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湾三部曲”，即在中国台湾同一出版社连续三年出版的三本书。
（图片：三部曲之一《窗子里的两个女人》非虚构文集）
我的“文学台湾三部曲”（文学）
（加拿大）郑南川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从二零一七年到二零一九年的三年期间，在台湾同一家出版社，连续出版了三本书。并以小说、诗歌和非虚构文学的三种题材形式，写下了我在加拿大魁北克近三十年生活中的诸多经历和故事，记录了我对人生意义的很多思考和感受。
三部曲：
《窗子里的两个女人》（小说集）2017年1月秀威出版
《堕落的裤裆》（诗歌集）2017年9月秀威出版
《在另外一个世界死去》（非虚构文集）2019年4月秀威出版
这三本书的出版构成了我的“文学台湾三部曲”（文学）。
这样说，不仅是因为在表达的文学形式上，为我的写作外围画出了一个独特的“空间”和“时段”；而且，在创作内容的含义上，充实了我文学意念和精神的“整体”和思考。这三部作品的集合，虽然不能说透彻地展示了我文学写作的重要特征，但以片段、画面、阶段和经典事件的记录，“三位一体”地展示了我追求和“理解”的文学，是出国近三十年生活重要的文学活动和思考。
【关于《窗子里的两个女人》】
《窗子里的两个女人》内容和关注点
在北美生活前三十年，因为环境的变化和生活的积累，我的作品已经走出了以写中国人生活为特征的写作，更多的是以我的视角看待生活中所有人的作品（即加拿大中国人写加拿大人生活，也包括了不同民族和种族的生活）。这些作品面对的挑战，一方面承载着自身文化的“胎记”（即审视的差异）；另一方面，直击现实本土生活的经验（即漫长的海外生活）。作品用一种边缘的视角写作，反映出“夹缝人”文学的某些特征。
小说写作的关注点，主要体现在现实主义的特征上。北美经济的低迷和平民生活的“艰难”，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北美华文作家，很少有关注到这一阶层现实的，而更多的是一味“肯定”。关于这方面的作品就更少。北美贫民生活的写作，是这本小说展示的主题。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从某些侧面展示生活的真实的一面。
《窗子里的两个女人》（小说集 ）自序
郑南川
转眼之间，在加拿大生活近三十多年了。
日子就像家里摆放的衣服，越来越多。整理一下，新旧衣物成了一个个故事，挑挑拣拣，写了不少文字。
近一两年来开始写一些短篇，感觉这也顺手，生活的经验就是片断和故事，就记录下来。
和以前写作不同的是，这些不长的文稿有了新的跨越，笔下的人物事件，不再仅仅是我和我个人经历的本身，而是看到了我身边的所有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历史和区域生活，是一个东西方生活整体下的图景。这是一个奇妙的尝试，因为有了多年的移民生活坏境，自己成了新国家的一员，也就开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写作。不过，当我叙述那些鲜活的故事时，思维和创作的视角变得有些不同，甚至对很多故事讲的也有些“另样”，其实，这正是一种“边缘人”的写作，在写着一种“夹缝”的文学，开创着一种独特的文学领域，这也是生活的必然。在加拿大提倡的多元文化精神，就是这个国家民族文化构成必然的结果，我们的写作同样是这个国家文学的一部分。
让我感到幸运的是，我有在中国几十年的生活过程，这对于“睁眼看世界”有着先天的优势，我们关注着身边的人，更关注着我们这些漂泊海外的中国人，我们的文学跨越着国度，同样，也书写着中国人海外文学的一部分。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这些简短，真实和可读性强的作品，会更容易受到读者的欢迎和接受。（郑南川 于蒙特利尔）
目录
1）癌症患者和他的爱人
2）窗外的那片风景
3）寻找丢失的记忆
4）跑进屋里的那个男人
5）“得得”之死
6）十三号楼的奇怪声音
7）“我爱你”
8）我是谋杀者吗
9）墓志铭
10）手背上的“翠花”
11）为什么不把钥匙还给我
12）妈妈，让我走吧
13）遗骨的秘密
14）平庸主义者
15）自首人
16）琴和她的妮西娜
17）剩下半个饥饿的肚子
18）“性格病”患者
19）为什么地铁的火车不休假
20）“一块钱店”的礼物
21）窗子里的两个女人
22）死了，也要活过来领彩
23）赫拜的“健康”画像
24）摇椅
25）醉酒的最后时光
26）鼠弟，猫哥，和他
27）墓地的秘密
28）赤裸的小屋
29）阿珍就这样爱情
29）（附录）文化身份认同与北美“新移民文学”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寻找人性理想的共同本质》
——我为什么写《窗子里的两个女人》
郑南川
内容提要：二零零七年《窗子里的两个女人》在台湾出版。在这部小说集里，我试图从文学的角度，探索“人性本质“在不同文化、种族和社会中的表现以及产生的价值。我一直认为，文学的目的，是表达人们共同的美好追求和愿望，作为具有三十年海外生活经历的人，这样的尝试写作，会更具有客观和普遍的意义。在二十九个短篇小说中，以贫民现实生活故事为例，从不同“文化身份认同”背景下的人性诉求和人性共同追求的自然呈现两个方面，探讨了人性共同美好世界的精神。
关键词：《窗子里的两个女人》；人性本质 ；诉求。
（一）文学与“人性本质”的表述
文学，作为一种“人学”，写人性的本质是文学的天然使命，也可理解为文学最永恒的主题[1]，西方早期解释为“人文主义”，这一术语（西方称作humanism）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是作为中世纪基督教神权的对立物（至少是补充物）出现的，指的是一种超越动物性感性欲望和工具性功利的精神价值，也被概括为“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是表达了对生命的关注，是对人类的存在的思考，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其精神直接地反映在文学的意义上[2]，是对人类命运，痛苦与解脱的思悟与探索。人性是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根本属性，是肉体与灵魂于个体和群体的统一，现象与本质的统一，现实的具体的存在，无论文化，历史，种族和社会不同，也无论写作出于爱情，战争，自然，生命与死亡，都不可避免地面对一个共同的本质问题，人的本身，这就是人性的最终诉求。“诉求”表现了人们对人性本质情不自禁的“表达”，无论是什么种族与文化，而“人性诉求”具有两个方面的理解，即正确或错误的情绪与思考，因此文学的“人学”概念，就是关于人性学，是探索世界上人们共同理念与美好追求的学问。木心在他的《文学回忆录》里解释为“文学的最高意义和最低意义，都是人想了解自己”。文学的意义，正好在于它可以让我们超越眼前的困境而进入保持和充实生命的本真状态。表达人性本质，是文学最重要和最终的意义。
我在北美生活三十年，在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特别是“文化身份认同”方面有着积极的倾斜，在加拿大推崇多元文化的环境下，寻求人性化写作的情绪，一直在推动着我的写作理念与精神，作为写作“经验”的开始，基本产生于出国后的思考，很少受国内作家写作思想与风格的影响，我的小说作品以本土写作人“自居”，模糊写作人的第二者概念，有意跨出了中国作家写作的共同模式“习惯”，在作品中以纯粹和自然的生命感觉，情不自禁地表述着一种人性共同的伦理“诉求”，向往这种人性本质“诉求”的美好精神，我曾用“草根写作”的概念解释自己文学的本质性，即用作品寻找植根于泥土上所有人共同的“情怀”“精神”与爱。《窗子里的两个女人》讲述的故事，全部来源了最底层平民的生活，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历史和区域的成长经历，是一个东西方生活整体下的图景[3]，直接与具体生活的点滴切身利益有关，毫无疑问地面对着多元环境下“人性精神”的挑战，我感动于魁北克当代著名作家伊夫•博歇曼的《猫街》，这部西方当代底层社会生活作品的成功，就在于用贴身的生命感觉，诉求人们生活共同的人性感动，这也是移民作家最容易直接感受的体验，他由此获得对自己写作意义的信念[5]。
小说《窗子里的两个女人》揭示的人性特征，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在新移民文学中展示了一个新的思考，作为多元社会中人们的相互理解、认识、宽容，人的本质精神在不同“文化身份认同”中会怎样呈现，移民与本土文化中“人性道德”的理念差异和矛盾将是什么，又会怎样共融一体；而社会共同体的人性道德上，展现怎样的积极形态和共同的美好理想。
（二）人性诉求在多元“文化身份认同”冲突中的呈现
《窗子里的两个女人》是关于书写“爱”的小说，“爱”是人们共同理念中最基本的理想，在多元的加拿大社会，“爱”的伦理将怎样定位着它的名字，我在叙述每一个故事时，都留下了关于“爱”的悬念，而这些悬念都定位在不同“文化身份认同”人的情感世界中，与国内小说故事的不同是，在文化，历史与情感混杂的加拿大多元人群社会里，“人性诉求”交织着不同人的心理冲击，有的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有的甚至无法从认知中找到认同，又该怎样找到他们的共同理念。
《我是谋杀者吗》，是一篇典型的多元文化身份下的伦理故事，故事很简单，生活在加拿大的张融，晚饭后散步无意中看到路边停着一辆车，窗子开着，车座椅上靠着一个人，似乎睡着了，闻到一股酒气，旁边椅子上还放着一个手机和一个包。他是目击者，见到这种情况，通常应该联系警察或通知有关的人，可惜他没有这样做，他相信这人是喝醉了睡着的，或许一会就会醒来，再想到自己是移民怕多事，看看周围没什么人，也没什么监控，就没有打电话给警察，匆忙地离开了，没想到第二天传来消息，那人酒后猝死在车里，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基本内容。那么，这件事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按理说，只是他一个人见到，傍边也没有人，如果他不说，不去想它，就当没这么一回事，事情也就过去了，没人会去深入调查，不是刑事案件，不是枪杀，是自然死亡，是意外“事故”。可惜，张融的伦理道德“折磨”便从这里开始了，他不知道这件事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一个移民，对新国家的法律认知几乎是零，出国后的生活本身就是小心翼翼的，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公民，是他出国内心确定的原则。这件事从天而降，虽说这事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他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心理承受他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心理承受，而承受的最大负担就是一个外来人，对他来说，可能会发生什么，他会是谋杀者吗，因为个人身份与文化背景的差异，其心理结果就是恐惧。于是，小说有了可以充分发挥和伸展故事的可能，这种可能与伦理叙事直接有关，承载着强烈的多元文化充突中的道德理念的思考。人死了毕竟是件大事，从那天起，张融用自己移民文化背景的“经验”想象着事情可能带来的结果，是否警察会有一天来到身边吗，如果不去“自首”会带来什么罪过，这些说不清楚的担心和害怕，让他对工作失去信心，不想出门，沉默寡言，也不敢对老婆说出实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的恐惧一天天过去了，并没有发生什么事，这样的结果，让张融的心得到了某种平复，但潜在的恐慌变成了“焦虑”，他似乎想找到一个结果，如果与他无关，那么会发生什么，这件事难道就成了自己心中永远的秘密，他甚至想找到与自己有关的“风吹草动”和“说法”，能撩起他恐慌精神的“满足”，心理活动也发生了“变态”。于是，他有了一个“欲望”，想知道失去丈夫的那个女人和孩子，她们每天都在想什么和干什么，她们会为这件事侦察到底吗，张融把事情做成这样，做成他自己都无法面对的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心理负担，从一个移民“身份”的胆怯开始发生变化，伦理道德的移迴折磨，一种灵魂深处撕裂的痛苦，人性的力量在腾升，成为了一种勇气的开始，小说清晰地表达了他心理活动中的“严酷”过程，张融不知道自己的能量有多大，能顶住多少，又能多久，最终会是什么结局。他无论如何跨不过那个坎，就是良心的谴责。他开始有了精神上的变化，“忽略”自己的恐惧，决定就是承担法律责任，就是坐牢，就是保不住加拿大公民权，道德自泻，他也想要面对事实，把自己经历和看到了一切都说出来，说给那个母亲和孩子听。故事的结局没有让他“实现”自己的愿望，当它再此勇敢地来到那个女人和孩子的家门前时，因为无钱继续支付贷款，女房东已经出卖了房子，她们母女已经不知何去。沉重的打击让张融的心彻底崩溃，大脑空白，成了精神病者。当移民开始在新环境下的生活时，对于很多“差异”，他们更多地理解为一种不同地域与文化的“现象”，把这些现象有时被看成“习惯”，很多人理解为不同的前提下，对自身的文化产生一种“自责”，认为是融合主流需要克服的某些“情结”，事实上这是一种伦理“纠葛”，并非只是一种“习惯”，是在不同“文化身份认同”下的表现，显得更为复杂，充满了对人性理念的自我冲突和“斗争”[4]。
《自首人》讲的是关于诚信与忏悔的故事，这篇小说描写了一个在加拿大生活了五年的华人王涌，在雪后的一个黄昏，驾车回家，无意中撞人而不知，而又意外知道可能是自己撞了儿子的同学菲利普，在伦理道德的强烈自审后，他决定去自首，可警察局不接受他的自首，因为没有证据、证人，而且菲利普一家也没理由怪罪于他。这样，他开始了自寻证据，自行赎罪，自我忏悔。整篇作品没有丁点文字说诚信，但通读下来，全篇都在讲诚信，良心自责，到处走访，寻找证人，证明自己有罪，这在人性情绪的争斗中，给读者摆出的是活生生的人性境界[5]，我们该如何面对它，这样的精神世界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来说，似乎是可以获得共同的理念意识和理解的，因为是纯粹的“爱”，像是命运的共同良心。
《一个癌症患者和他的爱人》讲一对加拿大人和中国人夫妻比较的故事。不同“文化身份”下他们在道德审视有着不同的“考量”，布朗和琳达是一对爱人，他们每天都散步到杂货铺，布朗买一包烟，琳达买一张彩票。后来布朗患了癌症，虽然减少了吸烟的次数，但依然保持了抽烟的习惯，对于他来讲是一件“艰难”的事情。琳达并没有强迫他停止吸烟，而是陪他走完了最后的日子，布朗去世以后，琳达有一次买了一包布朗吸的那个牌子的烟，准备去墓园看他，因为尽管吸烟有害健康，但布朗这辈子就是离不开烟，琳达爱的方式就是理解，尊重人性，绝不强求他改变自己，放弃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国的一对爱人的表达则不太一样，阿勤对丈夫表达爱的方式是禁止他抽烟，责骂他，甚至伤害他的感情，特别是布朗被查出患有癌症以后，这是很东方式文化特征。在和布朗，琳达相处的过程中，阿勤夫妇俩受到很大的触动，看来发现，爱完全不是“强制”的，更多是道德意义上的相互认同和理解，后来阿勤改变了自己，主动问丈夫要不要抽烟，而丈夫则主动戒了烟。烟，伤害人体人人皆知，但它被一些人所喜爱，就不可避免的面对道德上的宽容，这在写作人的叙事中，表达的含义远远超于一般意义的“爱”。这是对东西方对爱表述的“干预和控制”与“尊重和自由”的深刻展示。
再如《阿珍就这样爱情》《手背上的翠花》两篇小说，前者讲了亨特离婚两次后，找了中国媳妇，两人情笃，幼女意外去世后，亨特更懂得珍惜爱情，该文还特意对比书写黄慧失败的异国恋，侧面烘托阿珍的幸福美满；后者讲了一个叫翠花的中国女孩，被加拿大威廉夫妇收养，视为珍宝。纹身店老板马克拜这可爱女孩为师学中文，并将翠花笔下美丽的中国画作为纹身图标，因加拿大兴起中国潮，翠花的字画无意间点亮了马克的生意。不幸，翠花却患白血病逝去，马克在手背上刻下“翠花”的纹身，怀念这位可爱的女孩，他们的故事同样在“爱”的“伦理叙事”里，表达出一种人性化的“氛围”。
短篇《窗子里的两个女人》却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文化身份”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下面对伦理选择，画家史密斯住在大厦顶层，窥看到对面的中国和法国女子，她们都在孤独地面对生活，各有其苦。这类似于希区柯克惊悚窥视电影《后窗》，但不讲犯罪不讲侦探，而讲人生的无奈[6]。他画下来的两女外像，却无法走入其内心，也不再期待打开窗子发现更多惊喜，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自己的，都有难以启齿的一面，道德世界对自己有时也毫无选择。其它小说《“得得”之死》《为什么地铁的火车不休假》《“一块钱商店”的礼物》和《“性格病”患者》等作品，都叙述了类似文化差异下的伦理纠葛，让人深深思考。作为海外作家的优越性，我可以站在一个双轨的铁道中间，对于驶去车辆两轨产生的共鸣，他听到了一种不一样的声音，这种声音的“氛围”是在不同“文化身份认同”，不同人文状态下的“新现象”和再思考，小说表达的不仅仅是事实的存在，还提醒人们关注这种“存在”的共性和不同性，重要的是他们的人性意境将是什么。
（三）人性诉求与人们共同理想的表达
人性意识的存在，无论是东方或西方，在贫困或富有，在种族或肤色等等之间，都保持着“默契”的共识，人们会从自我的感受中，展示出功德的价值倾向。文学作品的“纯文学”价值，在抛弃思想概念和民族情感意义的理念之外，伦理道德的概念在叙事和批评中，是最重要的表达和展示。我感慨生活给我带来的心理变化，在海外几十年之后，看待世界的眼光更加多样化和丰富多彩，作为移民文学，思考的路子从创业打工，身份认同，文化交融，生命的实践无处不在，碰撞在冲击情感，故事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中“脱变”，写作成了一种伦理批评的“情感释放”，一些小生活和点滴经历就有一场“大”的心理搏斗，作家都要含泪疾书，有时痛苦不堪，有时迷惑不解，在语言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文化历史不同的现实社会中，文学最终想找到的只剩下一个理念精神，这就是我们人性本质和人们的共同性，也就是我们伦理道德的共同归宿[7]，这也直接性地表现了文学的本质。与一些作家不同的是，我的小说，更多的是想从苦难的，悲伤的，欢乐的和幸福的故事中找到可以归属于美好的意境。
《窗外的那片风景》是小说集中最不具故事性的一篇，讲的是魁北克冬天苍白世界里发生的一段“苍白”的故事。蓝沁和她的丈夫决定把家安在加拿大，为的是一个共同的理想，让孩子从小获得海外的教育，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于是买了房，蓝沁带孩子生活在国外，丈夫在国内挣钱养家，这样的分居生活，开始了一段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结局。蓝沁在孤单，文化冲击，猜忌和不正常的夫妻生活中走向“病”况，最终得了严重的忧郁症，家庭几乎走向分裂。小说的整个情节只是围绕着一个女人，凝望窗外的那片雪展开，故事极其简单，苍白的大雪融化的是蓝沁苍白的心。在“伦理叙事”上，作者用文学的“镜头语言”，几乎没有对话的方式，让镜头描绘出了一个伦理道德“溃烂”的过程，当地一位电影人读完小说曾颇有兴趣地说，这是一部无言的情景画面悲剧，试图拍成电影，其主题就是伦理道德的自我“审判”。当人们抛弃自身需求的基本需要，非“人性化”的选择“理智”，其结果可能变裂成伦理道德的破裂，这就是小说人性本质的必然结果，无论什么人，即使是最能容忍“理解”的中国女人，也逃不了道德法则的审判。不过，小说的结局以归宿感的美好人性精神结尾，他们的家庭最终走到一起，弥补了一段创伤的经历，走回了一家团聚相爱。小说《琴和她的妮西娜》讲述的也是一个人性情感“颠覆”的故事。琴出国为收拾破碎的心，买了一只猫妮西娜陪伴，每日揽镜自照，终于患了忧郁症，被迫回国。半年后，琴收到房东信说，悲切的小猫每日照镜，最后钻到了汽车下面身亡。猫的一举一动都投射出主人的情绪，代主人受过，惨绝的结果。
小说《妈妈，让我走吧》，是发生在我真实朋友身上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二十多岁男孩因吸毒，几经戒毒所，最终无法征服自己而放弃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母亲用尽了最大的母爱与勇气，但她最后平静地面对儿子的选择，放弃了儿子，把眼泪咽进肚里，她的伦理世界只剩下“放弃”，如果儿子的精神躯体已经走到尽头，做母亲的有勇气站出来和孩子告别吗。这篇带着伤感情绪的小说，尖刻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人性美好的意境，可能有时是悲伤的，是人们无言的勇气。如果说疼爱的伦理可以让母亲再逼儿子进戒毒所，承受“煎熬”，那么无法自救儿子的选择，当然也不能说不是母亲坚守人性的大爱。我在小说《她为什么不能真正死去》中，曾这样描写一个死去父亲的最后“独白”：“他从来没有在那里呆过（停尸房），很黑，狭窄的被紧紧地捆住了，翻身的可能性都没有。它觉得自己是一块石头，僵硬地放在寒冬里，流出的泪都是冰，可惜了盖在身上的那块布，像是怜悯身子，没有丝毫感觉。他觉得自己要走了，唯一的牵挂就是儿子，他使劲地想，还能见他一面吗——[8]”，这样的情感是天经地义的，是骨子里的爱，正如这个母亲在最刻骨的子爱面前，她在伦理世界里做了一个最理智和平静的选择，这就是文学的思考和争议，是“人性诉求”的问号。
在小说集中，我更多地笔墨放在了世界人性道德的宽容与关爱之中。《墓地里的秘密》讲的是一个同性恋的故事，母亲为儿子帮带宠物狗几天，狗儿总爱到墓地，由此发现儿子的同性爱人死去的秘密，母亲在这个经历中，最终理解了儿子的爱，知道了儿子在爱的面前如此坚强，母亲在感情理解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的爱就是如此丰富和博大，她为儿子而感动，儿子也终于解开心结。《赤裸的小屋》讲述了类似的故事，表达着作者对人性美好意境的渴望。小说《寻找丢失的记忆》，却讲一男子因为搬家，记忆中有一件东西需要“寻找”，寻来找去，原来找的是一个飞燕瓷碗和睡裤，这关联着故乡母亲温情的物件。而《墓志铭》讲述了修女写遗嘱立碑的秘密，原来为了纪念修女院的创始母亲，承爱感恩。
除此以外，我在小说中还尝试以充满着乐观主义，西方某些幽默情绪的笔调抒写，《我爱你》和《跑进屋里的那个男人》就是两篇很具幽默特色的快乐小说。《我爱你》讲因出国而成为单身母亲的叶敏，寒苦十年，突然不时收到明信片，都写着“我爱你”的字样，在寻找嫌疑人的过程中，她和早有好感的质检员赫拜约会，找到了真情。原来贺卡是女儿丹丹听老师讲儿子安慰绝望母亲故事后的模仿，却不料引发了妈妈的爱情再生，始料不及皆大欢喜。《跑进屋里的那个男人》更是一个幽默和浪漫的故事，夏纬旅游三周回来后，发现租屋住进了个男人，文森自称是邻居租客仰慕者，后来两人相处生情，夏纬意外发现文森是中加混血儿，爷爷是中国人，他却像足老外，因为对中国文化的着迷，还想娶个中国女孩，一起回去中国创业，最终他们相爱了，这实在是一出圆满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以道德的美好意境收关，在加拿大这个奇妙的多元化国家里，人们对美好世界的追求是一致的，伦理世界的理想也是一致的。每一个故事都与爱有关，他在表达一个重要的精神理念，爱，是共同的，博大和宽容的，这是人性意境的本质。
《窗子里的两个女人》，是一部完全跨越中国人写中国事的小说，我在一篇论文中曾固执地提出“新加拿大人文学”的概念[9]，这是因为像《窗子里的两个女人》这样的小说，已经把自己情不自禁地放在了加拿大这个多元社会的大环境里，就像加拿大文学那样，用加拿大中国人的眼睛看加拿大，看加拿大所有的人，写出我身边的故事，结果可能是把它写成了“不伦不类”的文学，这似乎正好验证了加拿大“多元化”的精神。不过，我还是不想这样简单的划分，因为，我觉得它更像是华文文学，表达了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用另一种视角看世界的文学，同样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当然，我的写作思路有了变化，文学的立足点不同了，试图在不同文化和种族中，寻找文学的共同命运，这就是“人性本质”中的所有人，关于人性的美好和这个世界。（2018年3月蒙特利尔完稿。）
[1] 陈晓明：《文艺报》，2012年，1月6日，第6版。
[2] 《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葛兰西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61－64页。
[3] 郑南川：《窗子里的两个女人》，2017年，台湾出版，第3页。
[4] 郑南川：《新移民文学中的文化心理写作 ——以短篇小说“我是谋杀者吗？”为例》，《中外论坛》，纽约，2017年第6期，第4页。
[5]：凌鼎年：《跑进屋里的那个男人》“代序”。郑南川：：《跑进屋里的那个男人》，2016年，美国南方出版社。
[6] 凌逾：《加拿大开出唐人花 ——评郑南川小说集“窗子里的两个女人”》，《人民日报》（海外版，文学观察），2018年2月7日。
[7] 郑南川主编：《“普丁”的爱情》，2017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出版，第321页。
[8] 郑南川：《跑进屋里的那个男人》，2016年。美国南方出版社，第3页。
[9] 郑南川：《文化身份认同与北美“新移民文学”若干问题的再思考》，《江东学刊》，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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