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选摘 】穆紫荆长篇小说《玉壶冰·引子》

《玉壶冰映千年史：公元前 1115 年，全球文明的 “不谋而合”》

德国作家穆紫荆最近出版了第三部长篇小说《玉壶冰》。这部小说以“时间”与“文明”为核心线索，串联起跨越三千年的三段时空叙事，在历史考据与奇幻想象的交织中，揭开隐藏在玉石、琥珀与黄金背后的文明密码。

通过西周楚国的玉石的宿命，讲述公元前11世纪的荆山脚下，石匠熊烈意外收留了被婆家驱逐的寡妇昭氏季芈（若曦）与她的女儿蓁儿。身世坎坷的若曦带着半块神秘的“蓁蓁佩”，而熊烈则在为贵族姬玄翊雕琢石器时，卷入一场关于和氏璧的争夺。三人在乱世中相互扶持，却不知命运早已与荆山深处的神秘石洞绑定——洞中不仅藏着楚国的宝藏秘密，更封存着能连通时空的“玉时茧”，将石匠的凿痕、贵族的贪婪与玉石的记忆凝固成永恒。

通过二战硝中对琥珀的掠夺，讲述1941年，纳粹德国中尉弗里德里希·维廉·施密特奉命掠夺俄罗斯的琥珀屋，这座由6吨琥珀打造的“世界第八大奇迹”，从普鲁士王国到俄罗斯皇室，始终是权力与欲望的象征。柯尼斯堡博物馆馆长阿尔弗雷德·罗德博士在接收琥珀屋时，发现其纹路竟与古老的楚玉有着神秘共鸣。随着苏军逼近，罗德夫妇带着琥珀屋碎片逃亡，在战火中窥见琥珀封存的时空幻象——里面既有普鲁士工匠的刻痕，也有楚国玉工的凿印，仿佛两块大陆的文明在此完成了跨时空对话。

通过当代考古对时空的拼图，讲述21世纪初，考古队在荆山秦家山楚墓发现一枚玉覆面，其纹饰与二战失踪的琥珀屋碎片惊人吻合。队员熊玉粼（熊烈后代）带着祖传的半块蓁蓁佩，与拥有俄罗斯血统的队友李雪格（持有柯尼斯堡怀表）在发掘中触发神秘能量场：玉佩发光，怀表发热，墓中琥珀竟嵌着楚简残片，记载着“昭阳失璧，其光入石”的谶语。两人循着线索从荆山到柯尼斯堡，再到阿拉斯加育空河，最终发现：荆山玉、琥珀屋与北极金沙构成“时间三角”，是人类文明在不同时空对“永恒”的共同追问。 从西周石匠的凿子到纳粹军官的军靴，从楚墓的玉覆面到博物馆的琥珀展柜，小说以“玉壶冰”般剔透的叙事，将个体命运、家族传承与文明兴衰熔铸于时间长河，揭示出一个终极命题：所有文明的碎片，终将在时光的封印中完成重逢。

经作者同意，新移民作家协会在此刊登此书的引子部分。以示祝贺。下面就请看作者跨越三千年的文明对话：<玉壶冰> 引子中的早期人类文明共性——公元前 1115 年的全球文明 “大时间切片”：

《玉壶冰》·引子


公元前1115年，中国的周朝初期拉开自己的历史帷幕时，古埃及的第二十王朝却已处于它的尾声。埃及法老拉美西斯十一世面对国内的动荡和经济政治局势的不稳似乎束手无策。而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内的美索不达米亚，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中游开始建立亚述帝国的第一座城堡阿淑尔（Ashur）后开始不断地扩张领土并多次入侵巴比伦。

位于今天欧洲东南部、地中海东北部的古希腊也正跨入迈锡尼文明的末期，城邦之间冲突频繁，社会动荡，似乎预示着一个乌云密布的黑暗时代即将到来。
与上述情景相反的是位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因雅利安人的迁入开始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吠陀（Veda意为知识或启示）文化”开始形成，它以涵盖古印度最顾老的宗教和文学经典（俗称吠陀经典）为核心，从对自然神的赞美与神话传说等1028首圣歌《梨俱吠陀》（Rig Veda）开始，辐射出强调宗教规范化的配乐诗歌《婆摩吠陀》（Sama Veda）、以散文和韵文形式为主的祷告和咒语《耶柔吠陀》（Jajur Veda）以及结合了占扑和巫术的《阿闼婆吠陀》（Atharva Veda）对印度乃至后来的世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并由此产生了解释上述四大经文的《梵书》（Brahmana）、探讨哲学和宗教冥想的《森林书》（Aranyaka）和阐述深刻哲学思想，探讨宇宙和生命本质的《奥义书》（Upanishad）。在探讨宇宙起源和演化的同时提出了灵魂不灭与轮回转世说。不仅成为古印度文明的基石，也成为人类思想史上一大笔遗产。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地方因为被《圣经》多次提到而不得不错过的是腓尼基(Phoenicia)。这个位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则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北接叙利亚。南邻巴勒斯坦）和出色的航海与贸易能力已闻名远近，并因其地处亚、非、欧三大洲的交通要道而成为链接东西方的一个重要商业枢纽。《圣经》中提到的迦南地区就在当时它的领土之内。又比如在《圣经·以西结书第26章》中提到的推罗（Tyre）的富有和繁荣，以及它因骄傲自大而受到的预言惩罚以及在《圣经·约书亚记第19章28节里提到的西顿（Sidon）都是它的重要城邦。次要的也在《圣经》中被提及的城池还有伯示麦、伯亚纳等。

这么多次地被《圣经》提到的原因是因为腓尼基人与以色列有着十分密切的贸易关系所致。比如《圣经·列王纪上》记载了所罗门王与推罗王希兰合作建造圣殿的故事，希兰向以色列提供雪松木等建筑材料。但腓尼基人崇拜的是巴力等迦南神祇，这种信仰对以色列自然也产生了很负面的影响。如《圣经·列王纪上第16章31节》提到以色列王亚哈娶了腓尼基公主耶洗别，从而导致以色列人崇拜巴力的风气开始盛行。值得一提的是在《圣经·以西结书第26-28章》里预言了推罗的毁灭，因为推罗城对耶路撒冷的毁灭感到高兴，并公然与以色列为敌。虽然尼布甲尼撒围攻了推罗多年，都未能完全摧毁其海岛部分，但最终这一预言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得以应验。
所以腓尼基在历史上为这一时期古代地中海地区的文明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把镜头拉回到与之相近的中国周朝初期，即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
在周成王时期，中国的人口大约在1317万余人。能够这样确定的理由是根据《周礼·秋官·司民》的记载：周朝设立了专门负责人口登记的官职“司民”，对“自生齿以上”的所有人口进行登记，即男孩满8个月、女孩满7个月以上的婴儿都需登记在册。而且统计时会明确区分男女，并予以分别记录。甚至还按照居住地进行了城乡划分，分别登记城（都）和乡（鄙）的人口。

这可说是中国开始建立较为完善的人口登记制度的标志。在周朝之前的商朝虽也已出现人口登记的迹象，但那时候的统计方式还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身份分类，比如王族、贵族、平民和奴隶。而到了周朝，打破了这种等级分类法，而实行包括所有生齿以上的男女人口。并从此后保持了定期进行人口调查核实的记录。虽然随着不同朝代的需求后来又有了不同的侧重点。比如秦汉、魏晋南北朝时虽然商鞅变法时已规定了“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但实际是侧重于统计服役年龄的男丁以满足服役制度的需要，即便是分了“黄籍”记载服役年龄的人口，“白籍”记载流亡人口，但统计重点仍是男丁。到了宋朝貌似实用主义之上，发布“丁籍制度”只20-60岁的壮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很是潦草马虎，甚至奇葩，但也显示了朝廷与社会处于极度不安与慌张的状态。直到明朝之后才又回到正规。并且不仅登记每户的人口，除了姓名与年龄还详细记录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与产业信息。

如此看来，周朝离我们似乎也并不是那么的遥远。它的民族成份也已出具规模，有华夏族、东夷族、东方越族、岭南越族、南蛮族、西南夷、西戎羌族、北方胡族、东北夷等。但社会结构依然是严格的等级制度，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贵族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掌握政治和经济特权。平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承担赋税和徭役。奴隶则为战俘或罪犯，地位低下，没有人身自由。

周朝的百姓多居住在半地穴式房屋，条件简陋，采光通风差。主食为粟、黍等谷物，蔬菜有葵菜、豆类等，肉类较少，多在节日或特殊场合食用。饮品以水为主，酒只在祭祀和宴会中使用。

政治上实行分封制。即周天子将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宗亲、功臣和先代贵族，建立诸侯国。诸侯则需服从天子命令，定期朝贡、提供军赋和力役。宗法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确立嫡长子继承制，维护贵族内部的等级秩序。强调家族伦理，形成“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且不同等级在礼仪、音乐、服饰等方面有严格规定。

经济上以农业为主，实行井田制，土地归国家所有，由奴隶和庶民耕种。生产工具则是木石器和少量青铜器。手工业却已开始发达，青铜器制作已达到“技艺精湛”的水平，造型优美，纹饰丰富。此外陶器、纺织、造车等行业也不错了。

商业上已出现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货币则主要还是贝币。但规模不大。

可以说与之前提到的古印度并肩。且周朝的宗教观念也很浓厚了，人们崇拜天神、祖先和自然神灵，祭祀活动频繁。开始形成以“天命”和“德治”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强调君主应顺应天命，以德治国。

教育上虽然主要被贵族垄断，但已出现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出现《诗经》等文学作品。天文、历法也初具规模，制定出了较为准确的历法。

周朝的革新精神，如《礼记·大学》所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贯穿于其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从商鞅变法到王安石改革，无不体现“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的智慧。正是这种不断求新求变的精神，推动周朝乃至后世中国不断向前，成就辉煌。至张居正变法，均在“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理念指导下，破旧立新，推动社会进步。这些变革不仅是制度上的革新，更是思想上的飞跃，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

可以这样认为，周朝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此，如果我们进一步扩大视野，通过对比公元前1115年前后（西周初期）全球主要文明的发展轨迹，便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同频共振”的特征——它们虽在地理层面上是彼此隔绝的，却在相似的时间维度里经历着社会结构、文化形态、技术突破的关键变革，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早期的“大时间切片”——
比如西亚：帝国崛起与文明枢纽的形成也是与周朝初期（约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大致同期，西亚的两河流域正处于亚述帝国的早期扩张阶段（约公元前1365年—前1076年为中亚述时期）。 亚述人以军事扩张为核心，建立了一套高效的行政与军事体系，通过征服巴比伦、叙利亚等地，将两河流域的农耕技术、楔形文字与西亚的游牧文化融合，形成了跨地域的文明网络。而且，几乎与周成王推行分封制（巩固统治秩序）同时，亚述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约公元前1115年—前1077年在位）通过军事征服确立了帝国权威，两者虽手段不同（周以“礼乐”维系，亚述以“武力”威慑），却都在探索大型政治实体的治理模式。

此外，之前提到的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则正凭借航海技术垄断地中海贸易，他们发明的字母文字后来被希腊人改造，成为西方字母体系的源头——这与周朝“甲骨文向金文演变”的文字规范化进程，形成了东西两大文明对“信息记录效率”的共同追求。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再来看北非——古埃及的衰落与文明遗产的延续又是如何展现的——公元前1115年左右，古埃及正处于第二十王朝末期，也就是之前曾提及的拉美西斯十一世，中央集权瓦解，地方势力割据，与周朝初期“天命转移、周革殷命”的政权更迭形成奇妙的呼应。尽管埃及陷入动荡，但其数千年积累的金字塔建造技术、象形文字体系、宗教神学（如来世信仰）等并未消失，而是通过与努比亚、西亚的交流向外传播。这与周朝继承商朝青铜技术、甲骨文传统，并发展出“天命观”“德治”思想的“文明继承与革新”逻辑一致——不同文明在政权更迭中，都在寻找一种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平衡。

再看欧洲：迈锡尼文明的落幕与“黑暗时代”的孕育与古印度“吠陀文化形成”、周朝“礼乐制度确立”同期，欧洲的迈锡尼文明在这个时期内（约公元前1200年—前1100年）正走向终结，城邦冲突、社会动荡引发了所谓之前提及过的“黑暗时代”。迈锡尼人创造的线性文字随文明衰落而失传，但他们的建筑技术（如巨石城堡）、军事传统（战车作战）则为后来的希腊文明埋下伏笔。这种“旧文明解体—新文明孕育”的节奏，与周朝取代商朝、印度雅利安人取代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进程相似——人类早期文明似乎都遵循“崩溃与重生”的循环，在动荡中完成技术与文化的代际传递。

换个视角，我们再来看美洲：奥尔梅克文明的兴起也同样值得注意，在同期的约公元前1200年—前400年间美洲的奥尔梅克文明正处于萌芽阶段，他们在墨西哥湾沿岸建造巨型石雕像、发展农业历法、创造原始宗教仪式。奥尔梅克人对“玉石”的崇拜与周朝“以玉象征礼制”有着惊人的相似、对天文历法的重视也与周人“观象授时”有着令人惊叹的相通，显示出人类文明在独立起源中对“自然秩序”和“精神信仰”的共同关注。

由此我们不妨可以断定：人类在应对生存挑战的共性逻辑上有着横向关联的本质。仅从上述对比便可见，公元前1100年前后的全球文明虽无彼此间的直接交流，却呈现出显著的“横向关联”—— 比如在技术层面上都探索更高效的工具（青铜器、铁器）、更规范的文字（金文、楔形文字、腓尼基字母）、更精准的历法（周历、埃及历法、吠陀历法）；在社会层面上都在尝试大型群体的组织模式（周的分封制、亚述的帝国制、腓尼基的城邦联盟）；在精神层面上则都在构建解释宇宙与生命的体系（周的“天命观”、印度的“吠陀神学”、埃及的“来世信仰”）。用今天的全球视角或宇宙视角来审视，不难看出这种关联并非巧合，而是人类在面对“生存资源分配”“群体秩序维系”“未知世界认知”等共性问题时，独立却必然发展出的一种高度相似的解决方案。可以说它们是“同一大时间下”人类文明的不同侧面，它们共同书写了早期文明的多元一体性。

接下来的故事，便是基于这一认识上的一次还原与虚构。并通过密码式的章节组合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