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1]-令人生疑的“鲁迅说”-华闻时空](https://hwsk1.oss-cn-shanghai.aliyuncs.com/2026/09/d8c2d6bef1a5dce0c5c97e94f7f9d309.png?x-oss-process=image/auto-orient,1/quality,q_90/format,webp)
不独时有创作,鲁迅在广州的文学活动同样也是丰富而稠密的。
撰文丨张林华
这段时间,因了鲁迅文学奖的颁授活动,上海为万众瞩目。所有获奖的优秀作家,异口同声地赞赏上海难能可贵的文学环境与创作氛围,相信皆出于真诚,言为心声。
应该说每个城市皆自有特点优势,而上海天赋异禀。
然在我看来,上海在中国文坛文学重镇的江湖地位,并不是仅靠一次文学授奖活动而确立的,上海这座处处闪耀和浸润着“大先生”鲁迅人格光辉、生命气息的城市,有幸成为鲁奖永久的颁奖地,也是实至名归。
某位获奖作家在称颂沪上文学高地的同时,对比谈了鲁迅先生曾经生活过的另一个城市——广州,认为“从广州到上海是鲁迅人生中一次关键的‘破茧’”:
鲁迅是1927年从广州、从我们中山大学来上海的。他称赞广州饮食“极便当”、花果繁盛,并坦言“我爱广州”,同时又感到广州文艺界“落寞”“单调”,认为“根本不是写文章的地方”。(见2026年8月28日《文汇报》《本届获奖作家谈心目中的上海和鲁迅》文)
我注意到,这位作家引用鲁迅先生的话,用了引号,意味着这是引用的鲁迅原话。
读到这里,因为对相关内容早已有过探讨的兴趣,我不禁产生一点疑惑:鲁迅先生果真讲过这样的话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有幸就读于在广州的华南师大中文系,导师在现代文学课上言之凿凿强调的两段话,让我至今记忆尤深。
其一是说鲁迅先生在广州的时间虽然有限,却也有优秀作品产出,且他的一些文学思想在此孕育;其二是在课堂上,充满敬意地向同学们推崇鲁迅的一句名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这两条,都涉及先生的创作与广州之间的密切联系,让我过后回味许久,还自觉做了一些研究笔记。
于今,鉴于某作家而今引用的这句原话,能相当程度地体现鲁迅的创作观、人生观,所以我深感有较真一番的必要,遂下了一点笨功夫,查阅了手头能够找到的先生在广州9个月的文章、演讲,遗憾始终未能找到可靠出处。
同时,以关键词检索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电子版,结果如下:
在评价广州城市方面:检索“我爱广州”,无。检索“花果繁盛”,无。检索“极便当”,有,是1927年1月26日致韦素园信中说“饮食倒极便当”,这句话的前半句是“这里很繁盛”,泛指广州繁盛,不是指“花果繁盛”。
在评价广州文艺界方面:检索“广州文艺界”,无。检索“根本不是写文章的地方”,无。检索“落寞”,没有与广州有关的措辞。检索“单调”,与广州有关的有一处,是鲁迅到上海已十多天之后,在1927年10月21日致廖立峨信中谈到上海:“这里的情形,我觉得比广州有趣一点,因为各式的人物较多,刊物也有各种,不像广州那么单调。”这里的“单调”是泛指,不是说广州文艺界。
倒是1927年9月25日致李霁野信中有言“这里的文艺,很销沈”,说的是广州。“销沈”即“消沉”。
事实上,以鲁迅先生个人为例,他的一些经受历史检验而堪称经典名篇的文章,有不少诞生于广州。
比如,从1927年1月到9月,鲁迅任职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他的《朝花夕拾》整本回忆散文集,就是在广州白云楼定居时定稿、写好小引的,根本没有完全停笔。
他的《野草·题辞》(1927.4.26)非常著名,写于“四·一五”清党后不久,满是悲愤,是《野草》全书收尾时所作。还有大量短文、书信、序跋、译文,后来大多收入《而已集》《三闲集》。
尽管客居广州不到一年,鲁迅没有写出什么小说来,尤其是受时局繁忙、白色恐怖影响,也很少产出先生自己钟爱的那种痛快淋漓、针砭现实的原创杂文。
不独时有创作,鲁迅在广州的文学活动同样也是丰富而稠密的。
他既应聘中山大学,自然需要开课讲学,如“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等,并指导进步学生社团,培育青年文艺力量;在广州惠爱东路,和许广平一起创办进步书店“北新书屋”,引进、售卖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读物;应邀到黄埔军校等地发表公开演讲,阐述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接触广州本地进步青年文人,回复青年来信,引导青年看清革命真实面貌。
直到广州“四·一五”事变发生,鲁迅为营救被捕大学生四处奔走,营救无果后愤而辞职。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鲁迅在不同的场合、语境下,表达过作为一名作家,在广州生活、创作的苦闷与痛苦。
一方面是苦于自己任职中大,为各种难以推脱的会议、教务、访客、讲演、应酬占满时间,不太能静下心写新作:“有余裕,未必能创作;而要创作,是必须有余裕的。……我已经自觉到自己久已不动笔,但这事却应该归罪于匆忙。”(《在钟楼上——夜记之二》,见《三闲集》)。
更为头痛和要命的还在于,在他心目中,广州新文学土壤薄弱、政治环境压抑,无法畅所欲言:“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鲁迅演讲稿《革命时代的文学》)“后来颇有感慨了,然而我不想在它的敌人的治下去发表。”(《我和〈语丝〉的始终》)
综上所述,我很怀疑某作家引用的鲁迅这句话:广州“根本不是写文章的地方”,未必是他的原话,而极大可能是后人概括,或者演绎出来的说法,尽管是依据了先生的话意。一段时间来,网络上“鲁迅说”泛滥,很多根本就不是鲁迅说过的话。
这是有必要加以甄别和界定的。
(作者系浙江省杂文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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