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坚范，曾仼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兼外联部主任和《文艺报》总编辑。
明人道之理
金坚范
“究天人之际，通今古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的这句名言，就我所知，频频有人引用，却未见有人改动，即使稍微动一下也没有。但楼宇烈教授大胆地改动了一下。那是2017年3月5日，中华文化促进会人居文化委员会假座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召开了“人居文化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嘉宾有清华大学教授钱逊先生、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先生、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先生、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先生、副院长李中华先生等。会议由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助理江力主持。
我在会上的发言，有两点引起了楼宇烈先生的特别关注。
我在发言的结尾时总结了我的看法：“要建设好人居文化，可用司马迁的名言‘究天人之际，通今古之变，成一家之言’来概括”。对此，会上有人认为不够全面，并引用一位名人的话说，要加上“吸收外国的经验”。根据我的理解，司马迁的这句名言谈的是治学的方法论，体现了“会通”精神，会聚中外古今，通融为一，即落实到“一家之言”上。这是一纵一横的考虑，纵是时间概念，横是地理概念。“究天人之际”，顾名思义，意思是研究天和人两者的关系。“天”，是指大自然。而与大自然相对应的“人”，是个统称，便理所当然包括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概莫能外。“通今古之变”，就是研究从古至今的历史变化，兴衰成败。所以，我在会上坚持己见，说“究天人之际”，已包含外国的意思。会议刚结束，我还未来得及整理好桌面上的笔记本和书包，楼宇烈先生便走到我边上，说同意我的意见，并说要在司马迁的话中加一句话：“明人道之理”。对楼先生杭州口音较重的话语，我没有听懂，便请他重复一下。如此循环往复，“明人道之理”这五个字，他不厌其烦地说了三次。愚钝如我，居然还是不甚了了，只好请他写下来。他便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明人道之理”五个字。这样，这句话就成了“究天人之际，通今古之变，明人道之理，成一家之言”。他还解释说，居室要顺应人性的需要。楼先生写下的这五个字，强调了人的精神和情感需求，于我而言，简直是醍醐灌顶。人们常说，心有所依，身有所栖。此话通俗地解释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句“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人居文化，顾名思义，房子是给人住的。设计，从本质上说是解决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使之平衡协调，成为适合人诗意栖居的人性空间，让人有舒适愉悦的感觉，所以必须正视人性这一特点，以人为中心，以现实的人、人的现实生活为本，避免自身被其他考虑所迷惑而做出错误选择。楼先生的这五个字一加，整句话就有了灵魂，立马鲜活起来了。人性的需要，这只“看不见的手”时时刻刻引导着人们。这也使我想起来楼先生曾多次强调以人为本，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庄子评价孔子：“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孔子的文化态度培育了中国人专注人间的实用智慧，关注的是现实生活和社会、自然的方方面面。因此，中国民众强调“活在当下。”“好死不如赖活。”“只羡鸳鸯不羡仙。”不羡慕当什么神仙，只羡慕享受夫妻恩爱等现实可及的“美好生活”。这一点，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社会以及古代印度将人间视为“苦难世界”，将远离人间生活的、无法确认的“神的天国”当中的美好生活视为自己最重要的追求目标。而西方文艺复兴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人的发现，肯定人是宇宙中心、万物尺度。人是最真实的存在。你可以否认其他，但你不能否认你自己；同理，也无法否认他人。据此，不仅仅是人居文化，凡事都有“明人道之理”的问题，可谓无时不在，无处没有，察之不尽，言之不竭。正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
楼宇烈先生，既没有因为司马迁是名人而因循守旧，不敢越雷池一步，也没有因二千年来多少人萧规曹随而一仍旧贯，而是以其深厚的学养，借人居文化的特点，点明了司马迁这句名言背后的核心。丰富的知识是重要的，但识见更胜一筹。比之与知识和识见，胆识更难能可观。
一般人认为，艺术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一个人的艺术审美情趣，很能体现他的品德高尚还是低下。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教观念薄弱，但艺术精神发达。据此，当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响亮地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认为美育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培养人的品德，可以取代宗教的作用。所以我在发言开始时就说，“来到北京大学出席人居文化学术研讨会，自然想到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这一主张具有重大的文化哲学价值。文以化人。以美育代宗教，使国人的感情不必受到污染和刺激，使人们受到艺术的熏陶而变得纯正，这实际上也满足了人性发展的内在需求。文化建设是人的问题，是人的美感及审美判断和价值观的问题。人们最终将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世界。”在我俩从会议室到大楼门口的路上，楼先生边走边对我说，蔡先生讲过“美育代宗教”，也讲过“伦理”代宗教，但“美育代宗教”讲得更多。语气中，能明显感受到他对“蔡先生”特别敬重。书读百遍，其意自现。起初我以为楼先生只是告诉我一个客观事实，后来不断回想起那次谈话，才有所醒悟。此事并非那么简单，而是楼先生提醒我要深入思考：为什么蔡元培先生也有过“伦理”代宗教的思想？“美育”也好，“伦理”也好，均属于精神领域，其交汇点是“真善美”，但“伦理”偏重于道德，而审美素质属于人文素质的重要构成。蔡元培先生说：“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蔡元培先生考虑的是人文教育的大问题，如何从人性完善和键全的角度，培养现代人格，并非我所理解的仅仅是艺术美的问题。可见，教育的首要使命是为学生“立心”。这是他作为思想家、教育家的伟大之处。“立心”或“心立”，从大的志向上说，即“为天地立心”；从处理日常事务而言，也须“心立”。宋代思想家张载说：“欲事立，须是心立。”楼先生委婉地纠正了我对蔡元培先生良苦用心认知上的这一偏狭：“美育代宗教”，注重的不仅仅是从艺术培养审美情趣的问题，而是更宽泛的人文问题，以人文立心的问题。
我之前与楼先生不熟，仅在两三次会上有一面之缘，未曾深谈。此次仅因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他对我这个晚辈如此和颜悦色地谆谆教诲，颇有受宠若惊之感。7年过去了，那次谈话依然鲜活如昨。
（原刊于《杭州文学》创刊号往事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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