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麟斌：老树新枝-华闻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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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理想催生伟大的事业，

坚强的信念鼓舞战斗的步伐。

诺尔曼·白求恩不仅是一名医生、一位军人、一名教师、一位诗人、一个发明家，也是一名“人道主义”斗士。他个性鲜明，常常惹来争议，一生不甘平凡。在加拿大，他曾经亲身与“肺结核”作斗争，病愈后积极倡导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他组建了血液流动运输站。在回国巡回演讲中，白求恩公开亮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对记者说：“如果你们愿意，可以称我为社会主义者。和数百万头脑清醒的人一样，我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我希望人们得到公平地对待。我憎恨法西斯主义。”

(白求恩故居)

1937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1939年白求恩又毅然远赴中国，再次投身到人类的反法西斯战争中。

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写道：

“你明白为何我一定要去中国。请读一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和贝特兰的《中国第一幕》。我感到如此的开心和喜悦。”

白求恩和护士琼·尤思用了整整五周时间寻找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和毛泽东。他将这次痛苦的行程形容为“我们的北上短旅”。

在与年轻的毛泽东商量后，白求恩沿前线建立了一个流动医疗系统。他很快学会了如何当一名游击医生——在艰苦的条件下，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供给，还要随时转移。

在中国，白求恩信奉他的理想，过着与其他游击队员别无二样的生活。他超时工作做手术、教学、写信索取支援和供给（从未得到过），准备教学材料以及照顾受伤的士兵和平民。他只享用普通士兵军粮——米饭和豆子，拒绝接受额外食物，甚至在明知自己的健康状况恶化时也是如此。

1939年10月29日，白求恩大夫在中国的战斗前线做手术时不幸割破手指，由于过度劳累加之营养不良，11月12日，他终因伤口感染在黄石口村去世，年仅49岁。为了救助他热爱的中国人民，他牺牲在了异国他乡，倒在了“神州”大地上。白求恩“出殡”那天，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亲自主持“追悼会”，当地数万军民为他默默“送行”。

在“白求恩纪念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那是由我国著名战地摄影家吴印咸在山西“五台山”一个山庄，白求恩大夫于十分简陋的破屋里为伤员动手术时所摄，不久，白求恩就与世长辞了。照片中，他高高的身影，清瘦的脸庞，专注的神情，给人以“挥之不去”的记忆。著名画家李琦先生为白求恩大夫所作的画像，亦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我还看到了一位“微雕家”用十年心血，将毛泽东主席写的《纪念白求恩》一文，浓缩在了这一“方寸”之中。放大看来，有我们“过目不忘”的名句：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白求恩大夫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白求恩纪念馆里，我还赫然看到了加拿大前总督伍冰枝的题词：

“在十亿多人民的心目中，诺尔曼·白求恩是一位英雄，是加拿大的代名词”。

白求恩曾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外国人。他的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让人类最终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胜利。白求恩的一生，充满了传奇，灵动着智慧，体现出英勇，奉献出所有。

白求恩给我们带来了隽永的思考和深厚的遗产：

他身后留下了对人类医学、对社会的医疗保健系统以及社会体系的巨大贡献。

在加拿大、中国和西班牙，人们通过塑像、徽章、书籍和纪念碑来缅怀他的人道救援行动。在中国和加拿大都有以白求恩命名的医科大学和医学院。加拿大政府还在白求恩故乡命名了一条“白求恩大道”。白求恩圆桌会议是每年一次的发展中国家外科国际研讨会。

最近，我获悉多伦多的华人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办于9月份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胜利80周年暨纪念白求恩诞辰135周年”活动。在“布雷斯布里奇”，当地政府已将著名的“杜威公学”更名为“加拿大白求恩公学”，并批准设立一所“白求恩护理学校”。我很欣慰，因为，英雄值得永远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