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瞿秋白一块被捕的两个女人（第16节）
项英同失散多年的一双儿女见面，十分高兴，慈心大发。把工作之余的每一分钟都给了孩子，尽享天伦之乐。给他们洗手洗脚，穿衣服，有功夫就陪着他们问长问短，呵护备至。仅仅12天时间，他把对孩子一生的父爱，都在那12天付给了。其间，国际友人马海德恰巧来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为项英和两个孩子拍下了唯一的珍贵照片。后来，项苏云被送往苏联学习，1991年在中国科协退休。项学诚建国后曾在北海舰队工作，于1974年去世。
在失望的尽头，一股精神悄然复苏。与张亮走散的周月林，孑然一身又上路了，她去找党，那么多领导、战友和同事，她对党多么的熟悉呀！从上海转道武汉，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办事处的人员陌生得很，要介绍信，她从监狱出来，哪里有什么介绍信。没有介绍信找什么组织？周月林盘桓数日，不被“组织”接受。
在武汉没有能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只好前往上海，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娘家。谁知父母早已去世，上海已沦为孤岛，党组织更难找到。为了生活，经人撮合，周月林和一个穷苦的船工结成了伴侣。从此，她颠簸流离，贫病交加，在苦难中熬煎。
落拓时刻，追思亡夫、莫斯科、上海、共产国际……亡者的世界，是生者世界的折射。那年她才31岁，丈夫没有了，还有3个孩子在世。无边的寻找，无边的痛苦。在白色恐怖中，她的儿子小沙洲留在瑞金。那位妇干为了保护小沙洲，丢下自己的家不管，背着小沙洲昼伏夜出，四处转移，仍被“还乡团”捕获，押于大牢。在诸多折磨、虐待中，小沙洲孩子不幸生病夭折。
遥远的莫斯科，犹如天空的星际，可望而不可及。我的“火星”、伟烈，你在哪里！
望眼欲穿，总有消息，却总没有确凿的消息。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学生，逐渐长大，陆续回国。郭亮烈士的儿子郭志成回忆：“1940年至1941年，我们都一起学习、生活在国际儿童院。诺云丝卡娃·伊斯克拉是在苏联卫国战争1941年至1945年期间离开国际儿童院的，但确切是在哪一年离开的，我们同学都不记得了，就连留在苏联工作的，与伊斯克拉较要好的同学王南·丽丽也不知道她的具体地址，也不通信。我们同学们都不知道她还有个弟弟……”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回忆亦相似：“关于伊斯克拉的消息，目前我也不知道，过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时认识她。从我回国后（1941年）就没有听到她的消息，至于她的弟弟伟烈我记忆中没有印象……”
思念与痛苦，是无边无际的深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回来了，唯独我的儿女没回来，如泥牛入海，音讯杳然。周月林常常仰天长啸：为什么，为什么，这倒底是为什么呢？！
新中国成立，周月林心中，亮起了一团火花：这下，儿女应该有消息，自己也该有个着落了吧！从报纸上知道，许多往日的熟人，都相继担任了领导职务。她的入党介绍人张琴秋，成为了中央人民政府中第一名女党员副部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于是，周月林向张琴秋及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伸出了求援的手，请他们帮助，恢复组织关系。
老熟人的帮忙在缓缓进行，新一轮希望冉冉升起。却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又一个晴天霹雳，她欲成为正常人，反而变为阶下囚。
因为那段特殊经历，又适逢一个特殊年代，她必定要变成特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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