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品鉴丨刘云：大题小做与“向死而生”的黑色幽默——评冰凌讽刺小说《马林苏》（评论）

作者简介

刘云，文学博士, 安徽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兼职担任安徽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安徽省文学学会理事，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

俄国作家契诃夫有一篇经典短篇小说《小公务员之死》，描写了庶务官切尔维亚科夫因为在剧院看戏时打了一个喷嚏，不慎将唾沫星子溅到前排文职将军布里扎洛夫身上。他数次道歉却无法消除自己内心的恐惧，最终精神崩溃，在绝望中死去。这篇小说中，“死亡”是处于权力底层的小公务员长期被权力压迫后，形成的应激性心理创伤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契诃夫以其精准的“以小见大”的手法，用一个“唾沫星子”导致的“死亡”事件的荒诞性，揭示出权力机制对人性与小人物的深刻影响。

美国华人新移民作家冰凌（原名姜卫民）的讽刺小说《马林苏》（原载《作品》2009年第9期，《中华文摘》2009年第12期转载）同样关涉权力对人的异化主题。这篇小说中，“死亡”虽然并非人物实际生活中的终极命运，作者也不是如契诃夫般在“小—大”“轻—重”的情节设定中凸显小人物命运的悲惨、结局的荒诞与主题的沉重，而是以一种看似直面死亡的姿态切入小说，塑造了一个被权力异化到极致的小官僚形象，以轻松诙谐的戏剧化手法，解构了海德格尔“向死而生”这一哲学主题的庄严与沉重。

伊格尔顿在《幽默》一书中指出，喜剧往往通过“小题大做”或“大题小做”来打破认知惯性，造成幽默与讽刺的效果。如果说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是运用了典型的小题大做的手法，那么《马林苏》则反其道而行之，用大题小做的方式来营造其幽默讽刺意味，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把宏大的生死命题降格为世俗算计

小说中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开篇一上来就抛出占据主人公马林苏内心数年的一个宏大的终极问题——“我死了以后怎么办”。这是让马林苏持续焦虑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也构成小说情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死亡”本质上意味着主体的消解——生物有机体的一切活动戛然而止，“我”也随着大脑意识活动的停止而走向溃散。由此，死亡不仅中断了原本具有连续性的人的记忆、意向以及性格特征等内涵，也意味着主体一切可能的“叙事”活动也走向终结。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死亡并非一个人生命中遥远的、模糊的、未知的实践，而是人在此本质的根本性规定。即人从出生开始，便一直在走向死亡，这是一种必然状态。死亡意味着人生的有限性，因此海德格尔推崇一种“向死而生”的生命态度。“向死而生”是一种直面死亡的意识与行为方式，人认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与生之有涯，则期待在有限的时间内赋予生命以更为深广的意义，创造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价值。其本质在于如何自觉、自由、自主地谋划自我之“生”，而非探讨什么样的死法更风光或者死后的世界什么样。死亡的哲学性意义，大概也正在于此，其存在于意义的边界处，使一切试图意义化死亡的努力都不得不烟消云散。所以，当小说中马林苏试图以对“死后”的各种想象，贯穿生死两大生存命题，“向生而死”，把死亡强行纳入生命的各种算计之中，试图延续生之现实意义，赋予其各种理性的盘算时，其心理与行为的荒谬感就显而易见了。

尤为突出的是，死亡作为一个宏大而抽象的哲学命题，在马林苏这里被具体化为蓝色账本上的几个“重大问题”和十几个“大问题”。包括死后他的骨灰盒能不能被放在问林山革命陵园，接替他睡在妻子身边的人是什么样，期待儿子给他留下一个孙子来继承他的智商，从而完成马家光宗耀祖的大业等具体而世俗的算计。他甚至把这些内容按篇分章标上了页码，生死大事、夫妻伦理、子女前途全部被马林苏转化为可列项、可分页、可归档的类行政化条文。原本不可预测、充满偶然性的死亡事件，在小说中就从一种本体性的存在，被降格为马林苏一个个的防御性人生规划。这种对于“向死而生”内涵的反转与错置，成为小说黑色幽默的主要来源，总领着小说的主题表达与艺术表现。
把隐秘的权力结构凝结为可感知的世间百态

小说本意是要探讨官僚主义的权力结构对于个体的戕害，这既是一个宏大的政治学命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问题。小说借用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原本从属于这一权力结构的表达形式，但抽去了其原本的内核，在新的语言环境中赋予其新的意义。比如，马林苏将与妻子的性生活称为“交皇粮”，将他自己的道德瑕疵称为“有瑕纯洁”等等。被这一表达系统包裹的马林苏，成为被权力结构规训与塑造的“空心人”，早已失去了他作为一个主体人的自由意志，他本身也成为这种结构的一个符号化表征。小说将复杂的、私人化的情感关系转化为公共领域内的任职资格评审，深入揭示了官僚主义的权力关系是如何渗入家庭私密领域，并重新界定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还有一次，马林苏对问林山陵园地下一层进行实地考察。按照他现有的级别，他死后虽然只能被放置于最底层的负一层的空间内，但能够安葬于此，也已经是他身份的象征，所以他仍然是非常满意的。他看到骨灰盒以后所在的位置“虽然稍显拥挤了些，而且阳光不照”，然而整个陵园“依山而坐又居高临下，绿荫浓浓而雄伟庄严，生命在此归宿，那是何等的荣耀和辉煌”。陵园在小说中已经成为权力结构等级化的终极象征：生前处于什么层级，决定了死后是“阳光普照”还是“地下一层”。作者将这种生冷僵硬的等级制延伸至阴间，揭示出人的价值完全被权力机制结构化，连死亡都无法逃脱这一权力的规范。恰如福柯所言：“秩序借助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权力，确定了每个人的位置、肉体、病情、死亡和幸福。”（《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第221页）更加发人深省的是，即便是如马林苏般处于等级化权力结构的最底层，他的位置也已经可以把他自己与普通人相隔离，死后能够进入问林山陵园便是明证。即便他身处权力体系的末端，也依然可以“居高临下”地“俯视”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居高临下”是层级化的权力结构以及马林苏一类期待成为“人上人”的小官僚们权力梦想的具象化，这种可以俯瞰众生、操纵他人命运的成就感支配着马林苏内心不由自主地生出人上人之感。他常常站在办公室窗前朝着楼下俯瞰的姿态，是这种扭曲的权力观最直观的表现。由此，我们便能够理解为何马林苏非要执着于自己是否够格把骨灰盒放在问林山陵园，也能够理解海德格尔式的“向死而生”是如何被马林苏这种执念导向对权力的争夺，小说的讽刺感油然而生。

把严肃的道德批判化作轻快谐趣的情节与表达

虽然我们作为旁观者能够看清楚小说主人公马林苏的内心真相，但他自己总是自诩是一个有道德追求的人，小说中屡次对此进行表现。比如，马林苏蓝色账本的扉页上工整书写着“干干净净地来，明明白白地走”这两行字，这是他的自我期许。然而马林苏的一生既不干净也不明白：他心中澎湃的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激情，而是为了争权夺利妄图匿名诬告同事的龌龊；他不仅收受贿赂还身体出轨。蓝色账本的存在恰恰证明了他对自我人生的期许本身就是一种人格分裂，“粪罐车”事件是小说重要的叙事转折。马林苏辛辛苦苦伪造匿名举报信想要寄出去，从而扳倒自己的顶头上司，让自己早点升级，但他又胆小如鼠犹犹豫豫，一辆“粪罐车”的出现最终中止了他的冒险行为。他把这解释为“上天报应”，也就是上天对于他道德污行的警醒，使他及时掉头。其实这是他合理化自我行为的一种修辞策略。他并非出于内心的道德审判而选择结束自己的错误举动，他放弃的不是恶念，而是职场的风险；维护的不是人格清白，而是还能够升迁的机会。“粪罐车贴着他的脑袋贴身而过”即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性的文学场景，我们可以理解为马林苏的及时收手使自己免于落得臭名昭著的境地；也可以理解为，内心藏污纳垢的他终于没有向外展露出自己的真相，得以重新用“清白”的外表把自己伪装起来。不管是哪一种，作者都借用粪罐车的倏忽而去，把抽象的、严肃而沉重的道德批判，用轻松的、具有喜感的画面表现出来了，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高级的幽默。

马林苏的这次忍耐在两年后也终于获得回报，他在临退休前终于被升职了，虽然这实际只是对他的安慰性晋升，但已足以激活他的男性荷尔蒙。小说作者把权力结构内的跃迁对人物的这种精神性抚慰与政治巧妙地勾连起来，使黑色幽默的效果更胜一筹。马林苏认识到，升级能使他获得切实的好处，那么他自己的思想和精神都应该相应地有所升华。所以，马林苏开始有意识地修正自己尚有瑕疵的人生：一是通过化名把收受的贿赂款捐给了自己的中学母校，用捐款带来的崇高感消除收受贿赂的负罪感；二是给妻子安上所谓的“精神出轨”的罪名，以此来抵消自己实际的肉体出轨。由此，马林苏终于使自己的“有瑕纯洁”升华为“纯洁无瑕”，实现了自己想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道德追求。通过马林苏的种种行径，小说充分暴露出权力结构内这种功利主义伪道德的无耻与荒谬。

小说最后马林苏烧毁蓝色账本的场景极具仪式感与象征意义。账本承载着一个小官僚的全部算计，是其完美人格表象下最真实的分裂的自我。马林苏最终获得了他想要的一切——级别、住房、陵园位置、“纯洁无瑕”的自我感觉等等，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生命的彻底异化之上的。小说最后，账本化作一缕缕轻烟，所有过往的瑕疵仿佛都销声匿迹，完美人格与完整的自我得以保留。所以，当马林苏看着一缕缕轻烟升上天空，他感到了彻底的轻松。但他的这份轻松实际不过是一种纯粹的自我欺骗。读者追随马林苏看到的“一缕缕轻烟”，从中并没有感受到解脱的轻快，而是现实的荒谬与沉重，只是这种沉重被作者以大题小做的轻盈形式呈现出来。

综上，相较于契诃夫《小公务员之死》中切尔维亚科夫因一个喷嚏而惶恐致死的荒诞，马林苏对死亡的职级化焦虑更具权力结构的自觉性——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焦虑来源于何处，并通过主动诬告、精心算计与道德自欺，寻求化解焦虑的途径。这不再是契诃夫《小公务员之死》那种被官僚或权力压迫的典型，更像是齐泽克所说的现代犬儒主义。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但坦然为之，且试图利用权力规则主动操弄体系，谋求个人私利。因此，马林苏这样的人物，内涵更为复杂，他既是官僚主义权力结构的受害者，也是这种结构的生成者与共谋者。作者通过这一形象所表现出的人物对权力的主动寻求与清醒病态，显然比契诃夫式小人物的被动恐惧更加具有现实主义批判力度。在这个意义上，幽默就不仅仅是一种美学形式，它更可以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创造性工具。它不仅能够创造笑料，也能够在各种形式的对比、反转、倒置或错配中，展现人性的复杂、生活的荒谬，带领我们识别那些影响并规范着我们的生存，或者塑造着我们的人格底色的种种权力结构，这正是这部作品幽默艺术的最高成就。 

（刊发于《火花》202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