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喆
《老莫》是一出具有浓厚荒诞色彩的现实主义悲喜剧，小说以主人公老莫一次“见义勇为”后的心理崩溃与重建过程为主线，细腻入微地刻画了一个历经政治风波的知识分子，在转型期的社会现实中，内心深处的道德感与生存本能之间剧烈的博弈。作者用幽默调侃的笔触，解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社会病态，同时也发出关于良知与勇气的沉重叩问。
荒诞的“备战”与异化的生存。小说最精彩的篇章，莫过于老莫因一句恐吓而展开的“备战”历程：从最初的惊慌失措，到向组织递交“备忘录”，再到公园学拳、报名气功班、拜托法警邻居，老莫的一系列行为令人啼笑皆非，却又真实得让人心酸，这种荒诞感源于“威胁”的虚无缥缈与老莫应对“兴师动众”表现之间的巨大反差。
那个骑摩托的青年或许只是一句随口的狠话，却像一块巨石压在老莫心头，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报复，老莫几乎调动身边所有的资源：政治依靠（耿书记）、传统武力（学拳）、玄学护体（气功）以及公权力（小杜），这种近乎神经质的防备，深刻揭示了老莫内心的创伤。作为一个曾经的“右派”，二十多年的底层生活让他对“祸从口出”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正如老谷所言：“五七年你在大学里，不就说了几句话……结果呢？”历史的创伤尚未愈合，现实的无序又接踵而至。老莫的恐惧，不仅仅是对流氓暴力的恐惧，更是对命运无常的深层焦虑，他将自己想象成“烈士”，甚至规划好骨灰进革命公墓，这种带有阿Q精神的自我崇高化，既是自我安慰，也是绝望中的最后挣扎。
软弱的善良与沉默的群像。老莫是一个典型的“中间人物”，他本性善良，富有同情心，看到孩子被罚坐痰盂会愤愤不平，看到车祸会毫不犹豫救人。然而，这种善良又是极其脆弱和软弱的；在经历了肇事者的恐吓和亲友的劝诫后，他迅速退缩回自我保护的硬壳中。
小说第七节在公交车上的一幕，是全篇的高潮，也是人性的试金石。面对小偷偷窃乡下老伯救命钱的行径，老莫的第一反应是“没看见，我什么也没看见”，这一瞬间的沉默，是对之前所有恐惧逻辑的惯性延续——为了生存，必须闭上眼睛。然而，当受害者绝望的哭喊刺破了他的良知，当那句“王八蛋！你还是人吗？”的自我拷问在内心炸响，老莫终于爆发，此时不仅是对小偷的指认，更是老莫对自己懦弱人格的一次反叛。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群像的描写：在老莫指认之前，车厢里是死一般的沉寂，所有人都在旁观；而当正义一旦被点燃，那个一直装睡的“矮胖子”也会趁机踢出两脚，这讽刺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平庸之恶”与“搭便车”心理，进一步反衬出老莫挺身而出的可贵——尽管这种可贵伴随着巨大的恐惧。
尾声的叹息：无法摆脱的循环。在小说的结尾，老莫因为又一次的“多管闲事”，在众人敬佩的目光中下车，但他并没有成为英雄的畅快感，相反，“身上发冷，脚步越迈越小”。当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再次得罪了人，再次可能招致报复时，那句“我、我、我……怎么又……又……”的叹息，将小说从喜剧拉回了悲剧的深渊，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循环：做好事需要付出巨大的心理成本，而不做好事又受到良心的谴责。
老莫的恐惧并没有因为这次胜利而消散，反而因为新的冲突而重启，这个结尾打破了“好人有好报”的童话模式，展现现实生活的粗粝与复杂。它向读者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一个缺乏有效法治保障和正义激励机制的环境里，普通人的善良是否注定要伴随着惶恐？
冰凌在《老莫》中，成功塑造了一个丰满而立体的中年知识分子形象，老莫不是高大全的英雄，而是一个会害怕、会算计、会想当烈士来换取家属待遇的普通人，正是这种“不完美”，让他的恐惧显得真实，让他的抉择显得艰难且动人。
这篇小说不仅是对个人心理的微观描写，更是对社会生态的宏观折射，它揭示了当公共安全感缺失时，个体的道德勇气是如何被恐惧一点点蚕食，又如何在良知的底线上顽强挣扎。老莫那一声无奈的叹息，不仅是他个人的悲歌，也是那个时代背景下，所有坚守良知的“小人物”共同的心声。
董喆：青年文学评论家、纽约商务出版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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