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斌
冰凌幽默微小说《电话铃响》（作于1989年，刊于《福州晚报》《华人》杂志）选取的只是一个办公室没人接电话的日常片段，却折射出深刻的社会心理痼疾。电话铃响无人接的表面现象，实质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集体主义消解后的个人主义心态。作者以手术刀般的精准，剖开了单位里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不是不愿付出劳动，而是怕“吃亏”，怕“显得贱”，怕身份掉价。这种心理博弈极具时代特征，讽刺了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推诿扯皮、精于算计的风气。
小说的精妙的心理描写，几乎由心理独白构成，是“意识流”手法在微型小说中的成功尝试。冯小琳的“我成了话务员啦”，简佳佳的“你不接我更不接”，宋红燕的“年轻人太不象话”，夏梅的“就你贱”——四句内心独白，活画出四种不同年龄、不同身份女性的微妙心理。尤其精彩的是夏梅“欲站又坐”的动作与“看谁贱骨头”的心理拉锯，将那种想接又怕丢面子的矛盾写得惟妙惟肖。作者不直接评判，只让人物自我暴露，讽刺效果倍增。
小说的结构回环往复而又突转，采用“铃声起——无人接——铃声息——众人出——铃声又起”的环形结构。第一次铃声是铺垫，第二次铃声是收束，形成首尾呼应的封闭叙事。而“分西瓜”的情节突转是神来之笔——正是没人接电话，导致她们错过了分西瓜的通知；而她们下楼兴师问罪时，恰恰证明了“没人接”的事实。这个巧合既推动情节，又强化了讽刺：她们因计较而不接电话，最终却因不接电话而吃了亏。因果回环，浑然天成。
冰凌的冷幽默体现在语言风格冷静克制，不带褒贬，却让幽默从情节本身自然渗出。“娘们姐们，得罪了”，一句市井口语，既符合行政科办事员的身份，又缓和了冲突气氛，更反衬出女科员们的斤斤计较。“俯奔底楼”的“俯”字、“坐等下班”的“坐等”，用词精准而略带调侃。结尾电话铃“又响”而故事戛然而止，留下无限回味——她们会接吗？历史会重演吗？这种开放式收束令人哑然失笑。
小说中的人物群像尽显典型性，五个人物虽着墨极少，却各具特征：冯小琳的年轻气盛、简佳佳的赌气较劲、宋红燕的老资格心态、夏梅的欲拒还迎、陈雪的局外人视角，共同构成了一幅办公室众生相。没有一个是“坏人”，却集体上演了一出“不作为”的闹剧。这种“无恶人作恶”的写法，比塑造反面人物更具批判力度——问题不在于个人品行，而在于机关环境和集体心理。
《电话铃响》体现了微型小说“一滴水见太阳”的美学追求：篇幅不过数百字，时间跨度仅几分钟，场景只在一个办公室，却写出了人性的普遍弱点和时代的典型心态。冰凌以冷静的白描、精巧的结构和辛辣的幽默，将新时期之初社会转型期的人际关系刻画得入木三分，堪称中国微小说史上的一篇佳作。
作者：纽约商务传媒集团副总裁、摄影家。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