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不忘袁世凯-华闻时空

文/桑宜川

久居海外，每到过年的时候，都不由地多了一份乡愁。兴许偏好读史的缘故，坐在书案旁，总会想起许多现代中国历史人物，他们仿佛走马灯似的，一串又一串，列队走过我的眼前，袁世凯就是其中一位。他在民国初期，执掌北洋政府，于1914年颁布法令，确定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延续至今，已有111周年。如今不少年轻人可能已感到很陌生，这位爷曾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知名度颇高，至今不衰，上了点岁数的人还记得他，多半源自他的银币头像，俗称“袁大头”，民国年间诸省政府及地方军阀先后发行了共计120多个版本，在海内外华人社会广为流传，已成为收藏品，其中稀见品种价值不菲，在国际拍卖会上成交价可达数百万人民币。从清代至民国3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袁世凯是中国银币上出现最多的一位政要，就连孙中山头像银币，坊间谓之“孙大炮”也不过只有几个版本，不及其零头，其它民国政要及军阀头像被铸造在银币上的更是屈指可数，也只有几位。由此可见，“袁大头”能有这么高的普及率和认知率绝非偶然现象，他本人早已成为一个历史符号，被注入那个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时代光谱中，永不消遁。

历史就是这样乖戾，常让人无所适从，许多时候感到茫然。岂不闻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在现代中国的红色话语里，袁世凯始终是一个负面人物，舆论一边倒，被骂了大半个世纪，泼了一身污水，头上被扣上屎盆子，至今还臭烘烘，屎味儿不散。他的主要罪名有二，一是在任期内迫于压力，同意北洋政府代表签订“二十一条”，其实并未签署，经过力争，最终签订的修改条款叫做《中日民四条约》，在与日本人的强权谈判中最大限度地捍卫了国家主权；二是他被近臣和幕僚忽悠，高呼“万岁”，捧他坐“龙椅”，如同历代君主一样，他竟然云里雾里地穿上“龙袍”，皇帝的新装，拍照留念，还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其实并未举行大典，正式登基，后来发现周围的人都在合伙骗他，自己入戏太深，中了“套”，急忙退出，但为时已晚，成就了他一生中的二大“劣行”。如今回望这位历史人物所受到的“国家待遇”，探索其称帝背后的历史动因，了解这段近现代史的冷知识，应是读史者的一页补遗。

我辈从小接受“正面”的阶级斗争教育，小小年纪便对“地富反坏右”等各类“坏人”充满了仇恨，也对袁世凯是“坏人”深信不疑。殊不知，后来读到海外出版的现代中国历史经典论著，例如《剑桥中华民国史》，费正清的《哈佛中国史》，台湾版《中华民国史》及教科书里，袁世凯并不是啥“坏人”，这些经典论著对袁氏的历史叙事均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展现出的是严谨的学术范式，可圈可点，几可作为信史。甚至就连体制内的中国社科院所编《中华民国史》，在近年新版中对其也开始有了比较正面的评价，有褒有贬，不再一棍子打死，展现了大陆学者本来应有的洞见与学养。其实，袁世凯在治国平天下的近现代历史转折时期，是唯一跨越大清与民国的“三军总司令”，起承转合，为国家为民族做过不少有积极意义的善事，至今还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产生着深刻影响。

举例说，确定每年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就是在袁世凯执政的北洋政府时期，正式颁布的一条政令，时间是在1914年。除此之外，袁世凯还借鉴西人历法，颁发政令，每年公历第一天为“元旦”，都是值得称道的历史大事件。在几千年的华夏文明进程中，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春节，1949年以后，广大“革命群众”也不再抵制，沿袭旧俗，我以为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今年正好是中国的第111个春节，正月初一过年这事儿如果追根溯源，可知产生于

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起初日期并不固定。史料记载，秦朝之前先后规定过10月、11月、12月的第一天“过年”，直到汉高祖刘邦之曾祖孙刘彻（前156年－前87年）实行“太初历”，才正式确定在正月初一。刘彻亦称汉武帝，是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在位长达近54年，社会发展空前繁荣。他留下的思想遗产对后世影响至深。正是这位爷制定了历法，下诏定阴历正月初一过新年。读者朋友或许会纳闷，难道春节不就是正月初一过新年吗？是也不是，说起来还真有点儿绕弯，历史演绎过程曲折，因为在1914年以前，民间没有“春节”这个表达方式。从殷商至清朝，历代农历正月初一这一天叫“岁首”、“元辰”、“岁朝”、“震旦”、“元日”、也叫过“元旦”，直到1914年袁世凯颁布一道大总统令之后，过年这一天才开始正式叫“春节”。

史料记载：1912年1月1日晚10点正，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临时大总统，翌日以临时大总统之名义，通电全国：“各省都督鉴：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4609年11月13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甫久，2月15日孙中山宣布辞职。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2月20日袁世凯颁布改历布告：“现在共和政体业已成立，自应改用阳历，已是大同。”客观地说，袁世凯和他领导的北洋政府还是不错的，尊重并且认可孙中山的改历主张，并且做了进一步的细化规定，通过内务部颁布新旧隶属修订方案，在汉满蒙回藏等各地区大力推广，同时考虑到广大民众的不同习俗和习惯，允许使用新旧合历，日历上有阳历也有阴历，也就是农历，但新年就定在了阳历的1月1日，也就是元旦这一天。

转眼就到了民国二年（1912）的1月1日，民国初期的国庆日，同时也是阳历颁布以后的第一个新年，非常尴尬的情形出现了，这一天政府机关张罗着悬旗结彩，互相脱帽拜年，高呼民国万岁，但搞不明白的是，民间却冷冷清清，民众都没怎么响应，反而到了2月6日阴历正月初一这一天，千家爆竹，万民鼎沸，热热闹闹地过起了新年。到了民国三年（1913）的1月1日，还是政府这边剃头挑子一头热，民间几乎没有响应，面对这种极其不和谐的场景，北洋政府开始坐不住了。1914年1月21日，内务总长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陈情，并由内务府呈文：“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袁世凯立刻批复：“据陈以信，应即照准。” 如今回望这段历史，顺从民意，才能化解官民对立情绪，缓和社会矛盾，当年袁世凯开了一个好头，可圈可点。

那一年的1月23日，内务部所颁布的训令如下：“四时节令，关于社会风俗，人民生计，本部衡度迷失，对于此类习俗，未便干涉，成名大总统以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以顺民意。”应该说北洋政府对这件事的处理，还是比较开明，理智而且务实的。三天以后，中国的第一个春节就在1914年的1月26日这一天，官民一道，欢天喜地，共庆佳节。就此奠定了阳历年首为元旦，阴历正月初一为‘春节’的并存格局，这就是我们今天“春节”的由来。

民国年间，关于“春节”的故事演绎还有不少插曲。1928年随着东北张学良的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取得了全面胜利，北洋政府也从此就落下了帷幕，全国统一宣告完成，同时也为了区别于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再一次把当年孙先生倡导用阳历的主张推了出来，同年12月8日，国民政府颁发通令宣布，自1929年1月1日起，全国使用公历，废除旧历，禁过旧年，还通过了旧历节日替代办法，阳历1月1日定为新年，元宵节定在阳历1月15

号，改名上元节，端午节定在阳历5月5号，改名宠物节，重阳节定在阳历9月9号，改名重九节，中秋节定在9月9号到10月7号之间，月圆的那一天。国民政府认为，遵循旧历过年是革命不彻底的一种表现，是有必要被摒弃的社会陋习，同时还规定，旧历正月间的所有娱乐活动，移至公历新年1月份举行。

1930年年初，是民国政府推行阳历最严厉的一年，春节期间派警察到关门停业的商店，强迫开门营业。遇到不听劝阻，依旧祭祖拜财神的，放鞭炮贴春联的，售卖旧历的小贩会被捉走拘役，一时间监狱里人满为患，就连公务员干不能幸免。公职人员也不能说“恭喜发财”的拜年话，若被发现将会严厉处分，在孙总理遗像前罚站。如今看来十分滑稽，已是匪夷所思，但却是那个年代真实发生过的事。

1933年，全国各地推行“国历”运动已渐渐趋于放松状态。1934年，民国政府对于民间过阴历年，明确表示不加干涉，不再推行废除旧历的政策，同时宣布，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之外，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从此“春节”就再一次回到了老百姓中间，皆大欢喜。那一年鲁迅在上海过春节，写下了一篇《过年》的文章，后来编入他的散文集《花边文学》，其中有这么一句：“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这段话可视为那年那月的别样“春节”真实写照。

如前所述，袁世凯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位绕不过去的人物，他曾任晚清军机大臣、末代内阁总理大臣，1912年，他继孙中山之后出任临时大总统，继而正式成为民国第一任大总统。那个年代，在天安门城楼上曾悬挂过他的巨幅画像。他的人生最后时光，是在中南海里度过的。时至今日，那里还留下不少他的历史遗韵。例如长安街上的新华门，清代原名“宝月楼”，后来俗称“香妃楼”，建成于清朝乾隆二十三年，相传乾隆皇帝为讨香妃的欢心所建。1913年改建为北洋政府总统府正门，由袁世凯改名为“新华门”，沿用至今。（上图：1912年，改名后的新华门，悬挂着北洋政府的旗帜。）

查史溯源，宝月楼虽不应称为“香妃楼”，但它们的称谓确实都与香妃有着“道是无晴却有晴”般的牵扯。在史料和口传之间，坊间似乎更热衷于听信街谈巷议，这是基于老百姓内心朴素的理想与乐见，往往使得一些历史人物，被分割为本体和精神的两副面孔，因而才演绎出一段乾隆与香妃缠绵悱恻的爱情传奇。历史上的香妃在清宫生活了二十八年，而乾隆也确实对其有所宠爱，下江南巡泰山都有香妃随驾就是史证。香妃香消玉殒三年后，年已八旬的乾隆还于宝月楼前吟诗神伤：“卅载画图朝夕似，新正吟咏名今同。”此情此景并不虚传。（上图：辛亥革命以前的宝月楼侧影，周围还是一片芦苇水榭。）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接管清室西苑，把中南海作为总统府。按中国的传统习俗，府邸正门要向南开，于是由当时的内务总理朱启钤主持，将位于中南海南墙内仅几米的宝月楼底层中间打通，改为大门，移端王府的一对石狮置于门前，又将挡在前面的皇城红墙扒开一段缺口，加砌两道八字墙，请晚清文人袁励准书“新华门”馆阁体匾额一幅，悬于门上，自此宝月楼更名为“新华门”，取代西苑门成为了中南海的正门，并一直沿用至今。宝月楼街对面曾有一座清真寺，袁世凯遂以不宜直对总统府为名，下令拆除，并修了一道灰色花砖墙，用以遮挡路南的民居。一座楼变成一道门，敞开的是历史往事的风云诡谲；一道墙取代一座寺，遮蔽的是民间世相的落落红尘。（上图：新华门旧影，摄于1914年。）

中南海里还有不少楼宇殿堂，也与袁世凯关联，例如清代“海晏堂”，1911年袁世凯入主中南海之后将其更名为“居仁堂”，作为他的隐居之地。另外“怀仁堂”，原为“仪銮殿”旧址，建于光绪年间，历时三年而成，慈禧太后曾迁入，作为寝宫居住，并在此殿召见大臣，处理政务。1900年毁于拳匪之乱，几成废墟。1902年，平定事端之后，慈禧从长安回都，耗资500余万两白银，对该殿加以重建，改名“佛照楼”。1908年，慈禧病逝于此。中华民国成立后，大总统袁世凯将此楼改名为“怀仁堂”，并在此接见外宾、接受文武百官的元旦朝贺。（上图：民国初期，袁世凯易名的中南海怀仁堂旧影）

那个年代，中南海怀仁堂对外开放，京城里的晚清王公贵族，北洋达官显贵均可租用，举办商务宴请，红白喜事等大型活动。北洋政府结束后，怀仁堂曾一度闲置多年，北平市政府响应蒋介石宋美龄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经常在此主办集体婚礼，闻名遐迩。1949年新政进驻后，怀仁堂华丽转身，变为“红色殿堂”，成为各种政治会议，文艺晚会，及周末舞会的场所。

作为对照，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民国政要的后人离开大陆后，普遍活得比较体面。例如袁世凯之家，可谓豪门望族，大部分子女及孙辈，曾孙辈遍布海外，且多有出息，实业家，科学家，院士一大堆。袁世凯一生娶有1妻9妾，有子女32人，17子15女；17个儿子又育有22个孙子、25个孙女，儿孙共79人。袁世凯的世系辈分为：志九耀三，保世克家，启文绍武，卫伟国华。如今在世后人已至启、文、绍字辈，除部分聚居天津老家外，美国、加拿大、台湾、上海、港澳等地也有不少。笔者在温哥华就结识了袁氏后人一家，他们隐居在这里，说起老祖宗的故事，如数家珍，以此为荣。按照中国老话，这叫做“光宗耀祖。”类似的民国豪门望族还有不少，例如梁启超家族，孔祥熙家族，白崇禧家族，荣毅仁家族等等，才俊辈出，故事多多，不胜枚举。（上图：袁世凯与部分儿孙合影）

回望历史，当年袁世凯主张“五族共和”，孙中山主张“联俄联共”，尽管二人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不同，并无对错之分，孰优孰劣，是矣非矣，留待历史评说。从认知的角度来看，今天大陆的红色江山其实是大俄帮着打下的，因此革命群众一边倒，对孙中山感恩戴德，若追溯到源头，是有因果关系的。大陆大中小学开设的历史课及教科书，名义上讲的是历史，实际上是按照政治课的价值取向开设的。大半个世纪以来，抑袁扬孙，贬前者为“坏人”，捧后者为“圣人”，其实不是尊重历史的做法。孙中山的大半生都在避难，早年（1896）他流亡英国时曾遭绑架，为此他写有回忆录《伦敦蒙难记》一书，记述自己被清廷通缉的日日夜夜。后来他又多次去日本避难，去南洋各地避难，甚至登上永丰舰避难整整一年。其实他过得很不顺，也很不容易，广东老家还丢下了原配夫人卢慕贞和如夫人陈粹芬，为他养育了一子二女，长子孙科，长女孙娫，次女孙婉，同时还替他孝敬公婆，并为公婆送终。尽管自己在外打拼，还娶了宋庆龄任第三房太太，后来功成名就，成为了“圣人”。其实世上本无啥“圣人”，他也是凡人，所谓“圣人”都是被包装和编造出来的。（上图：袁世凯妻妾合女儿（部分）合影，中坐者为原配夫人于氏。）

袁世凯和孙中山的生命之路都不长，袁活了

56岁，孙活了58岁，均未到“退休年龄”就双双寿终了，前者一生备受诟言，后者死倍哀荣。北洋及民国时期，他们二人的画像曾先后高挂天安门城楼，可是孙先生的唯一爱子孙科，是民国第一位先后当过行政院长、立法院长和考试院长的人，还曾代表国民政府去苏联谈判，从中斡旋外蒙事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中苏商务条约》，应该说他是对华夏民族有贡献之士，没想到1949年竟成了新生政权眼里的“战犯”，与胡适和其他几位不肯留在大陆的文人士者一道，统统被列入了“战犯”名单。其实与他们同时代的枭雄人物，仁人志士还有很多，但凡那些有着雄才大略，试图向西方学习，治国平天下，倡导将权力关进笼子的人都未能善终，文革时期死于非命的人更是达到了高潮。与袁孙同辈的宋教仁试图用内阁制度约束权力，却死于暗杀。陈炯明想推动宪政共和，却成了叛军首领，被历史抹黑，至今都没有翻过来。

话说回来，这几天还在过年，国人还沉浸在春节喜庆气氛之中。我想起了《诗经·大雅》有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知兴衰。袁世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若在九泉之下有知，当年他作为第一任民国大总统颁布法令，确定的“春节”如今还在延续，已成为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庆，家喻户晓，更传播至海外，五洲同庆，定会感到欣慰。难道不是吗？无论你生活在何处，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春节所承载的团圆，祈福，辞旧迎新的精神内涵始终一如既往的存在，这不仅是春节的魅力所在，也正是华夏民族真正的文化自信，真正的力量源泉。我留意到，2013年，“春节”已正式成为联合国的节假日，为人类社会所认同。2014年，春节被正式列为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而载入史册，应是炎黄子孙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