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虎
![图片[1]-从离散叙事到共鸣主体:顾艳《散步与遐思》的散文转向及其文学史意义-华闻时空](https://hwsk1.oss-cn-shanghai.aliyuncs.com/2026/07/b7fbf7b020ec0cb479ec2296626504ba.jpg?x-oss-process=image/auto-orient,1/quality,q_90/format,webp)
作家顾艳的《散步与遐思》,如果将其放入当代海外华文文学与女性知识分子写作的脉络中考察,这部作品更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它标志着一种从“离散叙事”向“共鸣主体”的转向。也就是说,作者不再主要通过文化冲突、身份裂缝或故乡/异乡的二元结构来书写自我,而是通过阅读、行走与记忆,在多重文化空间中建立人与世界的持续联系。全书三辑“阅读和沉思”“距离之美”“写自己也写同行”,正构成了这一主体生成的三个层面:文本、空间与人际记忆。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长期以来依赖“离散”“移民”“身份认同”“文化冲突”等关键词。这一框架当然有其历史合理性,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许多海外华文作家的写作,确实建立在迁徙经验、语言转换、文化断裂和身份焦虑之上。故乡与异乡、中国与西方、母语与他语,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最常见的叙事结构。
顾艳的《散步与遐思》,呈现出的并不是这种典型的离散结构。顾艳并不反复强调“身在海外”的身份焦虑,也不把中西文化差异处理成主要矛盾。相反,中国、美国、日本、欧洲,经验在她的散文中并置出现,彼此联通。世界不再被分割为“此地”与“彼岸”,而成为一个可以被阅读、行走和回忆重新组织的连续空间。这一点显示出海外华文写作的一种新阶段:从离散的创伤叙事,转向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整合。
顾艳的《散步与遐思》的第一个研究价值,在于它改变了海外华文文学中常见的空间结构。传统离散文学常常以“失去故乡”为核心经验,而顾艳的散文更关注如何在多重空间中,重新建立精神居所。她笔下的城市、风景和旅途,并非简单的游记对象,而是文化记忆被重新激活的场所。空间在这里不是背景,而是一种认知装置。作者通过空间理解历史,也通过空间理解自我。
第二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是顾艳散文中的“阅读主体”。当代文学批评往往将阅读视为理论阐释的过程,而顾艳的散文则恢复了阅读作为生命实践的意义。她并不急于将作品纳入某种理论框架,而是关心文学如何进入人的日常经验,如何帮助人理解孤独、衰老、亲情、死亡、记忆和时间。这种阅读方式并不等于缺乏理论意识,而是将理论隐藏在经验结构之中。
换言之,《散步与遐思》中的阅读,不是“对象化”的阅读,而是“关系性”的阅读。作者与文本之间不是研究者与材料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照见的关系。文学作品之所以重要,并不只是因为它们具有审美价值或文学史地位,更因为它们能够改变一个人观看世界的方式。这种阅读观与现代学院化批评形成了有意味的区别。
第三,《散步与遐思》具有女性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意义。需要注意的是,这部书并不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批判姿态出现。它没有集中书写身体、压迫或性别对抗,却在更深层次上呈现了女性主体的生成过程。作者写阅读、旅行、家庭、师友与记忆,实际上是在书写一个女性知识分子,如何通过文化经验建构自我。
区别于某些以创伤叙事,或身份控诉为中心的女性写作。她关注的不是女性“遭遇了什么”,而是女性“如何成为自己”。这种写作更内敛,也更成熟。它不依赖激烈的宣言,而是在持续的阅读、观察和回忆中展现主体性的形成。正因为如此,《散步与遐思》可以被看作一部非自传形式的精神自传。
第四,书中关于师友、同行和文学人物的书写,具有文学生态史的价值。当代文学史往往重视作品、流派和理论命名,却容易忽视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关系。顾艳的怀人文字保存了作家、学者和知识共同体之间的交往痕迹。这些文字表面上是私人记忆,实际上构成了文学史的微观材料。它们让我们看到文学并不是孤立作品的集合,而是由阅读、交往、影响、记忆和追念共同构成的精神网络。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散步与遐思》不能仅仅被看作“闲适散文”。它的慢,并不是逃避现实的慢;它的散步,也不是审美化的消遣。恰恰相反,在信息加速、经验碎片化和公共表达日益情绪化的时代,顾艳的散文试图恢复一种被现代生活削弱的能力:长时间地阅读,缓慢地观察,认真地记忆,并在这些过程中重新建立人与世界的关系。
如果借用哈特穆特·罗萨关于“社会加速”的理论,现代社会的核心危机并不只是速度过快,而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共鸣关系被破坏。人在加速中不断获取信息,却越来越难以与世界形成深层联系。从这个角度看,《散步与遐思》真正重要的不是它写了多少地方、多少书、多少人,而是它通过这些对象重新建立了一种“共鸣主体”。阅读使作者与文本共鸣,旅行使作者与空间共鸣,怀人使作者与历史和他者共鸣。
这部书最值得研究的地方,是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离散焦虑、身份对抗和消费化旅行的华文散文模式。它不是以裂缝为中心,而是以连接为中心;不是以失落为中心,而是以重建为中心;不是以宏大理论为中心,而是以持续的精神实践为中心。
当然,《散步与遐思》也存在可继续追问之处。如果从研究角度进一步处理,评论者需要从看似松散的随笔结构中,提炼出其内在逻辑,而不能只停留在文章介绍或审美赞赏层面。
总的来说,顾艳《散步与遐思》的文学史意义在于,它展示了海外华文女性写作的一种新形态:不再以离散创伤为唯一核心,不再以身份冲突作为主要动力,而是在全球化经验中,通过阅读、空间和记忆重新建构主体。它所呈现的不是漂泊者的焦虑,而是文化漫游者的从容;不是单纯的怀旧,而是通过记忆重建精神联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传,却构成了一部知识女性的精神生成史。
在这个意义上,《散步与遐思》值得被认真研究。它提醒我们,海外华文文学并不只有离散、创伤和身份政治,也有另一种更安静却同样重要的写作:在世界的流动之中,重新寻找人与文学、人与地方、人与他者之间的共鸣关系。
陶虎 旅美学者、记者,发表出版作品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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