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叶周
为情怀、拿生命来写作的人
文：申美英
此文首发于《海燕》杂志第8期
叶周的骤然离世如一枚核弹炸响在华文写作圈里，让人猝不及防。
无数人震惊之余首先质疑的是事件的真实性。就我本人而言，我一直等待着叶周哈哈一笑走出来的那一刻：“怎么搞的，我只是小小地隐身了几天，怎么就整出这么个大乌龙？”待尘埃落定，逐渐接受了现实，伴随而来的，是巨大的悲伤。为他的英年早逝，为他未走完的路程，未写完的文章。
他的音容笑貌，一幕幕浮现在我眼前。我专注地看他的人，如同看着从前那个活生生的叶周，看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看他脸上酒窝深深浅浅的起伏，看他嘴角时抿时开的律动。看着看着，灵魂便打起一个激灵——我要探讨一下叶周。
关于叶周，他的形象在我眼里既非平面但也从未立体过，他是一个蒙着一层烟尘，带着谜一般的宿命，被命运的手无形雕塑着的人。
在我眼里，命运在叶周身上留下的痕迹总比周围的人多一些，比如他谦谦的君子之风，他的温文尔雅，他的不苟言笑，他的波澜不惊，他的敏锐，他的清醒，他的沉重。对，沉重。
在他看似云淡风轻的浅笑中，这种沉重感是我对叶周挥之不去的印象。他仿佛非常自我，又仿佛从来不是在为自己活着。这些都是我心中的问号。
为什么？
包括他的写作，为什么他停不下手中的笔？
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女作家聊起叶周的写作时，她对叶周的笔耕不缀赞叹不已：“怎么能做到的呢？”我给出的结论是：“因为他的写作跟我们不同，我们是为爱好，他是为情怀，他是个拿生命来写作的人。”
这是我对叶周最初最直接的判断。不幸被我言中，他真的是用生命为自己的写作画了一个句号。
当然，那个时候我只是从他的家世背景、性格为人中勘破了一点点他写作的缘由，并由此窥见到一点他命运中的玄机。他真正的心态，追求，他个性的塑成，他的写作，为人，他温文尔雅冷静淡泊的背后蕴含着什么？他想要向世界索要什么？证明什么？这些，是需要仔细地去探究的。
以前三不五时的，大家会相约聚会，吃饭，聊天，没有探究的迫切感，总以为手中有大把的明天可以用。不曾想，叶周的明天却成了永远。好在我手里有他发给我的不少作品，让我还能在他故去的今天细细地来翻阅这个人，审视这个人，来破解他生命的密码，探索他写作以及命运的本质，让他不要随着灵魂的远去而消失。
关于叶周的小说和游记
叶周交给我的作品中，是排除了他的早期作品的，用他的原话说是：“那些早期作品不用看了。”在我早先陆陆续续读到的作品中，我自动地，会把他的作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布达佩斯奇遇》为界，之前的，是他的早期阶段。
这个时期很长，他的文字尚显稚嫩，到了《我的文学地图》时，开始逐渐走向成熟，这是他创作的第二阶段。
之后，越写越好，他笔下的世界也更加深沉和开阔，到了《世纪波澜中的文化记忆》时，他的文字已经趋于炉火纯青，境界，也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上。
我对叶周的追寻和探索是从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和游记开始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困难的起点。
我发现，从叶周的这些作品中来观察叶周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形象放在作品里。没有为你提供许多与他命运相契合的文字。
我原以为以他的个人经历，他注定了无法避免笔下的讽刺，揭露，鞭挞，甚至冷漠，可是，这些我都没有看到。
11月底，叶周在安徽歙县老家寻根
文字中的叶周并不是有一腔块垒需要倾吐的人，不是一个需要抖落浑身上下尘蒙着的历史烟尘，冲破自我，呐喊，发泄的人。
他的行文客观冷静，在文字表面，你很难看到他深切的情感寄存。这跟我的判断有很大的差异。与通常以书写生命本源，或者说将生命的本源当作书写主体的作家也有很大的不同。
通常这一类作家的文字承载着命运的加持，以书写来成全自我。对于命运，其文字是浓情重彩，其悲切，其呐喊，其控诉，其哀怨。其情感可如惊涛骇浪般直薄云霄，又可如山石滚落般跌入谷底。赤裸裸地表达着内心的冲突与撞击，也不回避自我的软弱与渴望。
而叶周的文字不同，他的文字平静如湖水，从文字表面你几乎看不到他情绪的跌宕起伏，甚至微波不起。叙事，他慢条斯理。
写人，他直呼其名。他总是用第三人称来写第一人称的故事，无论是写路上遇到的人，还是他心中的亲人。
他的这部分小说不带悲情，也没有议论和抨击。他以一个探索者的视角，发挥着资深媒体人的特点，以客观冷静的视角将目光聚焦在社会热点上。
如写911事件的《遗落在纽约》，写月子中心的《线人》，还有以南加大华裔留学生被害事件为线索写的《谋杀者的逻辑》，以及写中东难民的《布达佩斯奇遇》等等。
我试图在他的小说中寻找他个人的影子，找一些他个人在现实中的影射，或者在故事中找到一些旁敲侧击的情绪发泄，甚至试图从小说人物的取名中寻找密码。而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写作者笔下的现实，只有在《布达佩斯奇遇》中的主人公邵向群的名字中似乎隐约流露出一种命运的痕迹。
不是说作家写来写去写的都是自己吗？
在叶周的小说中，作者的影子却是一个完全彻底的旁观者，一个奔走于社会的观察者，一个手拿着广角镜头的捕捉者。他的小说，仿佛是一个记者的社会调查，选一个视角，寻一条脉络，抓一个节点，穷追不舍。这一点在他的《线人》中尤为明显。
《线人》是根据美国FBI针对华人社区的月子中心开展的一次调查和追捕事件写成的中篇小说，将虚构的人物放置在真实的事件当中，从故事的发生，发展，转折，到人物故事的结局，皆与真实的事件节点相对应，尤其是文中主人公黛布拉以线人身份与律师的对话，几乎就是现实的翻版。
也正是这一点，给我留下了一个强烈的社会观察者的印象。他《肤色》中的留学生，《布达佩斯奇遇》中的难民母亲，留给我的也是同样的印象。
不得不说，他小说文字的筋骨之力大于血肉之柔。过于客观的观察和描述，让这些作品更偏重于一个冷静的社会调查。没有流露出他个性中的悲悯之状，如果说在这些作品中能找到什么的话，只能说我找到了他身上积淀厚重的社会敏感性与他对社会话题的关注力。
这或许正是他特质的一部分，是他经历过的社会动荡加持给他的特殊性，让他不能不关注社会事件，去写，去发现。
相比较于他小说的冷静，叶周的游记却是带着微笑在行走。在他脚步走过的路上，他的文字多了一些感性的色彩。只不过这种感性并不流露于他个人而是流露于他行走的世界。
面对世界，他是愉快的。
他愉快地把他面对的城市当作是一个友人来倾诉和审视，从心里热爱着，字里行间开始有了情感的流动。比如在《永远走自己路的但丁》里，他写道：“清晨的城市显得异常清净，我从旅馆出去散步，就必然经过但丁故居，如同一条小巷的街道，清晨时人迹稀少，唯独我在故居前面徘徊……路前方的共和国广场上是安静的，许多店铺还没有开门，我是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中的一个早起的行走者，我喜欢用自己的脚去丈量历史的跨度，去探寻世界的积淀，去触摸历史的脉络。”
虽然类似这般的内心流露在他的作品中并不多见，不过这一段小小的文字，倒是为探究叶周的内心撩开了一条缝隙，给了我空间去寻找他内心的真实。
在《米开朗基罗的不凡人生》里他写道：“带着无数大师的故事，我离开了佛罗伦萨，那是新年的除夕，在严寒中，整座城市正期待着新年的到来，在暗夜中，我坐的列车驶离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当新年的曙光降临时，我已经与这座城市告别。”
这些都是他感性的显现。带着深切的感受力感知这个世界，这是他冷静和理性背景中的感性亮点，就好比是长夜漫漫的天空中闪烁的一个星星，相比于正午时分的万道光芒更加能拨动人心。
游记中的愉悦感是他真实的喜悦，但有时也会触动他敏感的神经，《布拉格·卡夫卡的故乡》中，他搜寻到了父亲与这座城市的联系：父亲和中国著名的影星张戈、郭振清西装笔挺地出现在布拉格的街头，布拉格远山的城堡，流淌的河流都是我曾经在父亲留下的照片中看见过的景色，冥冥中我似乎早已到过此地。
我的到来已经距离父亲的访问60余年了，如今实地一游，景色依旧，但是时代全然不同，我面前的这个国家也在近三十年间经历了重大的历史转变。
还记得父亲那次曾经从捷克带回来一个美丽的捷克水晶花瓶，常年放在家里……离开前，我也特地到布拉格广场附近的水晶花瓶店中买了两个具有现代感的花瓶带回家。这也是满足了一桩心愿，与60年前父亲的访问遥相呼应。
《初秋走进哈佛》：在馆藏中张凤查到我父亲以群的若干本书，以及由她推荐获得收藏的我的散文集和小说，我仿佛找到了一个处所与逝去半个世纪的父亲会面。
《东京·追随父亲的足迹》：我在一个无花的冬季来到这里，不是为赏花，却是为了寻找先父叶以群年轻时的足迹。那时父亲才只有18岁，只身来到日本留学，考取的就是神田川岸边的东京法政大学经济系。
还有：
我心中涌动起一种不可名状的激动，抑制不住热泪盈眶。一个摩登上海的宁静傍晚，独自一人，却莫名激动，是什么原因？我终于悟道，我走进了一个崭新的上海，却处处撞击历史，处处与先人邂逅，在那一个熟悉的街角，在那一栋曾经到过的故居里……一个历史与现实不可分割，互相交错的城市，是我陌生的，却更是我熟悉的。有无数魂牵梦绕的人和事伴随着我走到世界各地，也吸引着我回到故乡……
这些都是我从他诸多的文字中摘录出来的只言片语。
他站在文字里面看世界，不轻易暴露自己。可见追寻叶周的情感印记并不容易，所谓的文如其人。也由此可见他的文字特点。叶周的文和叶周的人有着高度的统一感，理性大于感性，冷静大于热情。他微笑行走过程中始终有一抹凝重的表情，犹如他无法卸下的命运包袱如影随形。压抑和收敛左右着他的一言一行，同样也左右着他的笔。那么，他澎湃的激情呢？他满腔的悲悯呢？他追逐的意志呢？我能感觉到他胸腔中的波涛汹涌，但并不足以让我看透叶周如此下笔的根源所在。
我所看到的只是他命运的碎片伴随着他行走的脚步寸步不离。所以在文字中触摸到真实的他需要去挖掘很多东西，需要把许多不同点合并统一。如此才能顺着他平静的文字，进入到他激越的内心。
在艺术表现上，他的游记是他文学走向成熟的转折点，他的文学地图给了他的文字以无限延伸的可能。
2023年12月，在海外文轩拉斯维加斯年会上，听着叶周在台上讲他的文学地图，我在台下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他的文学地图是他文学进一步深入和提高的点。
这个点，是他文学的回顾也是他文学的延伸，这对世人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视角，对他个人也铺展了一条继续前行的道路。
文字写到一定的时候往往会遇到一个瓶颈，叶周在他的文学地图里找到了一个瓶颈的突破口，他把他的文学地图从小我放大到了大我，从他个人的足迹铺展到了整个海外华文文学。
相信他从这个文学地图开始能走上一条更加广远的道路。为他高兴。
我们的座位相邻，在他发言结束后，我当即把这段话拿给他看，他颔首称是，表示感谢。
关于《世纪波澜中的文化记忆：叶以群和他的文学战友们》
我当初拿到这本书的电子版时，书名还是《文脉传承的践行者》，那是2023年年底，有一次在电话上和叶周谈到我对他文学情怀的看法时，我的一句话让他当即就把书稿发给了我。当看到书名时，我着实得意了一把，因为这正是我们交谈时我对他讲的原话：“你是个文脉传承的践行者。”
读到这本书时，叶周命运的脉络轴线才开始真正地清晰起来。他的家族渊源，父辈的足迹，时代的动荡，命运的结局，在这本书里有了一个基本完整的呈现。我对他情怀与传承的判断，就由此得到了证实。不禁为自己额手称庆。
这本书一共由六个部分组成，附以《以群年谱》《以群著作年表》。三十多篇文章皆围绕着叶周父亲叶以群先生写就，写以群先生的生平点滴，足迹所至，沧海横流中的辗转腾移，以及生命终点时的至暗场景。
文章全部来自以群先生的生前挚友，上级，同事，下属，学生以及叶周本人。其中包括了周扬，巴金，于伶，周而复，刘白羽，冯亦代等在中国文化界具有发聋振聩之威的名人大家。书中涉及的人物更是不乏周恩来，郭沫若，潘汉年，鲁迅，周建人，叶圣陶，冯雪峰等影响和左右着中国命运的人，以及文艺界一批耳熟能详的人物赵丹，张瑞芳，白杨等其父生前工作，服务，以及交往的人。
由此可见叶周深厚的家学渊源及随后的灭顶之灾而带来的强烈落差和心理冲击。这本书的结集可以说是叶周向父亲致敬的一次最集中体现。也由此让我发现了叶周的个性来源，文字来源和情感来源。
作者与叶周第一次见面是在2016年8月北美华文作家协会年会上
这本书给我的强烈的感觉一是在寻找，二是在证明。寻找失去的过去，寻找失去的父亲。并用文字向父亲证明自己。
在文章里，他曾多次提到父亲的性格：寡言，沉稳，冷静。总是不慌不忙，面带微笑，衣履整齐，干干净净。“他娓娓而谈，看不出和别人争论时一般人惯有的那种激昂慷慨的情绪。他讲话的声音很低，讲话的速度较慢，但是有条有理，态度明确坚定，像是不可动摇的巍巍的泰山一样。”这不正是我们眼中看到的叶周么？叶周秉承着父亲的个性，也发扬了父亲的个性。
所以，读这本书，文章里的叶以群和现实中的叶周常有个性以及形象上的重叠感，让你不得不感叹传承的强大，也由此可以说，叶周的文字一半来自他的命运，另一半，来自他的选择。当他身体中流动着叶以群的血液时，注定了他要继续下去。当他要找回失去的父亲时，他也要继续下去。
在书的前言中我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父亲虽然在他五十五岁的那个炎热夏天里愤而辞世，可我在后来的岁月中又仿佛从他同时代的战友们身上，看到了他生命的延续。
在我看来，在过往的岁月中，我的父辈们所做的每一分钟的奋斗中，都经历着许多不可言语的挫折和坎坷，磨难和痛苦，无疑其中也夹杂着最初的欣喜和欢乐。
或许，在他们的记忆中欢乐多于痛苦，可是我作为他们的后代；却无法不正视他们经受的无休止的磨难：我无法原谅任何一个蓄意制造磨难者的用心和企图，同样，我也无法理解亲爱的父辈们何以具备着超负荷的忍耐力，忍辱负重。
每当想起这样的问题，我的胸膛里就充溢着难以排遣的忿懑，然而我又不知道向何处去宣泄这无穷的忿懑……
或许这就是父亲的悲剧，我辈的幸运。因此我要用我幸运的歌喉，去为父亲尽情地唱挽歌！
……
文字不长，但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生命的延续”。这大概是我读到的叶周最激越振荡的一段文字了，同时也是我捕捉到的他情绪的发泄点。以我浅薄的眼光看，这才是在他这般命运前提下该有的文字。他需要呐喊。为父亲呐喊，也为自己排遣，排遣心中的郁闷和愤懑。这是两代人的责任与情感的共同寄存。
但是，在他的行文当中，这样的文字终究是太少了。
他写父亲，以“以群”唤之，写母亲，以“刘素明”唤之。仿佛是为了调取一个清晰的焦距，他在人物与人物之间，作者与故事之间，有意地拉开了距离。冷静得令人发指。这倒也让我们看到其笔下的形象是客观的，清晰的。笔下的历史也是客观的，清晰的。他就站在那里，不远不近地和父亲交谈，和历史对话。不轻易把自己情感搅进那一团难以评判的时空当中，以免模糊了历史。在这方面，他是有要求的，“力避溢美之词，实事求是地做历史的评价。”
所以，他的文字和他的人一样，始终是收敛的。沉重但不沉痛，忿懑但不痛责。在他的文字中，你找不到那些痛述“革命家史”者常有的天问般的咆哮质疑与呼天抢地。
但是他压抑不住的情绪总会从故事的缝隙中被挤压出来，那是火山下的暗流，在阻挡不住的山石间噫然出气：
历史是一个怪物，它时真时假，有时又真假掺杂。历史是一个弱者，谁的势力大，谁就能任意地涂抹它，肆意地篡改它。历史又时常被扮成一个娼妓的角色，随人笑，随人哭。历史有自己的性格吗？有自己的定见吗？何以它常常和弱者开玩笑，和善者捉迷藏？
以前我曾经企望人死后还能够复生，那样的话，父亲就又能够回来和我们团聚。可是现在我却企望，人死后能得以转世，我企望着父亲带着再生的躯体和年轻的生命降临人世，我企望着父亲带着崭新的灵魂和蓬勃的锐气重历人间，就像他当年从靴子里拔出刀来，猛刺在桌子上，留下誓言，东渡日本时那样，有天大的胆量，有凌云壮志；谁也羁绊不住他，捆绑不了他；没有人能够左右他的意志，没有人能够阻挡他的志向。多痛快啊，那才是真正的人生！
父亲曾经充分享受了他真正的人生，所以他死而无憾。可是父亲所经受的真正的人生又太短暂，这是我作为后辈深深地替父亲遗憾的！父亲留给我们革命的名字和深挚的期望，我们心领神会了。虽然父亲的孩子至今没有一个去边疆，去工厂，去农村，但我们依然都是名副其实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先辈给我们以生命的教训，社会的发展又向我们发出新的召唤。我们将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遵循您的嘱托，父亲！
……
这是他在“以群”的故事后为“以群”作的一个注脚，是一个叙述者的最后现身，也是他情绪暴涨的归结点。从“以群”到“父亲”，有种从远方奔向父亲，最后扑进怀中的深情。是对父亲爱，怀念，遗憾，呼唤以及自我压抑后的最后释放。
就如他自己说的：“在我写完上述文字后，我沉重的心获得了片刻的解脱。”至此，他完成了父亲在他心中的形象再造，让父亲重活了一生，如此达到了他对父亲的记忆完整，也同时完整了他的人生。我想，这就是他写这本书的真正用意。
我想到了两个字：救赎！
这本书给了我一个强烈的感觉是：他过去的文字已经成为了过往，从这本书开始，叶周将进入一个新的天地，那将是他抛却小我的一个开始，一个真正成熟自立的开启。是一个能够站在文坛上，向父母亲交出一张骄傲答卷的开始。世界一扇新的大门正在为他打开，让他进入到人生的又一个境界。他的文字必然随之而改变。人生充满了惊奇，一切皆有可能。
可是，仿佛他的使命已经完成，生命对他已不再具有意义。所以，命运之神在他完成了对这部书的写作、出版、发行以及巡回宣传之后，让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关于答案
总有这么一种感觉：有一根手指伸在叶周面前，对他说：“去吧。”从此他就朝着这根手指指出的方向不停地奔跑。
这根伸出的手指叫命运。它指的方向叫文学。
文学是他无法拒绝的宿命。这个宿命决定了他不能停止奔跑，因为只有这条路，能让他和父亲重逢。
“以群的家是一个不算小的家，妻子、姨母，还有四男一女五个孩子。最大的男孩时年十六岁，女孩是最小的。以群就为了生个女儿，所以一生再生直到第五胎才如愿以偿。女儿生下来时体弱多病，所以以群对她有双倍的爱护，为了把女儿养好养胖他费了不少心思。以群对于孩子有特别的爱心，可是他又没有许多的时间可以和孩子在一起，他整天很忙，回了家还要熬夜。于是他爱孩子的方式又是极吝啬的。每天下班回家，即便会开得很晚，也力争给孩子们带些可口的食品；逐个轮流地在星期天带着孩子去附近的文艺会堂散步，吃碗馄饨；或是节假日从抽屉里拿出别人送的明信片或是书签分送给孩子……”
这是叶周笔下的文字。
多么温馨的画面，可惜这画面消失在他八岁的那年夏天。从此，他一生的努力都在试图让画面重现。
所以，叶周与我们不同，我们没有他那样的失去，我们拥有他拼命想要拥有的东西。我们的成长之路是完整的，不需要刻意地去证明什么，无论是向父母证明，还是向未来证明。
所以我们就没有他那样的深沉。
“我八岁丧父，自幼性格多愁忧郁。”这是叶周对自我个性的描述。这大概就是关于叶周身上诸多“为什么”的答案。他所有的沉郁和收敛都在于此。玩转他命运的那双手上，写着四个字：“幼年丧父。”雕刻他个性的刻刀上也有同样的四个字。
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以极端的方式失去父亲，从此他的世界坍塌。原本那盏照耀着他并可以继续照耀他的明灯在刹那间熄灭，将他带进了漫漫的长夜当中。
从此他成了文学路上一头孤独的老牛，低头拉着他沉重的车。车上，是他沉重的责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我成长的年代里，亲眼所见文坛前辈们经受着不同的磨难，但耳濡目染的苦难为什么没有阻止我爱上文学，却依然追随先辈的足迹步上了笔耕的道路？我忽然明白，正是前辈们遭遇磨难时，沉默中展示的默默承受和人格尊严，留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当社会氛围中阿谀奉承和攻轰陷害弥漫时，他们的沉默和自尊如撕裂阴霾的闪电在我年轻的心灵中投上一道永远无法磨灭的光亮。为人有尊严，为文才有品味，这束光在我心中点燃的火苗至今燃烧着，我的文学梦想从此开始。”
他的这段话并没有真正解释文字是从生命中开始的，却能让我们体会到那从生命中撞击出来的文字。他追赶着父辈的脚步，寻找心中一份安全感，手握着命运的一份交代。我说文学是他的命，还真是他的命，却也是他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让他在66岁正当年时卸重而去。
所以文学之路对他来说就两个字：悲壮。
我也渐渐地明白了，为什么他能够冷静地叙述父亲的故事和悲剧的结局。为什么他总以第三人称来称呼“以群”而不是写“父亲”。为什么写到灭顶之灾时他依然能做到波澜不惊，毫无渲染？
答案是：因为他要让父亲和自己处在同一时空当中，有交流，有对视，有微笑，和父亲没有了距离。他在让自己的生活归于正常；他不希望悲剧发生；他在回避那些磨难带来的痛感；他要让父亲在他笔下再生。
那平静的笔调不就是父亲平静地在讲着自己的故事吗？父亲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父亲与众前辈的交往、谈笑风生，都在他的笔下，尽在他的眼中。这些故事，不是最应该从父亲的口中听来吗？他笔下流动的过程就是父亲一步步走向他的过程。故事中，父亲伴着他长大，成全他的完整。如此，父亲在他心里，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在为自己营造一个世界，营造一个有父亲的世界。在他的心里，在他的文字里，父亲是不死的。
所以他的文字从来不会让你有跳起来的冲动，不会让你泪流满面。但却能让你慢慢地想，慢慢地感知，慢慢地体会。这么慢慢地，书读完了。读完后是掩卷长叹。是回过头来再去文字中寻找和品味他的真实。
这么一回味你会发现，叶周的每一个文字中都流动着血液，每一个文字都燃着烈火，能让你听到烈火的噼啪声，能嗅到燃烧的焦糊味，那燃烧着的不是别的，正是他流淌的心血，是他无法抛却的情感。
反理性主义的叔本华说：生命意志是主宰世界运作的力量。从这一点上，如果说叶周是一个理性的人，不如说他是一个更加感性的人。所以读叶周的作品也让我看到了两个不同的叶周：一个是外在理性的叶周，一个是内在感性的叶周。当书本合上的那一刻，两个叶周合二为一。
谨以此文纪念远去天边的叶周。
完稿于2024年12月27日
作者简介：美英，居美国洛杉矶，海外华文作家、诗人，著有古诗词评论集《春透梅花骨》。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