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说家族谱系||m-华闻时空

虚实相生的药都人物
——读杨小凡小小说
杨晓敏
一九九七年《小小说选刊》第二十期，曾赫然选载杨小凡《药都人物系列》六篇作品：《独臂先生》《吴状元》《神针李》《神手梁》《千金虎》《段老谋》，原载于《作家天地》当年第四期。作者在篇首引言中写道：“远古的药都曾是一片山峦险峻绵亘，清水纵横交错，有山有水的奇绝之地。境内山奇水秀。其山，似虎似狮似剑似戟；其水，若游若吟若飞若啸。后经天地轮回，山沉地下，永成涡河一流。纳厚土之灵气，汲涡水之膏泽，千百年来，这片地界儿不仅出了不少的伟器英华，而且市井奇人也举不胜举。笔者或仰其德，或感其事，或笑其趣，或慕其名，遂录将下来。”
显然，杨小凡以地域历史文化遗产为创作源泉，从不同年代、不同视角与特定事件中取材，塑造出一系列活跃于同一方水土的药都人物。这些作品由一根文化链条串联，形成整体审美态势。作者穿越时间隧道，深入人物内心，以现代眼光呈现其文化传承与传奇色彩，使之凝聚为古老亳州的一种集体性格。次年，《药都人物系列》荣获《小小说选刊》1997-1998年度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小小说选刊》一次性选载同一作者六篇作品，且凭此六篇获奖，在当时皆为“首次”，至今亦无人突破，堪称一段传奇。此举既是对读者喜闻乐见的“笔记体小说”的认同，也奠定了作者在小小说领域的地位。
纵观全国小小说创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波澜壮阔的十年，佳作频出，人才涌现。以郑州《小小说选刊》《百花园》为主阵地，倡导文体、举荐作家、遴选佳作、推介新秀，并通过笔会、奖项、图书出版等形式，在提升刊物发行量的同时，也构建起参与大众文化市场的互动互补机制。至今活跃于小小说领域的主力作家，不少皆是在九十年代开启创作并渐入佳境的。
《独臂先生》开篇写道：“药都自然出名医，何况又是华佗的后代。华济生一出诊便名闻百里。”华先生医术高超，人也自信，以至病家有言：“华先生说没治了，死时都是笑着的。”作品并未多写其如何妙手回春，却着重刻画他一次误诊——将老妇之病断为“不治之症”，并赌气道：“你娘能挨过一个月，我砍给你一只胳膊。”不料孝子当真，七七四十九天后携红光满面的母亲前来。原来此症名为“断肠疗”，并非无药可医。
华先生经众人劝阻未断臂，却在送走母子后亲手摘下“济世堂”金匾。从此他无论做何事皆只用右手，左手永远背于身后。也因此，药都中医把脉仅用右手的传统沿袭而下。更传奇的是，据说其百年塑像本双手置于身前，翌日左手竟自行背到后边。《独臂先生》人物鲜明，故事耐读，展现了一种可贵的内省与自律精神。在律己意识日益稀薄的今天，此作主题更显卓见与深邃。
药都这片古老的土地，蕴藏丰富多彩的民间绝技，折射出中华文明的智慧光芒。杨小凡的百余篇笔记小说，大多描绘药都历史掌故、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人生悲喜剧。作者在其中驰骋想象，剑走偏锋，如得神助，重在刻画那些藏龙卧虎的奇人逸事。叙述江湖坊间的风物传说时，情致盎然，知识绵密，引人入胜。杨小凡认为：笔记小说内容博大，知识性强，包罗万象。举凡天文地理、朝章国典、草木虫鱼、风俗民情、学术考证、鬼怪神仙、艳情传奇、笑话奇谈、逸事琐闻等等，宇宙之大，芥子之微，皆可入篇。一位优秀的笔记小说作家，必定是学识渊博的杂家与学问家。
《穆锅盔》以人物为名，故事动人而传奇，积蓄着内在的力量。主人公以面食立世，锅盔手艺天下无双，却每日只做三块，纵是达官显贵高价求购亦不破例。京城八位御厨慕名而来时，第三个锅盔刚刚售罄，御厨亦未能例外。徒弟不解，穆锅盔长叹：“你还年轻，规矩改了，穆锅盔就不是穆锅盔了！”读者或许如徒弟一般困惑：变通方能长久，何故如此固执？然而在穆师傅心中，“规矩大如天”承载的是“人无信不立”的古训。这立身之本乃招牌精髓，岂是三个锅盔所能解释？浓郁的文化气息与独特的行规定义，令人回味良久。
作者写锅盔制作并非掉书袋，而是将民间神技通过和面、揉面、锅炕乃至形态生动展现，令人生出香、味、神、阳刚与阴柔之联想。“穆锅盔做锅盔，锅底并不放油，只将带芝麻的一面干炕，文火慢焙。一个时辰后，锅盔已成，用手猛地提出，原先的面饼坚如石块，朝锅底一面赫然五个深黄圆印，浑似鸲鹆眼，砚台般大小。此即穆锅盔特有标记……”小说故事完整，节奏明快，人物脉络清晰，工艺描写眼花缭乱，起承转合，一气呵成。
在我国当代文坛，立足故乡风土、深植地域文化的作家不乏其人，杨小凡则是其中具有天然优势的一位。他穷数十年之功，访古寻幽，查阅史料，倾情于安徽亳州——古称“药都”的文化沃土，开掘出一脉笔记小说的富矿。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建安文学旗帜“三曹”的故乡。他的数百篇小小说，几乎皆描绘药都的历史轶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悲欢人生。在艺术焦点上，杨小凡拉长了历史纵深——远至商汤，近及当代，抚今追昔，人世沧桑，在其系列小小说中沉积浓缩，站立起一个个闪耀人性光辉、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堪称一部亳州历史人物列传。
对于笔记体小说，杨小凡见解独到：“笔记体小说叙事简约、篇幅短小、形式灵活、不拘一格，多以人物趣闻轶事、民间故事传说为题材，具有写事精到、写人传神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或许是最早的小说形态。我毫不掩饰对笔记小说的情有独钟、永远至爱。笔记小说的玄远、智慧、伦理、冷隽、精致、多义、高简、瑰奇、生动、传情、驳杂、夸张、变形等等，可谓魅力无穷。有时一篇好的笔记小说，绝不亚于一部长篇巨制。”
《李一刀》展现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讲述亳州著名景观“花戏楼”的由来。康熙年间，富商集资修建“山陕会馆”，延请隐于市井的木雕宗师李一刀出山。三次重金相邀，封刀三十年的老艺人终于动工，潜心雕刻四载。四年后，世人既见老艺人的鬼斧神工，亦见杨小凡的文字功力——“四个光背汉子抬了根山杨，出了殿门，往地猛地一放，咔嚓一声响，山杨四裂，九十块木板散了一地，细一瞧，一块木板就是一出戏！……九九八百一十个人物、外加山石树木、殿宇亭榭、文臣武将、战马旌旗……全场静得只有眨眼的声音。”
层层铺展，纷至沓来，读至此处不免心潮澎湃，叹为观止。更奇的是李一刀辞谢重酬，分文不取，于众人欢庆之际悄然离去，只留下亳州城中那座至今屹立的戏楼绝唱。如今，“花戏楼”已成国家文化遗产，游人至亳必访之景。读过杨小凡的《李一刀》，必更添一番浓郁兴致与深挚情愫。这正是笔记小说的魅力，亦是文学佳作深远影响的体现。
《神针李》写嘉庆年间新任药都知府李某微服私访，见一老者悬旗曰：“专治未病之人，神针李。”李知府哂笑问己何疾。老者答：“观你病在满字。”三年后知府突患怪病，仍是神针李以一枚大银针救其性命，亦疗其贪腐之症。戒贪戒满，反腐倡廉乃古今共通主题，神针李正是民意的化身。作者描写民间绝技时常有惊人之笔，如《千金虎》中男主角拉二胡一幕：“除夕晚上，全城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纷纷向南门聚去，都说南门唱大戏了：锣鼓弦子一个劲儿地响，黑头、小生、红脸、花旦一个劲儿地唱……可药都人赶到南门全都惊了，哪有什么戏，只有杨时轮挟一把二胡从城墙上下来。”如此笔法，意到笔随，酣畅淋漓，令人叹服。
杨小凡的小小说多以人物命名，视角始终聚焦于人。《曹操》《曹丕》《曹冲》等篇，宛如重建鲜活的历史现场，辨析人物心理，铺陈故事，观照其精神高度。曹氏父子在作者笔下分量颇重，他们身上流淌着动人而温婉的故事：如曹操为吕伯奢修建吕公祠，是对“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别样阐释；曹丕建言“实则虚，虚则实。可令城中驻军自城中心始，从城下挖通东西南北四门”，则是对亳州现存遗迹“兵道守城”的深情回望；而为犯死罪的老库官巧言开脱，则是对幼年称象、聪慧仁爱却早夭的曹冲的深沉喟叹……那些我们熟悉的历史人物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被杨小凡演绎得精彩生动。
商代乃人类启蒙时期，活人殉葬或祭祀犹存野蛮遗风。然而在《商汤》中，我们讶然看见一国之君为祈雨自缚为祭品，跪于柴堆待焚。幸而火焰腾起时电闪雷鸣，天降甘霖。商汤 thus 成为慈悲君王的象征，“商成汤陵”至今矗立于药都城北。杨小凡的《商汤》，正是这座陵寝的最佳注脚。孔子问礼于老子，本是天下皆知的历史佳话。杨小凡则从药都的“问礼巷”里，掘出一段两位哲人的精神对话。《深处》的亮色，在于它呈现了“问礼”的具体内容。天人合一，思接千载，令人对古代圣贤肃然起敬。
在现代题材小小说《刑警李卫兵》中，作者塑造出一位铁汉柔情的形象。作品讲述小人物的成长史，虽有励志色彩，却更多直面人生的苦涩与无奈。当主人公李卫兵真正踏上刑警岗位，却须在此岗位上对“亲生”儿子举起法律之剑时，留给读者的又何止一声长叹？亲情与职责、人性与法律、正义与邪恶，在无可回避的碰撞中，彰显人的大义凛然与法律的神圣尊严。尤以结尾为佳：英雄精魂不死，豪气干云，尤其关于男子汉两把“枪”的民间传说，堪称神来之笔。
语言节奏明快，短促有力，人物举止真实可信。结构大开大阖，张弛有度，将一位乡镇派出所刑警悲喜交织的人生融于千字篇幅中。人物性格鲜明，命运起伏跌宕，读来毫无局促干涩之感，情节转折自然流畅。作家对素材的剪裁、对细节的刻画，皆可见其匠心。
作家的审美理应多元。杨小凡潜心钻研古亳州历史人物，探寻浩瀚传说中若隐若现的神秘线索，以现实眼光烛照历史，通过“药都人物系列”创作，在传统文化沃土上开掘出珠玉纷呈的文学矿藏。其笔下的帝王将相、贩夫走卒、民间艺人，皆形神兼备，栩栩如生。杨小凡自述三十岁左右曾苦修笔记小说，《药都人物》正是多年心血之结晶，标志其文学创作的重要阶段。他认为，传奇性赋予阅读快感，是对读者的尊重；民间性则承载良心与良知，小说唯有提供伦理与审美标尺，作品才焕发理性的光辉。
如今杨小凡的长篇、中篇、报告文学与笔记小说创作全面开花，同时亦在商海扬帆，担任酒业名企“古井集团”重要负责人之一。二者并行不悖，各自成就卓然。经商与写作，对年富力强、文思纵横的杨小凡而言，正是互补互动的生命集成。

为底层人物画像
一一读欧阳明小小说
杨晓敏
同一类题材甚至同一种素材，在不同的写作者笔下，会呈现出斑驳陆离的创作选择和艺术效果，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题材的选择对于主题思想的开发至关重要，它衡量写作者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度，以及对生活现象的敏感性。而素材的提炼、取舍、剪裁等，则会显示出写作者的天赋与才情。
欧阳明的《挥手》写两个老人垂暮之年，相约每天10点，在遥隔的阳台上互相挥手致意，以示问候与牵挂。其中一个弥留之际，嘱咐儿子每天按时挥手，千万不要让对方知道自己先走了，却不料另一个早在半年前已去世，也同样交代儿子要每天替父挥手。阅读于此，不禁令人潸然泪下，一个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还不忘给别人生命的慰藉。作品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坎坷的人生经历，而是侧重情感表达，用平实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临终关怀的情感故事，却因捕捉到了人性最无私超脱的爱，人性的美好瞬间，从而动人心弦，温暖了多少人。
关注老人问题早些时大都归纳为道德风尚、人文情感的范畴，当下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议题，老人晚景的生存状况，直接决定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和谐氛围与幸福指数。在文学创作中关注老龄人群，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字写作，而是基于对现实的一种忧虑和思考。像类似留守儿童、两地分居等情况，也都是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问题，进行拷问和思辨，也是文学的使命所在。
读欧阳明的新作《挂在故乡的钥匙》，同样为作者在选材上的慧眼和主题开发上的巧思而赞叹。在社会转型期的乡村，土地荒芜问题，空巢老人问题，农业振兴问题，都成为重大热点一而再地被提及。作者以一篇千把字的小小说，从一串钥匙说起，家长里短讲邻里故事，举重若轻，将一个宏大时代主题巧妙嵌入。这串钥匙又成了贯穿全文的线索，全村26户人家及守望人老栓一家的悲欢离合，皆围绕这件道具展开，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把锁背后是一个家庭的命运。故事情节随着一把把打开的锁向前推进。
主人公老栓的名字，也应该是一种寓意。对于老栓来说，不舍的家乡情是“栓”，那串信任也是“栓”；然而对于家乡外出的人来说，那留给老栓的每一处老宅的钥匙，也“拴”紧着游子们的心，比如江娃子外出闯荡致富后，就把回望的目光，又投向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故土。
老栓和江娃子可视为如今乡村的两个典型代表。老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像一株长在乡间的老树，早把根须深深扎进故土，以树的姿势执着而牢固地与故土融为一体，哪怕它枝叶萧条，一时孱弱，我自魂魄相依，忠诚守望。江娃子无疑是新一代的代言人，他们怀揣美好梦想，锁上身后老屋的门，曾经转身融入城市，他们在城市摸爬滚打，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故乡的老屋都是他们隐匿于心底的爱与痛。老屋在，钥匙在，心就在。
该文前半部分笼罩着一份淡淡的忧伤，眼前似乎只是静态的村庄，一座座在日月星辰陪伴下的老屋，一位老人踽踽而行的身影和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平添了乡下的寂寞与荒凉。江娃子的出现，无异于云开雾散，阳光乍泄，因为创业有成的江娃子，准备回村承包荒芜的农田，带领乡村致富，春风吹拂，漾动一池涟漪。情节上这一个陡转，并不显得突兀。因为时代进步，国家振兴乡村经济的一系列政策，本身就是一把“金钥匙”，能放飞农家人世代的幸福憧憬，让美好生活梦想成真。
写作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小说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发展变化，作品会按照自身的规律而形成一种超出作者初始构思的走向，甚至与读者的某种常态化期待也大相径庭。又因为文学是一面镜子，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又成为作家采撷素材，塑造典型的起因。欧阳明的小小说创作视角，倾向于杂驳的凡人凡事，以拨动人性的深层触须为切入点，于现实生活中呈现其多义性。
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大学堂，一个学子完成规定学业走出校门，也是进入生活实践学习的开始，课程既有生活能力的锻造孕育，也有对于德育修养的深度核验。《假酒》中的儿子大学毕业，一穷二白却血气方刚，信誓旦旦扬言要等到父亲60岁大寿，买好酒祝寿。父亲的回信足见其良苦用心。我们在品味一个儿子虚荣抑或自我安慰式的孝心表达时，似乎已经隐隐看到了其背后渐而沦陷于生活现实的社会道德，一切或许出于生活的无奈，但这绝不是沦丧道德的勉强理由。
作品的写实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社会进程所带来的，譬如房价高涨下的民生等诸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其社会信息含量及警示令人担忧。这种关注或许并不超前，所讲的情况甚至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然而这种现实境况却让人心里沉重。曾经以往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到现如今竟然变得可望而不可即。简单地归为儿孙不孝显然不能诠释这种现象，因为孩子们也都是被工作所累，转型中的社会，将面临许多不可回避的话题。
欧阳明了解基层干部和百姓的苦乐，也有着深层次的理解，能够反思其言谈举止和行为方式，平添了诸多体味与感慨。在《别不把村长当干部》中，局长的乡下老父，一再催促他回村请村主任吃顿饭，好把自己看好风水的坟地给批了。不料几天后，父亲来电话却说事儿黄了。父亲说，村主任说你拿散酒给他们喝，小看人。还说那散酒味道像潲水，喝着都想吐。你要害得我死无葬身之地啊！作品再现了县官不如现管，反映了某些村干部的权力滥用和放大，人物刻画真实可信。乡村是整个社会的基座，需要坚实牢固才能稳定。作者虽然没有直接站出来对这种不良现象进行抨击或非议，但所反映的乡村现实生活中残存的畸形的干群方式，的确令人咀嚼再三。
生活中尽管有诸多杂音，但人们对于精神的坚守依然可敬。欧阳明笔下的底层人物生动传神。《水跛子》的主人公是一个身有残疾的剃头师傅，父亲让其学理发只为生活，因刻苦练就一手绝活，在理发店吃苦耐劳不计个人得失。集体性质的理发店解体后，水跛子就开了家个体理发店，后因受到行业美发的冲击，生意日渐萧条而关门，社区安排失业的水跛子去敬老院，谁知水跛子却恼了，“我有脚有手的，凭啥？！”
水跛子的一生经历，无非凡人琐事，人物出身虽然寒微，生活状况也不尽如人意，但是尊重什么、坚持什么、拒绝什么，却有自己秉持的一套标准，即便是固执，或者不近人情不知变通，然而背后的那个精神气质，却让人肃然起敬，给读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钉子户》中的钉子户三娘面对拆迁，态度极其强硬，补偿高低不在乎，新房又不稀罕，三娘软硬不吃原来是不愿意离开老家，怕参加红军的男人回来找不到她。细究历史才知三娘是烈士遗孀，却始终不愿意相信男人已经牺牲在战场，政府发放的抚恤金不要，安排敬老院也不住，就为了守住老家等男人，而且一等就是六十多年。
我们在感叹三娘痴情的同时，不禁心生怜惜，一个女人一辈子活在爱的执着中，漫漫岁月谈何容易，其深情岂是寥寥数语所能涵盖和表达。事件的冲突发生在现在，但情感的缘由却延伸到以前。最后事情的解决也出人意料，亲人托梦，一句别拖累革命后腿的贴心话语，竟然就溶解了一位老人的固执。一生都在付出和等待，这样的人，不应该被社会遗忘在角落。掩卷后，三娘这个人物却依然固执地留在脑海中，岁月斑驳的土坯院落，年迈的三娘迎风眺望，满目沧桑，这画面给我们留下太多的触动。

口碑载道，贵在走心
——读胡炎小小说
杨晓敏
胡炎的小小说文字沉稳干练，寓教于文，将创作理念融入朴素叙事，深入浅出地传达生活哲理。在小小说读写领域，提到胡炎，很多人会想起他的代表作《德富老汉的最后结局》。
德富老汉日渐老去，不禁设想自己的人生结局：“一种是寿终正寝；一种是正在田里做活便蓦地倒下，永远融入泥土，和先辈们一块扎根在故土，看世代沧海桑田，看自己的后辈们犁地；还有一种最美满的结局，和他的老牛一块静静地老去，相拥辞世，永不分离，为那边的列祖列宗们顺带牵去一头有情有义的牛，该是多美的事！”一个与土地相依的老农，对人生终局的想象温馨而平和。
漫长的岁月里，老牛以它的温顺与勤恳给予德富老汉莫大安慰。这得益于老汉早年对牛的驯服：先以鞭打压制其烈性，再施以呵护，牛从此顺从。然而有一天，老牛突然不再听话，“就在德富老汉的鞭子抽在老牛脸上的时候，老牛猛地转头一冲，将德富老汉顶在了地上，然后老牛前腿跪在德富老汉的腹部，用尖硬的犄角挑开了德富老汉的喉咙。”
暮年老汉的最后一次挥鞭，或许是生活重压的宣泄；垂老之牛的突然反抗，或许亦是积怨已久的爆发。人与牛之间那种与生俱来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在皮鞭之下表面的配合与顺从，是否本质上就存在着错位？这篇作品立意深刻，体现出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独到观察。多年过去，它的主题仍值得探讨。德富老汉一生驭牛耕作，最终死于牛角之下，这与许多人畜相依的温情叙事截然不同，也让人对人性、牛性与命运产生新的思考。
作者的意图，一半在情节里，一半在现实深处。作品开头极力渲染秋日的宁静美好，以衬托人物内心的舒畅，实则为结尾的悲剧形成反差，带给读者强烈的心理冲击。将牛人格化，意在阐述动物与人类拥有同等的尊严，主题指向人的专断与牛的不平等依附关系，以及由此孕育的隐忍与报复，细细想来尤觉悲悯。文章意在笔先，力透纸背，现实意义深刻。
戏曲是中华国粹，梨园舞台上的生旦净丑，唱不尽酸甜苦辣，道不完人生悲欢。《花旦》中的“角儿”在大年除夕奉命陪客唱戏饮酒。舞台很小，酒席很近，再唱一段可以，敬领导一杯也行，但碰杯尚可，交杯酒不饮，《夫妻双双把家还》不唱——这是她为自己划下的底线。一位艺高品洁的花旦形象跃然纸上，也折射出台前光鲜背后的坚守。
当下娱乐方式层出不穷，戏剧在市场经济中难免陷入边缘化的境地。演员生存不易，在权势、金钱与人格之间，主人公守住了节操，宁可失去工作，也不苟且折腰。一餐饭，犹如一面镜子，照出现实中的浅薄与丑陋，也映出艺人中的清流正气。结尾处，花旦与那位“会说话又年轻漂亮”、迅速受捧的戏校新生形成巧妙对比：辞职后的花旦在野外的土戏台上，依然唱得声情并茂、字正腔圆。作家的褒贬与爱情，未着一字，却清晰可见。
《第四棵梧桐树》采用倒叙手法，讲述一位老人对亡妻的深沉怀念。故事从帷幕拉开写起，以妻子帮助老汉矫正早期老年痴呆为情节线索，如盘核桃练手、罚站练腿、唱歌练声等。在一来一往的对话中，妻子严厉中见温情，老汉怯弱中显包容，人物性格悄然凸显。这几个片段如一组完整场景，定格于读者心中，虽未细数相濡以沫的漫长岁月，却足以令人想象他们彼此扶持的一生。
梧桐树在作品中构成一种意象，根深叶茂，自古便是忠贞爱情的象征。如《孔雀东南飞》中“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以梧桐枝叶相交喻指深情；又如“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寄托美好期许；贺铸“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更是将悼亡之思寄寓其中。
主人公走向第四棵梧桐树，“心头蓦地一热，僵滞的大脑，瞬间被记忆激活”——那是他们年轻时初恋约会的地方。如今斯人已逝，老汉忆起妻子“好好活着，别让我担心”的叮咛，想起她为帮助自己康复付出的苦心，怀念之情愈加深切。这种逆时序的写法，可见作者对小小说文体聚焦特性的熟稔，布局精巧，将艺术的感染力集中于结尾，匠心独运。
小小说同样是一种艺术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形式也是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形式之美，需要作者苦心探索方能体悟。那些思想内涵与艺术形式完美统一的作品，总能带来赏心悦目的阅读体验，增添解读的趣味，也让作者在创作中更加自信。
生活智慧无处不在。《等待录取通知的那个夏天》中的父亲，以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循循善诱地引导高考失意的儿子：如何面对现实、承受结果，永远不放弃对生活的热情。儿子因成绩不理想而在等待中煎熬，父亲则以朴素的生活常识告诉他，再难的境遇也不过是心的承载；人生的目标不止一个，要寻找适合自己的路，也要敢于尝试陌生领域，跳出思维的局限，换一种视角，往往别有洞天。作品充满人生经验的教诲，青少年成长与人生选择本就具有普遍意义，父子之间的传承流露的是常识性的启迪。有这样的父亲，无疑是幸运的——你会因此少走弯路，从父母的言传身教中获得课本之外的生活智慧。
胡炎书写官场人物的作品也颇具特色，善用隐喻，富于警示。《鱼鹰》讲的是一种“左右互搏”之术：一面是言传身教，一面是人生喟叹。若细品这种“矛盾”，会发现它最终统一于“思索”二字。无论作者笔调激昂还是沉郁，都会引人对某些本质问题进行深入探究。一对渔民老友以鱼鹰捕鱼为生，他们的孩子水生和家贵从小学习此技。父辈教导：鱼鹰贪吃，捕鱼前需用绳子扎住它的脖子，这样它只能咽下小鱼，遇到大鱼便会吐出。
听到这里，水生神色凝重，眼中掠过伤感。许久，他叹了口气：“家贵进去了。”“为啥？”水生沉默，望向天际，半晌才说：“他忘了扎上自己的脖子。”极生活化的一句话，生动勾勒出贪欲侵蚀人性的过程。结尾处，主人公亲手为鱼鹰扎上脖子，以细节点缀精神世界，堪称妙笔。
初读《母亲是一条鱼》，难免心生疑问：题与文似乎不相及。写母亲，母亲却迟迟未出场，反而用大量笔墨描写两个男人做鱼、吃鱼的琐事。身为同事，又同在他乡漂泊，两个男人将一条普通的草鱼做出不同花样，也烹出了友情与亲情的滋味。母亲只隐约闪现在儿子的手艺与回忆里。
“我妈是做鱼的行家，我爸是捉鱼的高手。我就是吃着我妈做的鱼长大的。”一句话，让那位慈爱善良、默默奉献的母亲形象瞬间饱满。吕方接着说：“其实，我妈做了一辈子鱼，却从来不知鱼是什么味道。”因身体原因，她不能吃鱼。一句慨叹，将儿子对母亲的感恩与思念推向高潮。不能吃鱼的母亲，为家人做了一辈子鱼——一切尽在不言中。如此布局，惜墨如金，以鱼为情感线索，巧妙串起两代人之间的亲情。
胡炎认为，小小说是大众文化、平民艺术。它不需镶金缀玉、流光溢彩，而要质朴自然、不事粉饰，犹如家酿高粱酒，原汁原味，醇厚绵长；小小说不应故作高深、刻意炫技，而应口碑载道、贵在走心，好似一穗水煮苞谷，既能果腹，又唇齿留香；小小说惜墨如金，拒绝冗长，力求言之有物、简约留白，恰如饭后小憩，三五分钟，困意全消，或如朦胧一梦，回味虽难言传，其妙自在其中。
《诗眼》一语双关，声情并茂。秦乡长是位有魄力的实干家，也是业余诗人，诗作多歌颂故乡、感恩母亲。他自幼丧父，母亲含辛茹苦将他培养成才，如今他荣归故里任职乡长，一心追求显赫政绩，却在不经意间忽略了基层民生。当母亲一针见血地质问他是否忘了本、是否尽到职责时，秦乡长如醍醐灌顶，幡然醒悟。其实政绩与惠民并不矛盾，若没有大公无私、造福一方之心，“人民公仆”便成了一句空话。“诗眼”是诗歌的灵魂，作品以此为題，既喻指秦乡长找到了歌颂母爱的精神内核，也象征政务工作的重心所在。
《蜡梅》状物言志，行文畅达，构思精妙而不失生活本色，如饮一壶老酒，豪兴顿生。纪检干部老何与画家老吴是挚友。老何因纪检工作遭人殴打后，老吴欲赠其蜡梅图以表慰藉，借蜡梅傲霜斗雪之品格喻指纪检工作的清廉坚贞。后来老何似乎渐渐沉溺于应酬交往，老吴遂与之疏远。不料这一切竟是老何为获取办案证据而有意为之。真相大白后，老吴送上的是一株虬枝峥嵘的蜡梅。作品巧借蜡梅的象征意义，以它的傲骨风姿，比喻纪检工作者廉洁正直的高尚品德。
胡炎的小小说贴近百姓生活，语言沉稳老练，人物质朴鲜活，一种本真的神韵流淌其间。他力求稿纸上的每一字、每一行，都能呈现平民的足迹、普通人的心声，以及触手可及、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作品因而具备扎实纯粹的民间质地。书里的故事仿佛就在身边，读来既能感同身受，又可增益智慧。千字文章，抒写人间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