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 | 严力：用悼词的力量生活

用悼词的力量生活

严力

我眼睛里面有更远的未来被现实挡住

假如不是传统的风景堆积成墙

我眼睛里面还有不少自然的山水

想把一切大门拆掉

我耳朵里面有一群悲哀的音乐不想起飞

假如前面不是一片墓地铺成的跑道

我耳朵里面还有几千只小提琴

拒绝为死亡歌唱

我嘴中有许多开创天地的牙齿逼迫语言涨潮

假如桌边不是那么多假牙般的杯子在说笑

我嘴中还有五个以上的海洋

愿为海量的人们互相碰杯

我鼻子里面收藏了和平世界

从袖子与裤腿里冒出来的火药味

假如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刀剑飞舞的手脚

我鼻子里起码还有几声没倒下的叹息值得骄傲

我肚脐眼里有一张痴情的帆被收了起来

假如爱情的风不像恶浪般乱刮的话

我肚脐眼里还有十几条盼望自由行驶的船

就不会挤在窄小的港湾里打盹

我生命中有一半以上的花是我自己种的

假如历史没有及时把春季带来

那么

我生命中将有半个世纪的阳光

是我自己画的

严力（1954-2026），生于北京。诗人，艺术家。1973年开始诗歌创作，1979年开始绘画创作。是1979年北京先锋艺术团体“星星画会”的成员。1984年在上海人民公园展览厅举办了国内最早的先锋艺术的个人画展。1985年从北京留学纽约并于1987年在纽约创立“一行”诗刊，任主编（2000年停刊）。出版有诗集、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散文集、画集等二十多本。

2026年6月24日，严力先生因病在纽约去世，享年73岁。

对于一位创作者而言，最好的纪念无疑是阅读他的作品。《十月》特此回顾严力老师诗歌五首（《十月》2004年第3期），短篇小说《打电话》（《十月》1994年第4期），以飨读者。

呼喊发财的鞭炮

成千上万的鞭炮在呼喊发财

像人一样声嘶力竭

没办法

生活就是如此具体

需要活力

需要竞争力

需要暴力

被欲望点着了

就再也没有了平静

被欲望点着了

就要敞开全身的火气

就要证明轰轰烈烈的动静

不同价格的鞭炮不同的性格

礼花与二踢脚

挂鞭与闷雷炮

被欲望点着了

就只能挤尽血肉

成为满地繁华的碎屑

你 啊 你

把你请进我的生活

但要把信任放在第一位

你几乎满足了我的要求

但又回头看了一眼

于是你扛着机枪

把围绕在我身边的蝴蝶一只只击毙

然后像设置栅栏一样

用目光把所有的出路围住

面对这种凶猛的爱

我真想知道

撞在你枪口上的蜜蜂

怎样才能把你的火力吮成蜂蜜

我还想知道

没有撞在你枪口上的

是不是以燃放鞭炮来表达

逃过一劫的欢娱

完美的辩证

完美想问问大家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状态:

无家可归

身上没钱

也没有一把钥匙

罹患不至于马上要送急诊的疾病

而您所爱的人

在别人的怀抱里脸色健康红润

而您还在用饥饿孕育沿街乞讨的勇气

众人摇头

没有人具有这样全面的悲凉处境

完美接着说

正反两个方向的完美中

反方向的完美更难以实现

正方向是努力的结果

反方向则要命运再加上巧合

完美还说完美的另一个定义就是寂寞

于是完美轻轻往自己的腿上划了一刀

然后就被极其隆重地送进了医院

探视者排起的长队中

有不少人泪流满面

所以完美说

我就是喜欢撒撒娇

我经常想接见一个为我流泪的崇拜者

我 保 证

我只能保证我自己

哪怕我笑得人仰马翻

也不能保证这些愉快正在传染别人

我只能保证我自己

哪怕我悲伤欲绝

也不能保证别人的同情正在向我走来

所以我保证自己悲伤欲绝

保证自己笑得人仰马翻

我只能保证我自己

不管穷富

无论胖瘦

我保证自己可以把十个春天放在一起

也不会患上花粉过敏症

我还保证剩下的十个冬天

注定要享受无穷的忧郁

我保证自己的人性与你的没有什么差别

保证大家有许许多多共通的感受

所以我保证人类各种处境的小异和大同

可是最终

我还是只能保证我自己的指纹和DNA

我在地球上的位置没人可以重叠

其实我不用保证

在我站起来或倒下去的动作里

最多带动身边的漩涡转上儿圈后又归于平静

只不过在这拥挤的世界里

我无法保证的是

漩涡里没有他人而只有座椅

打八折的年龄

老朽不是某个民族的传统

也不是某个国家的专利

老朽是时态

前几天有人对我说:

虽然到了

打八折的年龄

还是会有年轻人来抖掉你们身上的灰

甚至洗熨一番

试穿一阵并流窜几个场合

能被年轻人试穿不一定是很高的荣誉

因为他们崇拜的全是你们的身外之物

那些曾经的成就和目前的财产与权力

他们能够脚跨代沟来试穿你们的陈旧

让你们的皱纹在他们的身上起舞

对他们来说是必须要经历的人生之路

是很难躲开的拦路虎

对你们来说

既然他们能让你们催生怀旧的高潮

这桩买卖确实还算公平

但是我说

有如此回光返照的人毕竟是少数

打八折的老虎

一般都已在笼子里学会了赞美动物园

《打电话》

摄影这个行当的乐趣和苦恼已经被讲得太多了，重复肯定是对着初学者讲的，而面对读者，我才想起要讲的东西并不容易引人入胜，所以多年来我从来不讲有关摄影的事情，直到今天（1994年1月30日，星期天）下午，我到纽约曼哈顿（MANHATTAN）的苏荷（SOHO）画廊区转悠的时候，才遇到了可以与摄影联系起来讲的故事。

上午有太阳，使冬天的感觉突然有了一些生机，更因为今年纽约的雪特别多，已经有三个星期天没有星期天的感觉了。所以，吃完午饭，我带着相机出了门，直奔苏荷，我曾在那个地区住过一年多，了解不少有趣的画廊和街角，有不少可以进入底片的景象。但当我到了那里时天气却开始阴了下来，冷风把我很好的情绪吹得做出了再转五分钟就回家的念头，我多少有点不甘心地想按几下照相机的快门，于是很随便地用长镜头把一些冻出姿势的行人摄入底片，就在这个时候，街对面有人大笑，是一个无家可归者看着一个垃圾桶笑，他笑得那么开心，一定是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他认为的宝物，他的手伸进垃圾桶，我的长镜头也已经把他对准，我右手的食指在快门上等待，我很快地闪过一个念头：也许是旧衣服。

我按下快门的时候，也同时看清了他手中是一架乳白色的旧电话，我想这有什么可高兴的呢？同时也马上意识到这个流浪者一定是有精神上的问题，可是他笑得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把电话拿出来之后，放在旁边一个垃圾桶的盖上，“喂”，他的声音之大，足以让街对面的人听得清清楚楚，我注意到身边还有几个行人也站着听。“是啊，我是史密斯，我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你在天堂的日子肯定比我好过多了，我只能嫉妒你。哦，上帝，我的被子太薄了，云比它厚多了”我注意到他戴着一顶黑色的破呢帽子，一身也是黑色的破衣服，与他作为一个黑人的形象成为纽约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我当时没有去想关于这个问题的敏感的细节，作为历史造成的那些值得讨论的人类生存状态，到底包括了多少文化因素及人吃人的技术问题。“哈哈”，他好像听到了什么好消息似地笑了两声，“你毕竟不知道什么叫做房租，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叫史密斯，我在纽约。什么，你不知道纽约，这太使人扫兴了。你开这样的玩笑，让我这个纽约人多么伤心啊，也是，你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就是证明了你知道纽约。”听到这儿，我飞快地闪过：垃圾桶里的电活线是与上帝相通的！他不但有思维逻辑，而且联想也不差。“失业救济金？”他把头抬向天空问道，“你也知道失业救济金？太好玩了，看来我读的书真的不够，我真的不知道你也知道失业救济金，这事儿肯定是书里讲的吧，早知道的话，我就不退学去打工了，我才不在乎什么明天不明天的事情，还是多讲讲失业救济金的事，每个月我能领多少呢？对了，你交不交税？交给谁，是美国还是加拿大？交给克林顿吗？（克林顿是此时的美国总统）”他为自己的讲话哈哈地笑了一通，还夹杂着几声咳嗽，那咳嗽声听上去是有病情的。他接着说：“贫穷是我的上帝，贫穷是我的上帝，贫穷是我的上帝。是的，有空多来电话。”这时候他注意到街对面的我和其他几个行人在听他说话，他仍然很高兴地说：“我有朋友，很多朋友，他们问你好，并且希望你有空来纽约玩。衣服？衣服我不要了，天堂的衣服肯定很贵的，你来的时候就给我带几个天使来吧，当然我喜欢姑娘，结婚请你喝酒，对啊，天上的香槟酒我还没喝过，你也没喝过我们的香槟酒，没关系，我不会醉的，好吧，好吧，你也多保重了。”他笑着把话筒挂上了之后，又低头想着什么，

他开始拨动想起来的号码。“喂，儿子啊，是我，我，我当然是你爸爸，你以为是谁？别开玩笑了，我太太就在旁边，”他说着就把电话筒伸出，对着街对面的我们，“说啊，说啊，那是我的儿子，他想跟我的太太讲话，多可笑，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告诉他，我是谁，不知道我的人都是我的儿子，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太太是谁。”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放下了举着的相机，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因为我在拍摄他而被激怒。“你，”他指着我叫，“你过到我这边来，快点，快点。”我想这下惹麻烦了，心想是不是应该马上溜之大吉，身边的那几个行人也已经开始散去，“嗨，别走，给我根香烟，我允许你照相了。”我很犹豫地望着他，心里多少有点想继续看他的表演，最后我硬着头皮走过去给了他一支烟，并燃着打火机为他点了烟，我闻到一股酸臭味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但他脸上的表情使我感到些微的放松，因为那是一张有幽默感的脸，事实也是如此。他对我说：“这样你就可以少抽一支，肺就少掉一支烟的污染。”我对他说：“你是一个表演艺术家。”我真的有这样的想法。“是啊，你应该买票，你能不能给我一块钱？”我马上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不给的话，也许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就给了他一块钱，给完钱我就马上跑回街的对面，我知道对这样的人还是躲远点为妙。他看着站回到对街的我，脸上有一丝表情，那种表情好像在说：富人是怕穷人的。这使我马上想起以前在中国时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

他先想到上帝再想到儿子，这里包含着他生活里的某些重要的信息。如果我是一个西方的心理学家，肯定会分析出不少有关他的情况，可我只是个从中国来的新移民，对宗教和传宗接代的看法是有许多差别的，如果按照我们中国大陆人的观念来分析，那么他应该是出生在一个信仰宗教并且重男轻女的家庭，或者往深一点分析，他最后的希望是建立在这两个基础上的。当然我还可以说他是有儿子的，只是儿子已经死了，而且因儿子的死把他刺激成现在这种有点失常的精神状态，所以他想儿子也应该从天堂给他来电话的，或者他给天堂打电话肯定能找到儿子的。他给儿子打的是什么号码呢？我想起一个诗人写的一首诗里讲到上帝的电话号码，讲如何能给上帝打对方付款的电话，而且假设上帝是同意用钱来计算劳动价值的。那么这个号码无论是几位数都应该是9，99，999，9999，99999，……，也就是任何位数的最大值。当时我想如果上帝和人一样在兜里揣个钱包，真是很有点幽默的，想必那个诗人正是这个用意吧。我这时忽然笑出声来，因为想起了一个朋友开玩笑讲的故事：一个叫摩理的美国教授，他是教哲学的，人一贯很矜持。有一天他在街头邂逅了一个过去的学生，他一直是很欣赏这个学生的，于是就邀入咖啡馆一道喝一杯。他们谈得很开心，还讨论了一些哲学问题，分手前互留了地址电话，付款的时候学生坚持由他付，并说下次轮到教授付。教授回家之后的第二天想起有一个哲学问题的细节还可以与那个学生在电话里说说，就按照

留条上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接通以后，对方说的话使他马上就把电话挂断了，他肯定自己拨错了，就重拨一次，但还是刚才的接话者，这次他多听了两秒钟之后挂断了。他脸上有些发烧也有些恼怒，但又无奈地笑了起来，学生给他留的是要收费的性爱电话。他后来想起曾与学生在咖啡馆里谈到过佛罗伊德关于性转移的论点，是不是学生以此来提醒或证明什么论点呢，但他更倾向这是一个即兴的恶作剧，他想自己是很了解这个学生的。他缓过劲来之后感叹道：生意真是一条无孔不入的虫。精虫能从电话线里钻过去吗？他问自己。其实这种电话也是美国近几年来比较流行的生意门道，对方是一个女性，用娇滴滴声音说着性交时人们说的那些话，以此来满足一些单身汉的一时无法解决的性骚动，另一方面是爱滋病的流行，使许多本来召妓的人改用打这种电话来抚慰性的骚动，有些人就是一边听着一边进行手淫的。这种电话的一般价格是每分钟二至五元左右，是通过电话公司记录打电话的人的电话号码而记账的，当然其中的一部分利润是电话公司分享的。

我听到这个玩笑的时候，真的能想象出那个极为矜持的哲学教授听到这种突然的声音时脸上的表情会是多么有趣，他当时的心理活动也一定很有意思的。那个学生有意刺激教授也可以有他的哲学道理。而听故事的人都笑得很开心。

史密斯又开始拨电话，我想这电话线在他心里不知道是连着非洲还是连着人类的内心，种族和个人生活中的位置肯定还是后者更重要，尤其在美国，世界的联合国，个人的问题是常人的第一问题。我的思路走远了一点，马上停住去继续看他，这时的他，把话筒放在右耳上，专心致志地在听对方的话，他就在那里听着，达十分钟之久，我拍了几张之后，才又感到了天气的寒冷，看看他，穿得并不多，但没有一点感到寒冷的样子，我才又想起他也许神经是有一定的问题。他终于把话筒放下了，谁知道他听到了些什么，我很想知道，当然只是想想而已，我是绝对不敢去问他的。他突然想起还有旁边的一个垃圾桶没有被翻看过，就开始翻了起来，显然他已经不再激动了，不再为电话的事牵动情绪了。我放下照相机，心想还会有什么可拍的东西。

他又笑了起来，我当然想看看他又找到了什么东西，这次他捡出一顶红色的帽子，很明显是女式的，但他好像想也不想地就把头上的黑帽子摘下来扔进垃圾桶，把那顶红色的戴在头上，戴之前还端详一下正反的方向，并且拍了拍上面的污垢。我也觉得他顿时比刚才亮眼了一些，于是马上端起相机按了几下快门。我想这是一次很好的收获，拍到了这个极其难以遇到的场景，心里感到一种愉快，但这种愉快又隐隐约约地有点不舒服的东西，我想那是反省造成的，是一种极其自然的可被容许的虚伪。我想起摄影师和画家常常有这样的议论：被破坏的东西，比如烧过的房子、刚交战完毕的战场、废墟等都很入照，那种强烈的对比，使画面比正常的甚至美好的事物更具有吸引力。刚才我拍照时，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考虑如何调节和变换角度光圈等摄影技巧的问题，是在一种工作过程的乐趣之中。我不但拍了他的特写镜头，也拍了广角的整个环境的镜头，当然也没忘掉拍出电话上没有外接线的局部细节。尤其他戴上红色帽子之后，画面上那片红色特别突出，我已经能想象出照片洗印出来之后的效果，为此我的收获感被满足了，寒冷的天气也被轻视了。但我也是有遗憾的，我遗憾的是自己没带摄像机，不然的话，这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电视剧，而且还能录下他的话，我不无遗憾地摇了几下头。

他又开始拨电话，拨了一个，摇摇头，再拨一个又摇摇头，我心想那现象是占线。第三个拨通了，他说：“嘿，玛利雅，我在这儿呢，过来吧，我也不知道这条街叫什么名字，反正我在这儿，你过来就是了，我请客。别担心，我的甜心。嘿，你与哪个母狗养的在睡觉？我他妈的。”他把电话狠狠地挂上了，那种气愤的样子肯定是对方激怒了他，过去曾发生过类似的爱情遭遇。但他马上又没事人似的拨起了另一个电话号码。这个电话成了他的玩具，我这样想。又拨通了，他顺手拉住一个从他身边路过的老年人，硬把话筒塞进老人的手中，而且说：“这是找你的电话。”老人的态度是把电话筒放回到电话机身上，扭头就走开了。是啊，我感叹纽约人早已练出了如何对待这类人，那就是别搭话，并且马上离开。那老人干脆利落的反应使我对纽约产生一番并不是尊敬的尊敬。

我想他这样是会没完没了地玩下去的，而我也该走了。但我又想看看他如何处理那架电话机，我对自己说再等两分钟，如果他还不离开那两个垃圾桶的话，我就回家了。他突然抬头看见我还在对街看他，就做了一个很不友好的手势，我当然不会跟他计较，在纽约的人都知道尽量地不惹这类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有暴力倾向。所以我反而又掏出烟盒向他晃了晃，意思是问他还要不要烟，他向我招手，我跑过去给了他之后又跑回来。他冲我用手比试拍照的样子，显然他是让我尽情地拍他。这一下他肯定把自己当作演员了，他进入了演戏的角色，这对我来说不是我想要的感觉，所以我就假装离去的样子走了几步，我想看他如何处理电话机。

他把电话机扔回了垃圾桶，戴着那顶红帽子沿着街角拐过去了。

1994 年1 月30 日晚写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