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桑宜川
去年八月，笔者借回国问学的机会，前往三峡库区走了一趟。出发前，在重庆与当地学者朋友们相约小聚，席间气氛热烈。当谈及重庆生态环境，他们的价值取向主要有二类，有忧心忡忡者，也有踌躇满志者，后者认为大坝工程给当地带来了经济利益与实惠，功莫大焉，让我听之愕然，望着他们沉缅于大坝带来“好处”，念念不舍的神情，怎么也难以与千年以降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家国天下之“士者”挂钩。虽说如今世态炎凉，人心趋利，但竟也有学人沦陷窠臼，令我怅然不已。因为与先前“道听途说”的长江三峡水域已凸显不治之症，生态环境被彻底毁坏，弊大于利的情形大有差别，为了验证真伪，我便带着困惑踏上了旅途，企盼去那一方土地看个究竟。
在水一方, 长江在哭泣
是日晚间，乘坐的船只正点起航，顺江而下，夜幕中能见度较低，但仍可看出江面上泛起自上游飘浮而下的化学泡沫以及生活垃圾，似已成常态，由此可以看出长江水质堪虞。长江作为华夏大地的巨流河，养育了一半以上的中国人，自从三峡大坝建成以来，灾难接踵而至。（右图拍摄于重庆码头，背景是当年为“唱红”而建的地标建筑–重庆大剧院）
近年来，国内媒体也公开披露了长江水里的鱼类正在加速消失。海外地质水文科学家认为，长江鱼类消失得过快，将连鱼种也将留不下来。但民间尚有一群孤独的环境保护者研究并尝试各种方法，比如人工喂养，以期延缓长江鱼类消失的大限之日，但时常感叹“为时已晚”。船工如是说：“河里头快莫得鱼了”，这是一句看似语气平淡，但却几近心中流血的“船工号子”，闻之令人心酸不已。
据长江水文统计资料显示：历史上的长江，曾有物种1778种，其中鱼类378种，长江特有鱼类为142种，20多种鱼类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长江的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数量在大陆淡水一级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中占2/3。长江“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等产卵量如今只有原来的3%不到，“长江三鲜”之一的刀鱼，可能步上鲥鱼与河豚的后尘，在5年之内彻底消失。（图为水族馆里的长江鲥鱼）
目前，长江三峡库区的一些珍稀水生动物如白鳍豚、白鲟、长江鲥鱼等已濒临绝迹。当地人也自嘲是最后一代渔民，此言不虚，确实长江渔民也正在消失。史料记载，三峡大坝建成以前，上游约有近4万艘渔船，14万余专业渔民。在千年川江历史上他们是真正的水上人家，以江为命，靠水为生，而如今早已下水无鱼，上岸无地，不知何为生计？或许只有去摆地摊卖货，或打工为生了。
在丰都新县城，笔者走访了当地的老渔民焦世贵，他说自己在长江里捕了50多年的鱼，如今已经几
年不撑船了，因为无鱼可捕。他说封坝前每次下水，总能捕到50、60斤野生刀鱼，但是自从三峡大坝蓄水，老县城被淹后，几天都捕不到1条刀鱼，至于鲥鱼与河豚，江里已经是多年不见影子。在滔滔江水之畔，我望着老伯那饱经风霜的面孔和无奈的表情，本想安慰他几句，但却如梗在喉，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有默默地四目对视。啊，难道这就是我的母亲河吗？（下图为长江里已鲜见的刀鱼）
笔者自己就出生在万里长江的起点宜宾城，我知道那一河段也早已没有多少鱼了，打渔船已经绝迹。江水里的生物种群已悄然离开了这个它们赖以生存了亿万年的地球，不愿再回首一瞥，向人们摇尾告别；为了所谓当代经济的腾飞，母亲河的原住民已经背井离乡，河道的历史已经改写，千年的文物古迹已经被淹没，次生灾难频发，如果将这些悲凉故事告诉那些在五光十色的聚光灯下穿着军衔制服，因歌咏长江黄河而当上将军的美艳歌手们，不知她们还会装出怎样的一脸激昂表情来引项高歌？
如今我们能看到的状况是，三峡大坝已彻底改变了当地的生态平衡。已退休的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监测万州监测站站长杨如恒先生向笔者介绍，三峡蓄水后，大多数鱼类的世代产卵繁殖和生长栖息场所发生了巨大变化，库区鱼类的资源和种群结构也随之发生嬗变。三峡大坝已破环了水文环境，使鱼种无法回流产卵。昔日的长江荣景不在，如今长江中的珍贵鱼种只能在海洋馆里观赏了。
我了解到，早在2003年三峡大坝开始蓄水时，长江水文环境就迅速发生显著变化，鱼类资源持续衰退，“四大家鱼”的产卵繁殖受到直接影响，产卵量仅为原来的3%不到，已成为“珍稀动物”。千百年来，刀鱼和鲥鱼、河豚并称长江三鲜，如今它们在长江里已锐减或消亡，折射出的是整个长江的渔业资源状况。在三峡库区万州，一些仍在坚持的渔民自嘲，他们现在已不是“鱼”民，而是“虾”民，如今能捕到的只有零星的小虾和成堆的生活垃圾。
至今，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在三峡大坝旁的小镇茶铺里，与几位老乡有过的一次聊天，四川话称为“摆龙门阵”。他们说到，大坝截流的那一年，长江被拦腰截断，亲眼目击了被称为国宝的“长江鱼王”中华鲟“冲坝”集体自杀的惨烈场面，一群又一群聚集在葛洲坝前游弋，黑压压的鱼头蹿动，不顾从泄洪闸飞奔而下的惊涛骇浪，一次次奋力前冲，试图冲破大坝的阻拦，它们有的被碰撞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有的则惨死在飞速旋转的电机叶轮下，面对那情景，谁又能说不是人类对自然的造孽？也不知当时在场的各级衙吏们作何遐想？（上图为水族馆里尚存的长江中华鲟）
在茶铺里，说起那一幕悲壮的情景，一位郭姓老伯就气得咳嗽不止，不断磕打着他的叶子烟枪，他说永远也忘不了那些可爱的水中精灵，自小在江边与它们为伴，看着它们长大成人，与他的生活休戚与共，可惜如今再也看不到了。我知道长江里的中华鲟是一种大型的洄游性鱼类，与早已灭绝的恐龙生活在同一时代，距今有一亿四千万年的历史，被誉为长江“活化石”、“长江鱼王”、“水中熊猫”。截流后使沿江回溯的中华鲟无法继续前行，曾经在长江上游金沙江段的10多处产卵场已全部消失，“长江鱼王”上亿年的脚步不得不止于坝下。在截流后的几年里，每年同一季节，仅存的极少数中华鲟依旧徘徊在葛洲坝下，试图寻找新的产卵点，已进入濒危动物名单。
如今，在长江三峡水域，比大熊猫还珍贵的白鲟已经几乎灭绝，大坝截流后，白鲟没有它的“亲戚”中华鲟那样幸运，死得更为悲惨。白鲟，又称作中华匙吻鲟，属于淡水鱼类，和中华鲟一样，它同样是与恐龙同时代的物种，仅在中国的长江存活了下来，比大熊猫还珍贵。白鲟因其口吻长达身体的一半，所以俗称“像鱼”、“枪鱼”和“剑鱼”。（下图为水族馆里最后尚存的长江白鲟）
我在造访水族馆时，中华鲟研究所总工程师肖慧女士告诉笔者，葛洲坝建设之初，白鲟还是常见的经济鱼类，在大坝附近一网下去有时能捞到好几条，但自2003年以来，再也未见白鲟踪迹，“连人工繁殖的机会都没有了”。同样不幸的长江精灵还有白鳍豚。大约2000万年前，被誉为“长江女神”的白鳍豚离开海洋进入长江，并在中国长江的中下游扎根。2002年7月14日，世界唯一人工饲养的白鳍豚“淇淇”离世，曾让万千国人伤感不已。
据长江水文地质资料显示，在1980年代初，白鳍豚的种群数量尚有约400头，1980年至1986年的普查结果是约为300头，到了1990年约为200头，1994年以后就不足100头了。1997年三峡大坝截流后，由国内农业部发起了长江白鳍豚、江豚同步观测行动，50多艘中国渔政船在长江中下游进行了为期7天的观测，最后确认观测到13头。2003年，中科院水生所再次进行江上观测，但未发现一头。专家们普遍认为白鳍豚极可能已经灭绝。（右图为水族馆里最后尚存的长江白鳍豚）
漫步在葛洲坝附近的西坝岛上，我看到了宜昌三峡制药有限公司多个管口直接向清澈的长江排放着黑褐色污水，臭不可闻，近岸水域全被染黑。而紧挨着药厂的宜昌禾友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白灰色和红褐色矿渣向葛洲坝三江岸坡边倾倒，矿渣向长江流着乳白色液体，一堆乱石背面隐藏的巨大的排污口，倾泻着大量的红色污水，空气中一股浓重的盐酸味，连岸边的石头也全被染红。 我知道长江葛洲坝以下20公里江段内就是中华鲟的核心保护区。眼下正是中华鲟产卵的繁殖季节，聚集在葛洲坝下游江段的中华鲟，遭遇的却是宜昌多家企业排放的废水，如此糟蹋环境，情何以堪？
沿长江左岸，从葛洲坝到达宜万铁路长江大桥下，有一个宽阔的排污涵洞口，正在向长江倾吐着酱油般黑红色的污水。量大流急的污水在岸边造就了一条宽约数米、长约数百米的黑色污染带，一直漂向下游，泛起成片的白色泡沫。沿着这个排污口追溯其来源，最后找到了湖北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我清晰地看到，酱油色的污水从厂区围墙内汩汩流出，向长江边流去。
在长江右岸我还看到，宜昌双龙塑业有限公司排污口下，立着一块巨型标牌“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紧挨着双龙公司的是凯普松电子科技（宜昌三峡）有限公司的两个排污口，江边漂满油污，排放的废水皆为乳白色，泛起泡沫，岸边水域皆染成白色。（参见上图厂区排污管道）
如今，居住在长江边的宜昌城区居民对环境污染已忍无可忍。西坝的一位谭姓老婆婆对笔者说：“到这儿落户的基本上都是污染企业，这些厂排污由来已久，本来利润就不多，根本不可能搞污水净化设施。我实在受不了，在家里经常戴口罩，白天窗子不敢打开，晚上睡觉经常被臭味熏醒。” 假如读者你也生活在其中，你能够为这已被彻底污染的环境而不伤感吗？你能不哭泣吗？
令人费解的是，新近的中国土地调查结果已经发布，国土资源部发言人说，一项从2006年开始的为期五年，耗资10亿美元的土壤污染调查不会公布结果，因为它被视为“国家机密”，暗示当局担忧负面的信息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这让我不由得联想起了PM2.5的故事，它本是监测大气质量的一个参数，当美国驻华使馆公布了北京的空气萡严重污染之后，才使国人得知，原来那灰蒙蒙的天空叫“雾霾”，如今汉语词汇中又增添了一个术语。
在水一方, 森林在哭泣
寻找故乡最后的森林，是笔者心向往之的夙愿。近年来我借回国的机会，几次驱车进入长江上游的河谷地带，试图寻找那些幸存的原始森林。我本希望能看到如像我的侨居地，加拿大温哥华以北，以东的大片原始森林。我曾几次沿着长江上游的支流岷江与大渡河溯源而上，一直走到阿坝藏族自治州林区。那里曾是防止长江水土流失的最后屏障，许多峻岭的海拔骤然升高到4千米以上，已进入被称爲“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但是，那里仍然找不到森林，足迹所及之处，唯有荒山秃岭与低矮的灌木丛。有时也会看到“封山育林”的巨大木牌，但四周只有一片片遗留的树桩。最后，在道班遇到一位守林人（RANGER），他的山地方言彻底消解了我的希望：“你哥老倌就省把子劲吧，能看得到森林的地方你个是去不了的。”换句话说，人迹所及之处，森林早已砍光。对此，我只有望山兴叹。
另一方向是笔者没有去过的，那就是沿长江逆行，进入青藏高原东南部边缘地带，但听去过的朋友介绍，那里地处四川凉山州，在长江上游三大干支流中，金沙江、大渡河两岸的森林已基本砍光，唯有人烟稀少、交通闭塞的雅砻江尚有残存规模不大的原始林区，闻之令我唏嘘不已。
长江上游森林大面积消失，导致水土严重流失，人祸造成的天灾频发，几成国殇。我国已故植物学家侯学煜先生曾说：“长江上游解放以来由于毁林开荒，水土流失严重，现在西南森林覆盖率已由五十年代的40—50%下降到10%左右，四川盆地内仅剩4%，有的地方只有1%。”言之凿凿，闻之令人痛惜。报告文学作家金辉在《长江长江》一文里也写道：“1957年统计调查，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为22%，水土流失面积36.38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22%；仅仅三十年后，到1986年，森林覆盖率就减少了一半多，仅剩10%，水土流失面积猛增一倍，达73.94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41%。”情形确实如此，令人震惊。按照水利水电专家方宗岱先生估算，长江年输沙量已达6.81亿吨。如今长江不仅成了“第二条黄河”，也成了世界排名第四的携沙大江。
去年的《中国改革报》也报导，“长江三峡流域泥沙和垦殖彻底毁坏了湖泊的调适能力，长江中下游的湖泊面积在三十年间减少了45.5%。以洞庭湖为例，其湖面已经从五十年代初的4300多平方公里缩小到2600多平方公里，调汛能力从293亿立方米衰减到174亿立方米“，让人惊诧不已，难道这就是我们母亲河的生态环境？
三年前，我去过了一趟攀枝花上游，还记得当时江面上漂浮着上游漂运下来的上万根三四米长、脸盆般粗的木头，密密麻麻地塞满了几百米的江面。攀枝花市的一位林业干部告诉我，这仅是雅砻江沿岸近期所砍伐树木的很少一部分。由于二滩水电站关闸蓄水拦住了漂木的去路，大量木头在上面的几个水运站捞上岸运走了，漂下来的只是漏网之鱼。他说：“仅沿江国有森林工业企业今年就至少砍伐了30万立方米的木材，相当于砍光了5万亩原始森林。而流域各县、乡伐木企业的砍伐量更大。四川已经没有可以砍伐的森林了。”闻之我无以言对，说不出话来。
笔者在旅途中看到，雅砻江下游两岸目前仅存些残次林木，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当地老乡说：“每一场暴雨都会造成洪水，遇到滑坡和塌方，人跑都跑不脱，以前江水一年四季都是清亮的，现在变成黄河了。”是啊，曾几何时，万里长江顺遂天意，流淌在天然形成的河道间，历尽了亿万年沧桑。她与日月同辉，虽天有四时，水有大小，但自然调节，不闻水患。因为浩浩的长江自有着与她息息相通的湖泊水系，下江的洞庭、鄱阳、巢湖、太湖，以及浩淼氤氲的古云梦泽。她们游刃有余地吞吐着长江之水，或因天体运行、或因四时更迭，江水时涨时落，但是再大的来水也有去路。因此，千百年来的华夏先民畔水而居，顺应自然法则，物丰民安。不期时光流转到了今天，长江已身患重屙，如今留给子孙后代的家产，其实都已经提前几百年透支完了，令人痛心。
在水一方, 移民在哭泣
三峡大坝蓄水前，京城里下了一道政令，使得沿江的逾百万原住民踏上了背井离乡的迁徙之路。我虽远隔大洋，仍忘不了那一方土地，因为我的童年正值“文革”初期，随父母下放，曾经在库区的上游南溪县区生活过几年，较为熟悉那一带的自然环境。两年前的三峡之旅，让我有机会再次接近了那里的乡民，在秭归、忠县两地与移民交谈，感悟他们的离愁别绪。（图为三峡库区乡民敲锣打鼓，老泪纵横，弃城迁徙的悲凉壮举场景。）
据说近年来三峡库区又进行第二次大搬迁，移民人口更多，逾二百万人，前后二次共合四百万人之众，涉及到重庆以东，三峡库区的万州、奉节、忠县、丰都、巫山、巫溪、垫江、梁平、城口、开县、云阳十一个区县。有资料显示，长江三峡库区的第二次移民迁徙，主要原因是三峡库区生态极为脆弱，发展成本高昂，而这肇因于十年前一次大移民，除了十几万人是外移，近四百万移民都是“就地后靠”，搬到库区高处，对山坡林地进行开发，开荒种地，结果导致库区生态破坏和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
如今，三峡库区的经济发展十分滞后，几百万移民大多生活堪忧。笔者走访了几个村落，曾叩开了一户乡民之家，没有说上几句话，就见老婆婆拉着她的孙女跪了下来，以为我是“政府的人”，向
我述说她们移民后生活没有着落，在新的环境里格格不如，十分想念自己的原居住地。面对这样的情景，和一双充满期盼的童稚眼睛，日夜思念南下打工的父母亲，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有扶起她们，安慰她们，临走时给她们留下了二百元，以补柴米之需，虽然杯水车薪，微不足道，但我知道这对她们，对我自己都无疑是一次生命的救赎。
如今的万里长江已被拦腰斩断，三峡大坝蓄水后，自宜昌以上，姊归、夔门、奉节，那江水一步一步漫上来，这在无数有良知的国人心里，永远有那么一股子悲凉，挥之不去。这让我想起了2004年英国独立电影节的获奖纪录片DROWNED OUT（淹没）。 影片记录了印度的一个村落被水淹没了大半，但是村民们仍不甘心放弃家园，为捍卫自己的生存权益而勇敢诉求的场景。其实，这是一个发生在印度恒河大坝的移民故事，但它和中国的长江三峡移民是如此的相像，有时我甚而觉得这是上天给予两国民众共同的苦难考验。然而，三峡移民是麻木的，沉默的，对“皇恩浩荡”的回应是逆来顺受，对永远的“伟光正”是无奈的接受，不接受现实又怎么活下去呢？（右图为三峡移民的真实生活场景）
作为观照，在纪录片中印度大坝移民的每一张脸都是生动的，有表情的，他们敢于为自己的权益去抗争，其实每个移民要求的并不多，温饱二字足已，可是政府给了他们承诺，却没有实现。但这是一个敢于发出声音的民族，伊哈亚和几个乡民鼓起勇气去找乡镇上的事务官，受欢迎的作家带领乡民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生命诉求，环保活动家阿兰达蒂•罗伊向乡民宣传环保意识，每一幕镜头都是如此清澈、明晰、鲜活而有力，诉求的声音在空中回荡。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却发生在中国。我们的母亲河竟被一个连科学评估都没有通过的政令给拦腰截断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三峡移民从来不会像印度大坝移民那样去问个为什么，也不会像他们那样去争取更多的权益，这是何等的悲哀。（右下图显示三峡库区的水位上涨了162米）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这部纪录片拍得并不完美，甚至有不少叙事结构（Narrative Discourse）零乱之处，但是它的社会意义却远远大于它的影像意义。虽然说在国家的发展上，领导人所具有的眼光与底层民众或许不同，或许看得更远更长，而底层民众或许只能顾及眼前的利益。但这种笼统的说法并不能成为剥脱民众生存权利的托词，更不能成为某些既得利益者从中攫取国家利益的合法外衣。影片着重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问题：在科学评估甚至也不能提供支援的情况下，当权者就以造福他方为由，不顾当地甚至全国的生态与民生的恶化状态而拦江筑坝，最后的结果是遭到了上天惩罚的报应。
左图的江中绿洲原为老四川丰都县城最高点，如今整个县城已永远被滔滔江水淹没，她的古街巷，她的千年人文永远沉入了江底，远处是新建的丰都县城，库区的沿江大小乡镇，遭遇的命运同归。在当代中国关于三峡的一系列影像中，或许他们布满愁容的脸庞往往在镜头前一晃而过，最多的还是纪录他们“欢天喜地”的搬家情景，以及居住在一排排经济适用房里的“幸福”生活，至于每个移民内心的那些心酸与茫然，那些无奈的生活状态，只不过是“主旋律”之下摆不上台面的小插曲。离开了自己祖祖辈辈的农耕渔猎之土地，他们真的笑得那么开心么？
三峡库区建成以来，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最不稳定的地区。移民对安置工作不满，每年信访的次数高达八万多件次，连年持续不减。所谓的开发性移民措施，不但没有使百万移民致富，而是使绝大多数移民陷入赤贫状态。据可查阅的资料显示，负责三峡工程移民信访的官员坦言，移民生活可用“三低”和“三无”来描述：“收入低于搬迁前的水平，低于安置地当地农民的水平，家庭生活水平处于当地贫困线之下，他们基本无田种，无工做，无出路。”与前几年专为“唱红”而建成的富丽堂皇的重庆大剧院形成鲜明的视觉对比，世态炎凉，谨录于此。（右图的江中绿洲原为老四川丰都老县城最高点）
由此可见，三峡大坝及坝区移民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生态环境与民生顽症，如今只是被刻意淡化了。但寄望于今后或能出现历史伟人，挺身出来疏通长江河道，治理这一世纪之虞。果如此，他的治水贡献绝不亚于流传两千年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拓荒者李冰父子，他将为华夏子孙，千秋万代所铭记，作为民族英雄（HERO），永存于华夏民族的史册。
据联合国资料显示，如今中国的大坝数量约占世界总量的52%，是美国的3倍，印度的5倍，而且仍然有增无减，已经开工在建的大坝越来越多，长江上游已经被数不清的大坝拦腰截断，成为了“梯田”，这一切都是为了所谓的政绩与搞活地方经济，令人发指。如今，说三峡大坝已断了中华龙脉，应不是空穴来风。中国传统文化相信万物有灵，天地人是息息相通的。一条河流就好比一个人体，当被拦腰截断后她就会死去。近几年长江的生态恶化状况在很多方面已现端倪，单是那江水里濒临灭绝的鱼类就是显而易见的见证。
当中国各地正在大兴土木，纷纷建造大坝，发展地方经济的时候，美国，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国却已开始了历史上的大坝拆除工程，疏通河道, 还水于民，以期恢复河流健康，恢复自然状态。当然，拆除这些拦截河水的堤坝只是恢复河流健康的初始之步，尚且任重道远。（下图：2013年暑假，笔者回国问学，在三峡大坝前留影。）
作为观照，三峡大坝彻底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就是例证，至于最后的出路，黄/万里先生在生前已经指明：“三峡大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对此，我深信不疑，或在不久的将来，在三峡大坝给中华大地带来最后不可收拾的民族灾难之际，黄先生发自内心的泣血之语将会一语成谶。
2014年3月26日初稿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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