佛一下子将遥不可及的绚丽理想，拉到眼前，似乎触手可及，自然甚是激动、亢奋。不过从牛奶到牛肉，牛彻底将自己“奉献”了，有点悲壮，但死得其所。

对“牛”除了溢美之词外，当然也有大为不敬的涂鸦。在那不堪的特殊年代，无庸置疑，对“牛”最怵目惊心的贬义，恐怕非“牛鬼蛇神”莫属。何为牛鬼蛇神？其实，儿时的我们并不十分知晓，只知道是用来形容坏人的，即阶级敌人，那是要毫不留情予以消灭的。至于何为“阶级敌人”，那就更稀里糊涂，不甚了了了。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牛”一改以往的悲情色彩，容光焕发起来。

首先冲击耳膜的是“牛市”。知识浅薄的我一直不明白，股市上涨为什么被称作为“牛市”？与“牛”有什么干系？只知道在姓“社”姓“资”喋喋不休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有人悄悄地完成了质的蜕变，由无产者飞跃成万元户，甚至百万元户；周围的目光也渐渐地由不屑到羡慕或嫉妒。不管服气不服气，不得不承认这些人交了“牛”运，有点“牛”。与此同时，“牛排”似乎也咸鱼翻身，比“土豆烧牛肉”更显尊贵起来，即为“上档次”，人仗“牛”势，一种身份的象征；另一方面也展示牛的“彻底奉献”与时俱进，洋刀洋叉“侍奉”，尽显体面。伴随着全民经商、形象工程、专家走秀……“牛”人辈出，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热火朝天，喧腾耀眼。喧嚣闹忙中，老实勤恳的“老黄牛”，竟不知不觉被贴上“无能、落伍”的标签，遭遇轻视、歧视，被冷落、被边缘化。诚然，“牛人”云集的舞台，不乏有真“牛人”，但也有不少是牛皮哄哄的“牛皮筒”子。真“牛人”往往不露相，露相常常非真“牛人”。非真“牛人”一般都有个特点：胆大、脸皮厚，自我膨胀，甚至利令智昏。抱着“吹大牛不犯（死）罪”的侥幸心理，没有底线没有根基地“牛（逼）”。然而，《易经》早有曰：大话易失信。“牛皮筒”会吹炸，炸裂、炸开，最终露出里面的败絮、卑鄙，甚至罪恶。比如，“汉芯一号”、比如豆腐渣工程，等等。造成的危害不用赘述，有目共睹。

由此可见，“牛”无完“牛”，如同人无完人一样。

其实，“牛”不“牛”，不是靠自吹，不能自说自话，更不能自欺欺人。不可否认，当下我们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仍存有许多的不足。忧患意识原本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底色，居安思危，不要总是“厉害了”。少点“牛气冲天”，夸夸其谈；多点“老黄牛”精神，脚踏实地。只有这样，我以为，那离货真价实名副其实的真“牛”，就一定不会太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