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达：缅怀邓师恭三先生

师恩难忘——缅怀邓师恭三先生

张广达

编者按：本文完稿于1998年5月20日，原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00—207页。

张广达先生

张广达先生部分著作

1998年元月11日，北大历史系发来电子信件，告知邓师去世的消息。此前，我已知道邓师不幸身罹绝症，卧病医院数月。邓师年届91岁，回生乏术，已在不免。然而，预料中的事情一旦成为现实，我依然受到巨大的震撼，沉浸在悲痛中不能自已。

稍稍平静后，我给邓小南师妹发回一封短短的吊唁信。发完后我怔怔地守在电脑屏幕前：邓师走了，生顺死变，又是一场无可奈何的永别。我认识邓师是在1952年暑假之后。45年来，我身受邓师的知遇之恩，难以为报。而最近十年我羁身海外，不得亲聆教诲，更未在邓师临终前略尽心意，心中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1952年夏，教育部依照苏联的模式，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大调整。我原在燕大历史系读书，院系调整后成为新北大历史系的首届毕业班学生。1953年毕业留校，任世界古代史胡钟达先生的助教。当时，胡先生住中关园一公寓，和邓师住上下楼。我经常到胡先生家，不时碰到邓师。胡先生的母亲为了清凉去火，使用沏过又晾干的茶叶装枕头，邓师经常亲自托钵把晾干的茶叶送下楼来。

在当时，邓先生属于“老教师”之列。所谓“老教师”，除了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专治欧洲中世纪史的孔繁霱先生年逾60以外，其余教授53年时都不老，向达先生52岁，杨人楩先生49岁，周一良先生40岁。当时历史系很多名教授济济一堂，皆一时之选，真可谓郁郁乎文哉。那时我23岁，学无根底，不谙世事，但出于我的价值取向，我对这些老教授自有一种亲和力。那时邓师年在四十五六岁之间，身体健康，神采奕奕，对我非常亲切，蔼然有长者之风。有一次我与胡先生告辞后，和邓师一起走出胡先生家，邓师主动邀我到楼上他家坐一坐，把他刚刚收到的新刊《岳飞传》（该书初版）签上名送给了我。

在我第一次去邓师家，邓师就谈到，治学要打好根底，“根深才能叶茂”，至今铭记不忘。邓师还谈到，研究历史，不妨写些关键人物的传记，这是很好的入门途径。我注意到，在宋史研究中，邓师不仅下大工夫研究制度，如宋代职官，也认真研究宋代几位关键的人物，通过个案深刻剖析宋代的历史。他一再增订的王安石、岳飞、辛弃疾、陈亮等人的传记，从政治、军事、文化、事功等多方面加深了宋史研究的深度。在海外，刘子健先生之研究欧阳修等，也是同样的治学路数。

但那时我还不知治学为何物，费了不少时间翻译苏联《古史通报》、《历史问题》等杂志上的佶屈聱牙的文章，充分表现出我分不清什么是有长远价值的学术，什么只是一时的热闹。自从与邓师接触以来，我开始意识到中国人研究世界史不能脱离中国史。邓师的博学多闻和妙趣横生的谈话对我极具吸引力，他对我讲过在北大读书时，与张政烺先生同上姚士鳌（从吾）先生课时的轶闻；对我讲过当年北大教员可以随时进入校长办公室而与胡适谈话，平时也总有不少人在这里高谈阔论；讲过郑天挺先生任北大总务长时的干练清正等。

逐渐地，邓师成了历史系重业务、轻政治的典型。他在讲课中曾向学生提出过，地理、职官、年代、目录是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为此多次受到会上会下的点名批评，邓师被攻讦的最大理由是，“单单丢掉了最根本的一把钥匙——马列主义”。其实，这并不符合邓师的本意，邓师是当时历史系发表论文最多的先生之一，他常常为进行对比研究，为开阔思路而求助于理论学习，常常重复当时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先生的话：有了许多制钱，还要有把这些制钱贯穿起来的钱串子（指理论）。1988年，邓师为日本宋史学界发起的《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同朋舍，1989年）写了一篇序言，其中谈到：“认真说来，仅仅借助于我所列举的四把钥匙，以及前代学者所提的文字、训诂等，作为现代史学工作者的研究工具，也还是远远不够的。例如考古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等，无不与历史科学的研究有极其密切的关联。在这些学科方面的造诣之深与浅，知识面之广与狭，对于一个史学家的论著质量之高与低，精到与粗浅，关系也极要切。”由此可见邓师前后一致的治学观。今天，已经不是在举办白专道路展览会上为邓师的“四把钥匙”单辟专栏的时代了，邓师的教导是正确的，学历史的人，既要学理论和尽可能多掌握治史的工具，也要像他那样开拓视野与胸襟，与时俱进。

一九八四年十月摄于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首届国际宋史研讨会期间。一排左四为刘子健先生，左五为邓广铭先生。

邓师过去与胡适、傅斯年有较深的共事关系。在批判俞平伯、胡适的运动之后，他仍然表达不合时宜的学术见地，当然易于被人抓住辫子。难得的是他表里如一，不管他人态度如何而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看法。圣人周公尚不求备于一人，谁也不能要求他人完美无缺。邓师令人尊重的地方在于他性格鲜明，不因时因势而改变自己的主张。在运动频仍、批判不断的日子里，邓师的想法有时不免天真。例如，1956年规划向科学进军的时候，执著的事业心使邓师很兴奋，他真的认为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听到对专家学者即将有一番优越的待遇，邓师也很感兴趣。我当时正给一位在历史系教苏联史的苏联专家当课堂翻译，邓师便向我打听苏联科学院的院士制度，对苏联院士享有的某些待遇大为赞赏，希望中国的专家也能像苏联的专家那样受重视。邓师尤其赞赏苏联政府给院士住宅门口镶嵌上亮晶晶的、写上姓名、住址、职务的大铜牌。邓师攒了些稿费，又听到了高级知识分子可以享受某些特殊待遇的传闻，他甚至于想用稿费给自己买辆汽车。在当时，他老先生可谓异想天开了，但这就是邓师。

1957年6月8日，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前此，我因狂妄无知，说了一些被认为“违反六项政治标准”的言论，受到若干场揭发批判，于翌年（1958年）2月的反右补课中被“补划”为右派，又于1959年十年大庆前夕被摘掉右派帽子，成为“摘帽右派”。在人人怕犯政治错误的紧张氛围中，谁都知道“右是政治立场问题，左是思想方法问题”。所以，无论对“戴帽右派”，还是对“摘帽右派”，都是以保持距离为明智。为了不给别人带来麻烦，我没事绝不接触任何人，遇见熟人，能绕道走就绕道走，能假装看不见就假装看不见。令我惊异的是，邓师对我的态度不改先前。我在下乡劳动或下放锻炼中偶然回校，邓师碰到我，总是以长者的关怀跟我说几句话，而在这几句话中传达着更多的言外之意，令我在人间冷暖对比中，对邓师给予绝境中的青年人的关怀刻骨铭心，没齿难忘。

摄于八十年代初，左二为邓广铭先生，右二为张广达先生。

就在这时，我耳闻邓师对别人讲：张广达是个人才，应该给他安排工作，这样既利于他的改造，也让他发挥一些作用。此事已过去近四十年了，任何时候想起来，我都感动不已。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饥荒遍及全国而强调劳逸结合，政治气候相对缓和。我向系领导表示愿意从世界史转向中西交通史，邓师听说后，当即表示支持。我后来终于从世界史转向中国史，完全是邓师支持的结果。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对右派的任何关照都可以在适当时刻上纲到丧失政治立场的高度，何况邓师有过与胡适、傅斯年的共事关系，这本身就是政治辫子，可被罗织罪状，招致灾祸。邓师为了爱惜年轻人而忽略了自己可能遭受的连累，这种无畏的襟怀令我永远敬重。邓师不仅对我，对其他与我情况相似的年轻人也深加爱惜。有一位53年入学的女学生戴静华，57年被划右，邓师对此非常惋惜，说：“可惜这个人才。”邓师似乎为此而受到过批判，被迫做了重业务短政治、重才不重德的检讨。邓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明知对他看重的青年人的热忱爱护可能为他招致麻烦，但他置之度外。在艰难困顿中，我既从他那里得到了师辈的温暖，也从他那里学到了怎样做人。我今天所以也能坚持自己的某些信念，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受邓师人格的感召。人活着就应该像邓师那样，如果是正确的，就应当不计个人得失而予以坚持，不应当随风摇摆。

《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北京大学前副校长、历史系教员郝斌著，作者于书中回忆了从1966年文革爆发至1969年夏30个月中的经历。

1969年11月，北大教职工下放江西南昌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这里原是一处劳改农场，靠在枯水季节造堤围湖，与鄱阳湖底争地而成的圩田。由于土地本是湖底淤泥，所以干旱时坚硬如砥，雨天一下子变成黏稠的泥塘。遇上连雨天，泥深逾尺。人走在这种胶泥塘中举步维艰，即使穿着统长及膝的胶靴，深深的胶泥也把胶靴牢牢地吸住，往往拔出来的是脚而不是胶靴。就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北大数千名教职工受命建立干校，走“五七道路”。干校实行军事编制，由军、工宣队领导。邓师和我被编入八连的后勤排，邓师放鸭子，我在蔬菜班种菜，师生情谊走向更深厚的一步。那时邓师已年过花甲，头戴草帽，脚穿胶鞋，挽着裤腿，手里拿一根细长的竹竿，在暑气蒸人的田野上放鸭子，条件极其艰苦。像他这样的老教授在全干校也没有几人，可是邓师秉持素有的开朗乐观，能吃能睡，不改本色。开饭时，邓师拿着一只不小的搪瓷饭盆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吃满满的一碗，有时还加上些。睡觉时和大家挤在大统铺上，倒头便着。一段时间内，我和他并排挨在一起。我的工作主要是从厕所淘粪，把粪挑到菜地的粪坑里“沤肥”（发酵）。当我挑着粪担来回时，常和邓师聊几句。师生关系越来越亲密，有时甚至开开玩笑。鲤鱼洲夏天奇热，冬天奇冷，冬天的条件更加艰苦。邓师和我以及绝大部分下放教工都得了尿急尿频症。这些，邓师和我都一起熬过来了。

1978年，邓师任历史系主任，当时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邓师提出“实事求是”四字作为他的办学方针。他对“文革”中历史系人才凋零的惨相有切肤之痛，不顾年事已高和脑血管硬化而致力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他怀着十分焦急的心情，网罗全北京市的优秀教师为历史系学生开课，并提出大、小通史方案。自历史系主任卸任后，他又着手筹办“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着眼于出人才、出成果，这是老先生非常有战略眼光的一着。从邀集人发起，到“中心”逐步成形，全由邓师亲自擘划操持。中心建成以来，在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人才方面成绩非常突出。今天北大历史系中古史后继有人，凝结着邓师的心血。说来惭愧之至，在“中心”筹建过程中，我未能为邓师分劳，迨“中心”建成后，邓师却让我忝任副主任。“中心”的很多事情我并没有做好，辜负了邓师的厚望。

我生平第一次正式讲课是在1978年，担任“中国通史”后半段，这是邓师亲自安排的。1981—1982年我在荷兰莱顿汉学院访问，其间到了英、法。回国后，邓师亲为我主持了一次全系师生出席的讲演会，让我报告国外见闻。我还记得，邓师也为我主持过学术报告会，我当时的讲题是“碎叶城今地考”。所有这些安排，都渗透着邓师提携我的苦心。他说：“过去京城名角都需要人捧场，学人的成长也一样。”邓师对他垂青的学生，非常重视为之创造成长的条件。有一次我对马雍学长谈起邓师，马雍学长立刻说：“邓先生是我的恩师。”

随着改革开放，回忆和记述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的书籍、文章多了起来。读了这些著述，我方才醒悟，邓师正是本着陈寅恪为他的《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的精神提携后进，正是发扬胡、傅秉公处事的精神培养学子。我感到邓师身上有胡、傅两位先生的作风的影子，包括不怕开罪人的作风。

1987年春，我和邓师同受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邀请，大致同时到了日本。从东京到京都，我亲眼看到了日本老、中、青不同年龄段的宋史学者对他的崇敬。1988年，日本宋史学界筹划出版刘子健先生祝寿文集，序言就是请邓师写的，序言前后印上邓师手迹，然后附上英、日译文，充分体现了国际学界对邓师的敬重。我为邓师为中国史学争得的荣誉感到由衷的骄傲。

1989年夏我来到国外，在巴黎一呆八年，来美又将两年。我一再拂逆邓师促我返校的心意。然而，邓师并未对我生气。对我的关心爱护一如既往，有增无已。迨知邓师入院查出绝症，我心知此去凶多吉少，数月来惴惴不安。获悉邓师辞世的噩耗，我终于面临了无情的现实：每每于我艰难竭蹶时刻而雪中送炭、向我伸出温暖之手的恩师永远离开了我。

张广达先生，图中旅馆是他第一次出国在巴黎所住的地方。

我生也驽钝，学无所成。邓师生前，每次得知我有点滴成就而由衷喜悦，但也为我的笔下枯涩老写不出大块文章或专著而内心起急。他通过各种途径予我以督促，希望我早点儿拿出著述。作为学生，未副恩师厚望，我十分惭愧。但可告慰老师的是，我一天也没有荒废学业，只是由于根不深，没有做到老师要求的叶茂。十年来，在海外授课之同时，补了补中外基本典籍，略略考察了欧陆和美国的治学路数。我行年六十有八，余生无几，唯有以邓师的期待督责自己，尽心致力于撰述，以报邓师的恩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