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丁倩
1976年末，我插队到固阳县忽鸡沟公社已经两年多。村子位于偏远山区，散落在起伏的黄土坡间，四周山峦绵延，外出交通极不便。若要去固阳县城，顺河漕往东步行几里路到三岔口，站在那个空旷的河漕路边等候，公交汽车每天上午一班。若是时间凑不准，就沿河漕往西行走36里到忽鸡沟，那里公共车班次多。我去固阳城大多是到粮库去卖口粮，换些粮票和零钱。
固阳县城是个典型的北疆边陲小城，一条黄土大路贯穿全城，沿路岔出几条小土路，错综交织在一簇簇土垒房屋和围墙后面。城里行人稀少，显得寂静清冷，生活节奏缓慢。在经济衰弱的七十年代里，物品乏匮，县城中心几家小商店里，从来都是空荡荡的。然而，在这看似祥和平静的小城里，却也隐藏着险恶的陷阱。
（厂汉村一隅）
刚入初冬，我在一年一度的高校招生中受挫，情绪低落。过了几天，储存已久的100斤全国粮票被人偷窃，可谓祸不单行。接连的打击使我几乎一蹶不振。
事情是这样的。
那年全国时局动荡，高校招生拖延到深秋才开始。两个多月后，固阳县招生在抱怨和谴责声中落幕。大专院校在1976年招收了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没有文化考试，只要推荐名额。我满怀天真的希望：下乡满两年，便有资格获得推荐上大学。不料，命运又一次嘲弄了我的幼稚。固阳县获得推荐上大学的青年几乎是清一色干部子女亲戚。有些大学名额从未公开过，成为有权势的干部们秘密交易的筹码，他们的亲属子女不为人知地进了大学。我每天到县教育局，夹在一群跟我一样毫无希望的青年人中间，目睹了一场权益博弈的闹剧。
回到厂汗村，我躲在窑洞里蒙头睡觉，试图远离嚣尘，忘记这一切。一连几天，睡得天昏地暗，忍受锥心刺骨的伤痛。有一天，我从睡梦里猛地跳起来，心里涌起潮水般的冲动：我不服气，我要回家去找书，找资料复习功课，明年高校招生时靠自己的实力去争取机会。四人帮倒台之后，社会上传闻说将来大学招生要通过文化考试。
我两年未回家探亲，忧伤加剧了对父母妹妹的思念。内蒙的冬季较长，天寒地冻，没什么农活。到初春三，四月才回暖。1976年底的冬天，固阳县革委会没有号召移山造田，厂汗村没有安排工程，村里安宁多了。按照内蒙农村的风俗习惯，老乡们大多待在家里，串门走亲戚，说媒相亲，或者操办婚事，冬天忙自家的事。
回南方探亲路途遥远，车费昂贵，我向队里要求多住些日子，开春再回来。生产队和大队都同意了，我到忽鸡沟公社开一张身份证明。买火车票跨省旅行，要出示公社级别盖章的身份证明。此外，知青不许随意乱跑，探亲需要县级知青办的证明，到父母所在地的派出所登记临时户口。我又到固阳知青办开探亲证明，办事人员说，凭探亲证明可以兑换全国粮票。内蒙地方政府对知青的待遇似乎逐年放松一些。
从我记事起，全国一直实行粮食配给制。凡是城镇居民，每户有一张粮油卡，每月每人凭粮卡领取粮票。不过，农村人口不发粮票。各省市发行本地区的票证，如果跨省到异地去的话，原地区粮票不能用，攥在手里如同废票。只有全国粮票在各地通用。
（全国粮票和江苏省地方粮票）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有体验，那小小的纸票牵动日常生活，维系着人的生计和家庭命脉。粮票的重要作用，怎么描述都不为过。有饭吃还是没饭吃，吃得饱还是吃不饱，就看你是否有粮票。我心里难忘一桩事情。1962年我7岁，随父亲到县南街的老茂林，那家食品店门口摆出桌子，卖大米粉做的“洋泥”（米糊），一小碗起价一两。我们在一两和二两之间犹豫不决，那么让人尴尬的抉择。我饿得难受，佳肴美食，可望而不可得。满心的渴望和委屈，难以言表。虽然年龄尚小，我便有了些模糊的逻辑推理：吃饱有关人的体面和尊严，粮票有关于吃饱，那么这份体面和尊严取决于粮票。简言之，有粮票可以吃饱，吃饱就有尊严。
常熟虽然是江南鱼米之乡，票证控制一样严厉。我父亲在专政管制下，干着重体力劳动，粮食限量却是最低，每月24斤，连中学生都不如。需要阐明一下，粮票是国家控制的票证，禁止私下用钱交易。所以我家一年四季主要依靠买山芋，南瓜，玉米代替主食。对很多人来说，要吃饱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
（常熟城南门总马桥，清朝时，桥边有拴马桩。官员们进城时把马拴于此。街市繁荣。议价粮店原址位于桥下不远处）
另一个缓解途径是买议价粮。常熟南门大街走马桥下有家议价粮店，我一早去坐在长板凳上等。附近农民进城时带一点大米，哗拉一声倒在秤盘上，店里工作人员报出重量，付给农民粮票和钱。买议价粮的是城市居民，轮到谁就上前付款拿米，价格高点，不要粮票。
没想到几年后，我下乡后转为农村户口，再也领不到粮票。少年时代的经验给我启发，打听到固阳国家粮库收购糜米，换取钱和粮票。由此，我成了一个经常出现在粮库卖粮的地道农民。
终于要探亲了，我琢磨着多带些粮票，回家不连累父母。往日里积攒的粮票大多是内蒙粮票。从包头启程到常熟，要旅行三千里，路经好几个省市，没有全国粮票寸步难行。我还得再去一趟固阳粮库，卖些糜米，把积攒的粮票也带去，用探亲证明换全国粮票。
在那些年里，知青口粮是国家规定的，每年500-550斤，加工脱壳后大约保留8成。至于拿到什么粮食要看当地生产的庄稼。 厂汗村地处山区，气候寒冷，雨水少。大部分耕种土地在山坡上，土壤贫瘠，呈沙土状。这一带盛产玉米，糜米，荞麦， 土豆和葵瓜子。小麦却是广种薄收，稀稀拉拉的，长得一副先天不足的样子。无论怎么折腾，每年松土撒粪，还是长不出麦子。有一年每人分到11斤小麦。我拎着个小布袋子，到饲养院旁边的大队加工房。康师傅问我加工精白面，还是普通白面， 或加工成通粉，就是连麸皮的全麦面。我毫不犹豫加工了全麦面，舍不得丢掉一点麸皮。
我分到的粮食主要是糜米和荞麦。我不习惯吃荞麦，队里分粮时，我宁愿打折扣把荞麦换成糜米。在南方没见过糜米，比小米粒稍大些，捻在手里沙沙的，黄灿灿的挺惹人喜爱，吃起来却粗糙。固阳国家粮库收购糜米，攒起一点，我就找机会去粮库。收购站按重量付给我粮票和一点钱。我把小票纸一张张摞好，收藏起来。时不时拿出来清点一下，如数家珍，日积月累竟然积攒了将近100斤。
（1976年在包头市街区的花园边。左吕丁倩、右知青小姚）
就这样，我长年煞费苦心地节约，经常清水煮两个土豆当作一顿饭。平时糜米粥里加土豆，玉米，北瓜也能当主食。此外，我有时外出活动，免去自己开伙食。我担任大队妇女主任，若有公事到务柳沟，二合公，和官府沟，热情的老乡们留我吃午饭。厂汗大队有时也有事开会，到村里田头去检查是否有人私自种菜，或偷偷搞家庭副业，名曰：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也得跟着去转一回，尾随书记大队长去吃派饭。淳朴的老乡们总是用白面莜面犒劳客人。好几次，我代表厂汗到忽鸡沟公社开会，一般2-3天，住在招待所，食堂包餐，但是临走前要写一份学习总结。不仅挖空心思，还免不了熬个夜。这些活动并非是我有意而为之，多少还是替我省了点粮食。
在两年里，我千辛万苦地节省粮食，等机会接济父母。谁知，等来了灾难的一天。
那是个晴天，冬日阳光微弱，冷嗖嗖的风。我背了一小袋糜米，步行到神水沟石矿搭卡车到忽鸡沟公社，再搭乘公共车，风尘仆仆地赶到固阳县粮库。我揣着盖过章的探亲介绍信，心里十分笃定。走进粮库大门，便是售货柜台，旁边有两台落地大秤。门厅很小，里面仓库很大，堆着一些麻袋。有人正忙着把袋子抬到里面去。
我前面有两个顾客，很快离开柜台走了，我是最后一个。稍等了一会，工作人员招呼我，把我的小袋子称了一下，递过来一些粮票和钱。我拿出介绍信和证明，要求调换全国粮票。手续很快办完，我看了看手里齐刷刷一摞全国粮票，心里踏实了许多，好久没这么开心了。
我经常外出，出门还是有防备的。我总是把重要物品放在贴身小棉袄口袋里，外面罩着棉大衣是安全的。但是那天太疏忽了，旁边挤着人，身子转不开，心想先挤出去再说吧，随手把一摞粮票塞在外面的棉大衣口袋里，一边把空米袋子折好放在背包里。
刚才进粮库大门时，看见好几个十三，十五岁模样的男孩子们，在售货柜台附近悠转，一副慵懒，无所事事的样子。我心想，在这里闲逛，有什么好看的。我在柜台上办手续时，有人在我背后不停地推搡，旁边也有小孩使劲挤我，我忍不住抱怨了两句。稍后，一阵骚动，我警惕起来，不是有点儿奇怪吗。我用力脱身出来时，习惯地一摸口袋，糟糕，粮票没了。再翻一下，口袋里是空的。有人刚掏了我的口袋，偷走了我的100斤全国粮票。只是那么一会儿，前后不过十几秒钟吧。
我顿时急得头皮发麻，脸上热烘烘的，从胸口涌起一阵阵愤怒。打量一下周围，刚才那几个大男孩子都围着我看热闹的，怎么一刹间没人了？只有两个岁数稍小点的孩子倚在大门边瞧着我。我上前揪住一个，气愤地问道，就是你掏走了我口袋里的东西！那孩子有点胆怯，低声说没有，用眼睛瞟另一个男孩。他们互相看看对方，低头不吱声。我的眼睛好像在喷火：“就是你们一伙人干的，他们到哪里去了？怎么没人了？走，带我去找。不然把你们带到派处所去。” 我一边说一边拽着他往外走，另一个孩子紧跟着我们也出来。
我不断盘问着这个孩子，问他住在哪里，到粮库来干什么？他躲避我的目光，不说话，不停地朝那个孩子看。我又问，刚才那几个大孩子家在哪里，他俩低着头挤出三个字“不知道”。这时直觉告诉我，毫无疑问，他们是结帮出来偷窃的，有的起哄挤搡，分散受害者注意力；有的等机会下手。这两个孩子无疑是团伙帮手。几年后我上大学时读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书中的老贼头儿教唆孩子们结伙偷窃的手段，描写得维肖维妙，跟我在粮库遭遇偷窃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的。主犯们得手后先溜走，那俩个小点的孩子留在现场装做旁观者，看受害人的反应，再回去给盗窃团伙报告。
一不做二不休，我拉着这俩个孩子直奔大路对面的居民区，要他们带路去找那些掏空我口袋，偷走粮票的同伙们。我钻进一条狭窄的小巷，绕来绕去，像迷宫似的。我不熟悉固阳的小街巷，没见过如此简陋的居民区。一道道土围墙挡住一排排低矮的土房子，几乎辨不出差别。小巷里土路高低不平，污水泼在地上结了一滩滩冰，不留神绊个趄趔。
我观察着这两个孩子的表情和异样反应，断定他们跟偷窃团伙有关。于是，我执拗地要他们继续带路，一边教育他们，试图让他们回心转意，说出哪些人是一伙的，住在哪里，把偷走的粮票还给我，还一半也可以，一部分也可以。哪知这俩小孩挺沉得住气，低着头一声不吭。在巷子里不知走了多久，我渐渐觉得疲劳，腿也拖不动了，想找回失窃的粮票，几乎不可能。如果我带他们去派出所，拿不出证据，反被那些贼人跟踪了该怎么办，我有点犹豫。
小巷子里的光线黯淡下来，微弱的夕阳光斜照在土墙的角上，太阳马上要沉落西下。在那时社会治安很差，常有人打群架，动辄亮出刀子凶器。我不由地担心起来。要是再追下去，天色已晚，我在明处，万一盗窃团伙伺机袭击我，岂不是白吃亏。我琢磨今晚来不及回厂汗村，先得设法搭车回忽鸡沟公社住一夜，明天再回村。天黑了搭车很难，若是困在固阳城里过夜更麻烦，我还得尽早离开这里才好。
我让两个男孩站在一起，狠狠教训了一番。我告诉他们跟着坏人当小偷，变成犯罪分子，要被警察抓起来进监狱的。他俩点点头，一溜小跑不见了。
好长一段时间里，我眼前总是浮现那一摞齐刷刷的100斤粮票，攥在手里几秒钟，只瞥了两眼，还没来得及好好欣赏，就在一瞬间永远消失了。我陷入深深的自责：没出息，被小偷暗算。我自尊心很强，越是伤心越流不出泪，独自默默地隐忍着。真正折磨人的是遗憾，没能够如愿补贴父母。我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对父母更是缄口不言。回常熟探亲的三个多月，我把自己埋在书堆里，潜心苦读，从学习中得到些安慰。久违的南方烟火气息与父母的关爱给予我莫大的慰藉。
粮票的失窃在我心中投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也让本来拮据的生活雪上加霜。到公社开会时，食堂有热腾腾的玉米混合面馒头，我舍不得买，空着肚子走36里山路回村。1977年中秋节，厂汗供销社来了月饼 — 糖油饼，二两一个。我没买，夜里坐在知青房门外的山坡上观望那升起的圆月。
好多年过去了，有时会还想起那两个男孩子，不免有点唏嘘。1978年改革开启，他们是否也去读书上学，是否记得我的“训诫”，不要沦为窃贼。我衷心希望他们人生顺利，走正路做好人。
再回到那个灾难性的傍晚，我不知道怎么走回到粮库门口的。这里是个出城的拦车点，人称南圪旦，也是往忽鸡沟去的车辆出城的唯一路口。黄昏渐近，寒气逼人。站了好长时间，没有卡车路过。我叹口气，朝左右看看，穿过县城的土路，在暮色里有点灰暗，有点凄凉。活在人世间多难啊，眼前看着有条路，而我心里却是一片苍茫，无路可走。
到忽鸡沟公社下车时，天已经黑了。招待所管理人员同意我留宿，说是食堂隔壁那间屋空着，只有我一人过夜。我打开锁，踏进门就撞上一面大炕，摸了一下，光溜溜的炕席。屋里伸手不见五指，又摸了一下，没有灯。我什么也不要，一头栽倒在大炕上，昏昏地沉入黑夜。
写于纽约家中
2025年3月5日 新三届公号发表
2025年6月28日修改
作者介绍：
吕丁倩，江苏常熟人，出生于教育世家，内蒙古固阳县忽鸡沟厂汉门洞大队下乡知青，1977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从事高校英语教学，现在纽约定居，从事写作和翻译，美国翻译协会会员，为中美文化交流笔耕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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