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刘柯莹 | 海外新移民小说中的“女性出走”叙事

刘云，文学博士，现为《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安徽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兼职担任安徽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

刘柯莹，河北石家庄人，安徽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海外新移民小说中的“女性出走”叙事

本文原载于《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摘要：自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之初，“女性出走”叙事便备受瞩目，其叙事模式也由五四时期以男性为主导的启蒙范式向当代文学女性自觉的主体建构转变。而海外新移民小说以其跨域书写，为这一经典叙事注入了新的内涵。空间维度上，出走女性由五四时期同一文化区域内的“线性突围”向跨国别、跨文化、高度离散化的生存状态转变；主体塑造上，新移民作家通常以更为坚决的态度表现“女性出走”过程中的个体抗争与主体建构，与爱丽丝·门罗小说热衷于表现存在主义式的女性出走困境形成鲜明对比；文化身份上，出走女性相比本土文学中的同类形象，往往拥有更为自由、流动的文化选择与身份认知。由此，海外新移民小说不仅参与构建了中国“女性出走”叙事的现代性谱系，而且为理解全球化时代的性别、制度与文化现实提供了重要的文本参照。

关键词：海外新移民小说；女性出走；空间；主体；文化身份

“女性出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母题，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伴随女性身份认同的嬗变不断被重新定义。五四时期的女性出走叙事起源于男性作家的启蒙话语，它强调女性离开封建家庭的象征意义，却忽视女性出走后的真实生存境遇。女性作家则以亲身经历补充了这一空白，她们在革命、流亡与时代动荡中书写出“出走—创伤—回归”的生命轨迹，使女性出走从浪漫化的文化符号转变为复杂而深具现实压力的经验母题。改革开放后，伴随女性主义话语的兴起，女性作家逐渐掌握叙事权，作品开始从女性欲望与主体经验出发，把“出走”作为一种对家庭规训、性别结构及社会秩序的反思，使现代女性的情感与主体被置于更具张力的时代结构中，展现女性成长以及其中的权力关系。总体而言，“女性出走”在本土文学中的叙述已经完成了由男性主导的启蒙书写向女性主体自主表达的范式转换，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走出国门的海外新移民女性作家使“女性出走”叙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说五四以来女作家的出走是“从家庭到社会”的线性突围，核心是挣脱封建伦理枷锁；那么海外新移民女性作家的出走叙事则被置于“从母国到异国”的跨文化空间中，在多重权力结构中表现女性出走的命运。这种跨越地理疆界与文化藩篱的“出走”，将“女性”与男权社会的冲突对立置于国际关系中，让叙事维度从单一的“人的启蒙”或“性别解放”拓展至多元的“文化生存”阶段，从而使女性与男性、东方与西方两组二元对照在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碰撞交响，催生出更加复杂的文学景观。

当前学界关于“女性出走”与海外华文女性写作的研究已积累一定成果。从总体上看，研究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从启蒙叙事、现代性焦虑与性别政治出发，关注五四以来的“女性出走”母题，揭示出走叙事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深层关联；女性主义研究者则强调女性作家对男性叙事的修正，突出其创伤经验与主体追索。第二类研究聚焦大陆当代女性文学，将作品置于社会转型语境之中，探讨女性如何通过“出走”实现情感、空间与身份的重新书写，这类研究强调女性主体性的复杂化、多维化转向。第三类研究集中于海外华文文学，但多以“离散书写”“跨文化认同”或“移民经验”为核心范畴，较少单独提炼“女性出走”这一母题进行系统讨论，缺乏将新移民小说纳入中国百年“女性出走”谱系进行纵向比较的视角，普遍忽视海外新移民女性作家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中重写“女性出走”母题的问题，也欠缺对这一书写如何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形成连续与断裂的系统性探讨。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海外新移民小说中“女性出走”叙事的系统考察，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从空间维度、主体觉醒、文化身份三个层面揭示海外新移民小说“女性出走”叙事的新意与特征，为女性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空间维度

五四时期“女性出走”的空间范围，限于社会历史条件，基本未能脱离中国社会的单一文化场域。即便是以女性作家为代表的具有强烈且主动的出走意图的女性知识分子，也多是如此，其对抗的核心都是“封建家庭”与“新社会”的二元对立——矛盾的两端虽有张力，却共享一套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文化基因。且五四新文学中的“女性出走”叙事受到男性启蒙精英的引导，承载着启蒙精英们对于妇女解放和婚姻革命的现代性想象，男性在“女性出走”的行为动机背后，牢牢占据主动权。改革开放后，“女性出走”叙事伴随“女性主义”话语的崛起，再度成为女性作家揭示社会转型期女性生存困境与实现精神突围的话语实践。此时的“女性出走”叙事逐渐摆脱了男性的主导、控制，而表现为一种源自女性生存体验、发扬女性主体性的话语结构，这种叙事既延续了五四以来“人的启蒙”的传统，又融入了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现实与性别觉醒。而海外新移民小说中的“出走”叙事，因为空间得以从国内拓展至海外，改变了五四以来单一的由家庭到社会的出走方向，发展为从家庭到社会、由祖国到异域的多重转变，由此必然带来层次更为丰富复杂的冲突。小说中的女性们从中国乡村或城市漂泊到欧美等地移民定居，这一物理空间上的改变，必然遭遇“母文化”与“异文化”的剧烈碰撞，导致心理上、情感上的巨大波动，也重塑了女性看待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者、中国与世界的方式。因此，海外新移民小说中的“女性出走”，不得不成为兼具个人性与民族性、私人话语与社会寓言功能的象征符号，这一符号所展现出的内涵，随着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这是新移民小说的发轫期。这一时期国门刚刚开放，“女性出走”的行为动机虽然开始更加关注个体发展与自由，逐渐摆脱五四时期国家与民族急迫走向现代化背景下宏大叙事的隐喻功能，但社会政治依然是推动“女性出走”的动力之一，构成“女性出走”行为的背景底色。比如查建英的中篇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描写了经历过知青生活的女主人公从看似平静却令人窒息的社会与家庭环境中远走美国的经历。女主出走的过程艰难却决绝，她要与过去的自己完全割裂，奔赴一个全新的生活与命运。这时出走的目的地——欧美，对女主出走具有绝对的导向和引领作用，正如小说中所言：“为了生存，为了获得和发展，你有意地、主动地和被动地变化，把你自己和这片土地、这个文化的距离缩短、再缩短。”最终女主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绿卡，得以在美国扎根立足。小说真实地呈现了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女性第一次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时的迷茫、兴奋与自我觉醒。此时的“出走”不仅意味着获取知识与机会，也是摆脱原有束缚、寻找个人自由的重要象征，但这基本是一种从东方到西方的单向奔赴。

第二阶段，约从1990年起至21世纪初的十余年间，这一时期的新移民小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获得长足发展，而“女性出走”叙事也因此得以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中呈现更为复杂的动机与结果。政治因素与“文明灯塔”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婚姻、经济、劳务等各种现实因素，成为推动“女性出走”叙事的主要外力，而新移民小说也表现为更加注重对于女性内在心理的描摹。与前期作品相比，这一时期小说中的“女性出走”叙事虽然同样是去国离家的地理迁移，但随着新移民作家在异国他乡逐渐解决生存问题，也大多克服了文化冲击造成的身份认同危机，此时的女性出走叙事在心理上与母国文化的距离并没有因物理距离而疏远，反而在对新生活的渴望中，表现出对故土家园与故国文化的深层依恋。诚如伽达默尔所言：“在异己的东西里认识自身、在异己的东西里感到是在自己的家,这就是精神的基本运动,这种精神的存在只是从他物出发向自己本身的返回。”海外华人作家在西方文化的参照下重新审视并真正理解了中华文化的精髓，这正是其相对于本土作家的优势所在。因此，在这一时期，小说中的空间形态从前期的单向奔赴向双向流动转变。异国与故土常常成为小说建构空间结构的并立元素，女性在这种二元空间中的流转往往成为推动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尽管小说中对故土的依恋有时以一种矛盾的心理呈现，但对这种心理的塑造辅之以更为宏阔与复杂的时空维度，以及更加冷静理性的文化审视，无疑增加了小说对于历史与现实乃至人性的表现深度。比较典型的作品有张翎的长篇小说《望月》《邮购新娘》《交错的彼岸》，虹影的《饥饿的女儿》，陈谦《爱在无爱的硅谷》《繁枝》，等等。

第三阶段，大致自2015年至今，与前期作品相比，这一阶段“女性出走”的行为被置于更多维度的时空结构中，女性通过不停地“出走”，在不同的地理、语言、历史与文化中穿梭，呈现出一种高度离散化的状态。此时，与前阶段写作中回望故土的书写模式相比，“故乡”开始褪去原本怀旧的意味，成为主人公现实生活的一个节点，共同构筑起女性多元而实在的生存空间。陈谦的《无穷镜》、梦娜的“飞燕三部曲”等作品是这时期的代表作。《无穷镜》以多重“镜像”视角，通过对不同时空结构中的女性经验的回溯与描摹，揭示女性自我身份的不断分裂与重构，并在此过程中逐渐摆脱《爱在无爱的硅谷》中苏菊那种以“私我情感”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个人世界，开始期待实现女性个体生命对整个人类生活的创造性价值。

综上，从五四到当下，中国女性的“出走”叙事，历经了从“线性突围”到“多维叙事”的转变。如果说五四女作家的“出走”在传统文化内部撕开裂口，那么海外华人女性作家笔下的“出走”则突破了单一范式的空间范畴，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身体与叙事的流转,进行跨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文化实践。她们的创作向我们证明，女性的“出走”是可以不断拓展的生命维度，它让“出走”不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条永远向未知世界延伸的、可以无限拓展的人生道路与思想境界，这恰是中国女性文学百年演进中最珍贵的精神遗产。

二、主体塑造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女性出走”，虽以“解放”为目标，却始终笼罩在男性启蒙话语的光晕中。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为女性出走预设了命题，胡适等男性知识分子的“新女性”标准，无形中成为女性自我规训的尺度——庐隐、冯沅君的创作，虽有反抗，却仍需在“爱情”“自由”等男性定义的框架中表达诉求。而海外新移民小说中的“女性出走”叙事，却在跨国语境中完成了对男性启蒙话语的解构，女性不再是“被启蒙者”，而是自身历史的书写者与阐释者，女性的主体性在一次次“出走”经历中觉醒。

梦娜的“飞燕三部曲”——《塞纳河畔的女孩》《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和《飞燕》——以来自贵州贫苦山区的女孩飞燕为主人公，勾勒其在欧洲漂泊、挣扎与奋斗的生命轨迹。飞燕作为三部曲的核心人物，完成了四次出走：首次“出走”，从乡村到城市，从中国到法国，为了逃离封建的父权家庭和被强迫的婚姻，飞燕开始闯荡世界；第二次“出走”是从法国到荷兰，因在法国与恋人罗伯特之间信任崩解，她主动中断了这段情感关系，到荷兰重启人生；第三次“出走”，是与一场精神恋爱的诀别，她放弃与“跑儿”之间的情感羁绊，重获心灵自由；第四次“出走”，则是放弃在荷兰的安稳生活，与一份无法提供基本尊严的友情最终告别。通过这四次具有递进意义的出走，飞燕对亲情、婚姻、爱情、友情这几个女性生命中最重要的伦理与情感关系重新进行审视与反思，她的每一次出走行为，都是其剥离束缚身心的一重枷锁、建构个人主体性的一次尝试。飞燕这一女性形象，寄托着梦娜对当代女性的理解与期许。梦娜也借助对飞燕的塑造，有力回应了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追问。诚如鲁迅所言：“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鲁迅对于当时女性出走的结局大多持一种悲观的看法，所以，他最终断言：“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梦娜小说中的其他女性大多没有走出这样的结局。以韩璐、杏叶、安然为代表的女性，她们选择嫁给资产丰厚的外国男人，既解决了身份合法性问题，又不必为生计发愁。这条出路相当于鲁迅所谓的“回来”——出国的“娜拉”们回到了“玩偶之家”中，继续为优渥的物质生活忍受着婚姻里琐碎日常的折磨，选择这条路的女性不在少数。以冷嫣为代表的女性在沉溺于“堕落”的道路上无法自拔,美丽的冷嫣离过婚、生过娃，她却自我放逐，将“追求快感，沉沦于每一次浪漫的艳遇”视为人生信条，从事地下按摩生意，可她并未从中获得幸福与快乐，她的内心备受折磨，甚至患上了抑郁症。只有飞燕，她不安于栖息于男人的臂弯，更没有任由意志堕落。每当深陷困厄，她皆以忍痛而决绝的姿态选择“出走”，终于凭内在力量赢得“出走”的自主权，以坚韧本性开拓新生。海外新移民小说通过这类女性形象向我们昭示，社会现实和文化的新变化使得当代女性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她们破局的新生可能，既蕴藏于远方的未知之境，更根植于女性主体的每一次觉醒与抉择。

其实关于“娜拉走后怎样”的拷问，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也在自己的小说中进行了相应的思考与回答，她的《逃离》等一系列短篇小说，都涉及“女性出走”的主题。但是门罗着重呈现的却是女性在走与不走的问题上内心的纠结与彷徨，也即一种“出走困境”。《逃离》的主人公卡拉出生于多伦多一个富裕家庭，因不满父母为她安排的人生，与马术教练克拉克私奔到一个落后的小乡村，过上了与自己的期待完全不同的生活。克拉克性情暴躁且控制欲强，卡拉终日生活在恐惧与压抑中。在邻居西尔维亚女士的启发与帮助下，卡拉决定逃离这样的生活，但是当她坐上前往多伦多的大巴后，对未知生活的恐惧以及对克拉克的依赖让她陷入极度不安，最终，她下了大巴，拨通了克拉克的电话，主动回归那个让她感到痛苦的家庭。卡拉的出走困境，并非因外部强力的阻挠产生，而是源于已习惯于作为客体存在的女性对自由的代价的恐惧：卡拉逃离了丈夫克拉克的控制，却在人生旷野中意识到自由即孤独，最终退回那个熟悉的空间，重新套上枷锁。这种出走困境是内生性的——虽然西方个人主义预设了“自我”的绝对主权，但个体却无选择自由、成为主体的能力，当个体真的要脱离关系网络时，就感觉会陷入虚无，形成“逃离—恐惧—回归”的闭环。其困境的核心，是自我的空洞与乏力。门罗对“出走”的终极态度是接受现有的生存困境，学会与不完美的生活以及无法摆脱的关系和解与共存。这种和解是西方存在主义式的——承认世界的荒诞与虚无，接受个体的有限性。

而海外新移民小说的女性出走叙事，则不欣赏这种对现实的妥协，即便这种选择实际是人生的大多数。相反，海外新移民小说以更为决绝的态度表现了女性出走过程中个体的自由抗争与主体建构。比如在作家梦娜笔下，主人公“遭遇到各种各样困厄的时候，逃、跑往往更具有生机与可能性，于是小说中的人物有的干脆就叫做‘跑儿’‘逃儿’”。海外新移民小说中的诸多女性在面对不同的人生困境时，不仅勇于突围，而且坚韧隐忍，在对个体价值的永恒追求中阐述生命的意义。这与门罗式的女性出走困境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中华文明在全球化语境中“流动的精神史”——在“出走”与“回望”的拉扯中，书写着华人女性对“自我”与“归属”的永恒追问。

三、文化身份

如果说，五四女作家的“出走”与“归来”，常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困境中：要么如冯沅君在《隔绝》中以死亡坚守理想，要么如陈衡哲在现实中收敛锋芒。她们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知始终无法摆脱当时社会文化的限制，在“新女性”与“旧角色”的对立中被动选择，“归来”多是对理想的无奈退让，“出走—回归”在一个文化系统中形成闭环。此间，中国女性文化的路径是由反封建、反父权的时代主题到对男权的“发现”以及对内在“匮乏”的女性主体的指认。

而海外新移民小说中的“女性出走”，一开始就被置于跨文化的互动空间中，她们既需对抗母国传统性别规训的影响，又要应对异国社会的种族歧视与性别偏见，更要在“华人”“女性”“移民”的多重身份标签中挣扎，西方社会的种族凝视、文化误读、阶层固化，亦构成新的压迫。所以，早期海外新移民小说的女性出走叙事必然承受着更为深重的文化痛感。她们既无法完全融入西方，又与母体文化产生深刻疏离，陷入“不在此岸，不在彼岸”的边缘人困境。正如查建英所说：“在异国生活了一段的人，性格和情感会逐渐发生一种分裂，内置的，潜移默化的。两种文化会同时对你产生吸引和离心力，你会品尝前所未有的苦果，感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矛盾。你的民族性在减弱的同时，你的世界性把你推上一片广阔的高原的同时，使你面临孤独的深谷。”这种困境不再是五四时期那种回归即可解决的闭环，而是双重文化挤压下的身份失重——她们既不被西方视为“平等个体”，也不再被华人社群接纳为“传统女性”，只能在撕裂中重构自我。这种文化压迫的多重性，让海外新移民小说中的“女性出走”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单纯的“追求个人自由”的目的，成为一场伴随着文化身份突围的女性身份重构——既要挣脱“传统华人女性”的标签，对抗“东方他者”的刻板印象，又要在西方社会扎根立足，努力生长，以突破文化与社会现实对女性命运的压迫与束缚。

海外新移民小说细致展现了“出走女性”在异域的文化困境以及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抗与挣扎。她们从开始的屈服于西方文化霸权，到逐渐拓展自身的文化生存场域，最后成功突破落后、从属的文化标签，跳出二元对立的文化框架，在文化杂糅的“第三空间”中催生出新的文化身份，进一步实现了女性主体进行文化选择的自由。比如虹影《饥饿的女儿》中的主人公六六，她作为重庆的“私生女”，漂泊海外，她的“出走”既是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逃离，也是对原本单一文化身份的解构：她在伦敦街头吃火锅，用英语讲述重庆的码头故事，在与白人情人的关系中既不依附也不抗拒。她的身体与叙事，都成为文化杂糅的场域。海外新移民作家笔下的主人公，相比较在单一文化背景下生长的女性主体来说，拥有更为多元的文化选择权与身份认知。

又如梦娜笔下的女主人公飞燕，在饮食方面，飞燕不固守某种饮食习俗，她能够享受“中西合璧”的美食，早餐喝粥配面包，沙拉里面放辣椒；在阅读方面，她既能和罗伯特大谈中国传统的古文古诗，也会共同研读《理想国》《神曲》等西方经典以汲取精神力量；在交友方面，她不但能和华人同胞们情同手足，还在和外国人的交往中获得了珍贵的爱情和友情。跨文化生存所赋予的广阔视野，使飞燕得以亲历并审视不同文明的碰撞与差异。正是这种深刻的比较经验，锻造了她对文化的自主选择权：她既可全身心拥抱其一，亦可如虹影般持守不依附于特定文化立场的观察姿态。其核心在于，开阔的视野催生多元化的理性认知，最终生成霍米·巴巴所言的通过文化差异与文化协商而建构出的主体性。霍米·巴巴批判建立在繁荣与特权上的“全球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把地球描绘成一个同心圆的世界，由国家社会延伸到全球村庄”，忽视了地方差异和特殊性，他倡导“本土世界主义”，主张从“国内的少数族群，及国际移民这两个群体的角度来声张‘平等个性权’”，即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寻求不同的群体之间的对话和协商，以期达到相互理解和尊重的新世界。在中西文化的对话中，当代女性既能离开习惯的环境，体验更广阔的世界，感受文化差异，又能在“出走”过后，拥有更为自由的文化选择与身份认知的转换，这是海外新移民女性作家笔下的“出走”叙事较之前的创作更为显著的进步。

结语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女性出走”已成为当代海外华文文学中最具活力的叙事主题之一。海外新移民小说在“女性出走”叙事中不断回望历史、介入现实，并以跨文化经验塑造全球化时代的女性文学新面貌。女性在异国他乡的移民生活中面临比国内更为复杂的冲突，除却基本的生存挑战与性别压迫外，她们还要面对语言、种族、制度与文化差异交叠形成的结构性困境。种族凝视与文化误读成为出走女性在西方社会不得不面对的严峻考验，她们必须在社会性别规训与文化隔阂双重压迫之下探索生存之路。因此，“出走”在海外新移民小说中呈现为多重意义的复合体：既是摆脱旧有桎梏的离开，也是在异乡困境中的挣扎，更是重新建构自我的再出发。“女性出走”已不再是单一的性别解放叙事，而是一种承载离散经验、多重身份协商与全球化处境反思的跨文化文本实践。它们不仅回应了“娜拉走后怎样”的世纪提问，更在跨国语境下重新阐释了中国女性主体性在现代性进程中的生成模式，是对全球化时代性别、制度与文化现实的深刻回应。

注释略，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