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山公众号新开一个专栏：《文学偏见》，作者黄惟群。
黄惟群拥有知青背景，上海籍，赴澳洲三十多年，自学成才，出版和发表文学作品无数，遍及大陆，台湾，香港，美国。我们看中他的一本文学评论《偏见集》，专门针对文学潮流，尤其针对家喻户晓的名家和名作，发表不同意见，实在难能可贵。
这些不同的看法与其说是针对作者的，不如说是给读者听的；与其说是告诉读者的，更不如说是棒敲文学评论家的，因为在字里行间他们引领读者亦包括作者，带着无冕的皇冠，发出权威的声音。
挑战权威谈何容易？作者先给自己戴一顶“偏见”的帽子，留给权威们足够的面子，同时为自己掘开一条缝隙，谨慎地传递关于文学的肺腑之言。这声音传了七八年才传到美国。
而此时，黄惟群已经退休搁笔，但并不妨碍他的声音传播。
经他同意，开此专栏，以飨读者, 求共鸣或争鸣。
“文 学 偏 见” 之 一
宏 观 叙 述 的 误 区
黄 惟 群
引言：严歌苓也好，艾伟也好，还有更多的作家，本身都是极其优秀极具天赋的，如果不是三心二意、不是心存旁鹜、不是将自己的短处当作长处发挥，而是看准方向，将精力、能力用在朝这方向前行的最高文学天赋开发，那么，他们的成绩将会大得多！
中国文学久来热衷于向历史邀宠，寄希望于历史的参与而使作品伟岸光亮流芳百世，特别是大历史，越大越好。这几乎已成一种不病之病，也可说，是一种自宫，是中国文学把“历史”当切刀对自己的文学细胞、文学生长力进行的“阉割”。
毫无疑问，文学可以涉及历史。事实上，任何文学作品，都涉及历史。历史由各种各样人和人群的行为构成，只要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都能准确折射历史。真正写好、写活、写准确了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写好了历史。也只有这样写出的人的生活，才能折射出真实可靠的历史。历史是条长河，由不可计量的水组成，所谓历史人物与事件，只是这条长河中溅起的几个浪花几滴水珠，它们的产生本由长河的内在蛹动决定。登山而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满于海。文学作品中，重要的不是山与海本身，而是作者登山观海中惊绝于妙心的所见所感所思。所以说“真正写好”，只为没有或没能力写好人、人与人间关系的文学作品，不说折射不出历史，就连被提上台面谈论的资格都没有，即使作者以天大的热情去写天大的历史。
文学是文学，历史是历史，文学所以存在，是因自身所具的不同历史和一切其他学科的元素。文学关注的是人、人的生活，关注的是人的感受、感觉、感情，人的思想与认识。
文学对象，是天然沾上历史粉尘的人，而不是天然沾上人的粉末的历史。一个不可颠倒的主语。一个起码的方向性、认识性问题。一个根本不该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
文学要求作家对生活有一份灵敏的感应力，要求作家对笔下所呈人、事有一份耐得起琢磨、经得起感悟的体味，一份不动声色隐于其中的认识，以及一份以文字形式表达的能力。任何人的努力都不可能超越自己的天份，一个真正有心于文学的作家，应潜心的是如何充分开掘自己的文学天赋，于观察到的生活中艺术地匠心独具地提取其中文学元素，在自己的天份的最高点上，予以尽性发挥。
中国作家分心太多。中国作家被教育惯了、误导惯了。中国作家时时不断地处于勉为其难地深刻领会，勉为其难地奋力状态。宏大的“指点”声势吞噬了他们的自信。他们渴望认同，相信“指点”胜过相信自己，即使不信也迫使自己信。他们的领会、实施中混入了太多非文学因素。
今天，已没外在力量继续要求文学必须违心制作，而中国文坛却似难以停止惯性运作，久染成俗地继续着心灵缺席的喧嚷，继续着有悖文学原理的努力。
一个很弱智的问题：我们需要就历史问题请教作家？
到底该向历史学家请教历史还是该向作家请教历史？
艾伟的《风和日丽》写得不错。可谓难得一部不俗不蠢却将故事讲得引人入胜的小说。讲好一个编撰的故事实际是件很难的事，其中太多牵涉。大多小说既俗又蠢地胡编乱造着漏洞百出的故事，挂一漏万，惨不忍睹，却还以为得计。《风和日丽》写的是一个人的情史，并努力将这个人的情史写得像史诗。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部小说真正吸引读者的是这个人的情史，是这个人浸泡在情史中的活脱脱的五感六觉的生命。作者基本把握住了这个人，读者也因此触摸到了她，与她共呼吸、与她同哀同乐。小说写得最好的部分之一，是女主人公的一场外遇，那是一场“人”的外遇，一场让我们感到作为人不搞对不起天地良心的外遇。人心，才是文学真正应该关心的内容。而这部小说写得最差的部分，恰是作者寄以厚望的与史诗挂钩的部分。不说完全失败，起码可说不成功。牵强附会得厉害。每当作者刻意将人物和历史融为一体、用人物来体现历史、迁就历史时，总是以改变人物行为的必然性为代价。这是一种必然。缺少自然的刻意制作，一定是别扭的、走样的。一定。小说中，作者还努力写出自己出生前的、没经历过的历史。或许作者可为自己的想象力得意，但却不能为自己想象力的准确性与有效性得意。生活是有颜色、有声音、有味道的，是由颜色、声音、味道形成的环境氛围组成的。一个作家，想要写好自己没经历的时代、没经历的生活，太难太难，很少有人真正成功――除非本意不在表现生活而是借题发挥。作家笔下没自身经历的历史与生活，对经历过的人来说，感到的只是失真、缺实、假作聪明，而对没经历过的人来说，那样的史诗，是伪作，是对历史的弯曲，是误人子弟。
作家严歌苓，差不多已把自己当成半个历史学家、半个建国以来各时期史实调研员，肩负起了重述历史、再现历史的重任。她的《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几乎是对照着历史各阶段大记事一步一步写下的。严歌苓确实是个不错的作家，文字功力，文学表述能力都不错，笔下人物大多都出形象，她还是个热衷于讲故事、擅长讲故事的作家。她的作品经常让人感慨她写活了一个凭空想象的画面，让人如同亲见。但遗憾的是，她的这两个力作，写得最差的部分，同样是努力想向历史靠拢，想使自己的胸怀、视点变得伟大的部分。这样的部分中，她笔下的人物、事件开始失真，变形、扭曲，不可信。如她是个现代派作家，她还能为自己的力所不逮强词夺理，但她不是。有意思的是，力图做个忠于历史、让笔下人物事件与之统一协调融为一体的严歌苓，在《小姨多鹤》中，写到知青，竟完全不顾“史诗”写作的基本要素，即从历史中抽样，提炼符合时代面貌的鲜明准确特征，将例外性代替普遍性，在太多女知青受侮辱被强奸的时代，竟将书中唯一一个知青形象夸大丑化成了一个女无赖，并百般兴趣地写了这个女无赖信口雌黄诬赖农村干部强奸自己的小丑无赖相。简直不敢相信。《第九个寡妇》中，这位现实主义作家，还浪漫地、异想天开、不切实际地写了一个被枪毙而侥幸未死的老地主，这个地主竟然几十年生活在地窖里，躲过了全民皆兵、铜墙铁壁的一个又一个历史阶段中的一双又一双“雪亮”眼睛。这大概也是作为作家的严歌苓理性和感性冲突的表现。只有理性不够的作家，才会在自己希望创作出史诗模样的小说中，任性地写进不具时代特征、不能让人信服的人与事。一个天大的“浪漫”，一个除了作者本人和没阅历、没经历的下一代谁也不会相信的浪漫。
《情人》没写大历史，但玛格丽特杜拉斯以老辣、真实、立体、铅一样沉的情感打动读者，钻入读者心里，赶不走。《麦田里的守望者》也没写大历史，但塞林格写出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性化的人。都没写历史，但因文学性，它们打动了我们，并让我们感到了历史，感到只有那样的地方、那样的时期、那样的背景中才存在的历史中的人。
《战争与和平》写了历史，写了政治，写了宏大历史中的宏大场面。《战争与和平》被说得很成功，但具讽刺意义的是，备有忏悔意识的托尔斯泰本人，晚年对这书所有的只是后悔，他心里清楚知道，这本书中他所做的追求，不是文学的追求。
应该说得很明白了。
大作品必须写大历史，这是一个天大的文学误区。这个误区害了太多中国作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没这能力却强作这样的能力。而正在这样缺少心灵应承的追求中，太多作家忽视丢失了自己真正的文学才华。
太多中国作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没这能力却强作这样的能力。而正在这样缺少心灵应承的追求中，太多作家忽视丢失了自己真正的文学才华。
严歌苓也好，艾伟也好，还有更多的作家，本身都是极其优秀极具天赋的，如果不是三心二意、不是心存旁鹜、不是将自己的短处当作长处发挥，而是看准方向，将精力、能力用在朝这方向前行的最高文学天赋开发，那么，他们的成绩将会大得多！
作者简介
黄惟群
出生：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国籍：澳大利亚
作家，评论家。一九八六年始发表作品，在中、港、台一百多家杂志报纸发表小说、散文、随笔、评论二百余万字。大量作品被国内杂志报纸转载，文学评论及散文屡被收入国内权威选集。
1987年移民澳洲，曾任当地华文报社记者、总编辑。1994年获“澳洲第一届华文杰出青年作家奖小说奖”。1995年由《香港明窗出版社》出版小说散文集《不同的世界》。1996年《不同的世界》获台湾华侨联合总会“小说佳作奖”。2002年由日本《光生馆》出版社出版黄惟群个人专著中文教科书《澳洲风》。2005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黄惟群作品自选集》。2016年由《天涯》出版社出版个人文学评论选《偏见集》。
在《上海文学》《花城》《小说界》《作家》《清明》 《广州文艺》等杂志以及《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羊城晚报》《新民晚报》《中国青年报》《文学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北京日报》等中国大陆报纸发表作品。亦在海外的《中央日报》 《中华日报》 《明报月刊》《香港文学》 《大公报》《星岛日报》《世界日报》等媒体发表作品。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