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棠书院名誉院长 南生
召公奭，姬姓，名奭，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在周初官拜太保，与太师姜太公、太傅周公旦并称“三公”。他的政治生命跨越了周人从崛起到立国再到鼎盛的全过程：辅佐文王壮大姬周势力，协助武王灭商，在成王时与周公分陕而治，又在成王崩后受顾命辅佐康王。这种跨越四朝的超长政治生涯，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都属罕见。在西周初年的政治星空中，周公旦无疑是最耀眼的那一颗。制礼作乐、东征平叛、辅佐成王，几乎所有关于周初制度与文化的宏大叙事，都围绕着周公展开。然而，在周公的巨大身影背后，召公同样经历了文、武、成、康四朝，官至太保，与周公分陕而治，最终成为亲手托起“成康之治”太平盛世的关键人物之一。两千余年来，召公的名字常常被简称为“周召”中的那个“召”，作为周公的陪衬出现在历史注脚里。但只要细读《尚书》《史记》及金文材料就会发现：召公奭绝非周公的附庸，而是一位在政治实践、思想建构和外交经略三个维度上都足以自成大家的元勋。一句话，召公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被严重低估了。
大政治家：历仕四朝的“定海神针”
1.分陕而治：东西部平衡的共和担当者。周公摄政平定三监之乱后，周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同时镇抚东方新征服的广袤领土和西方宗周根本之地。召公与周公共同设计了“分陕而治”的权力格局。《史记·燕召公世家》明确记载：“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① 这个“陕”，即今日河南三门峡一带，以此为界，周公坐镇东都洛邑，主要精力用于镇抚殷商遗民和东方新拓疆土；召公镇守宗周镐京，负责开发黄河中游农业经济区，巩固后方，为周人向东发展提供稳定的经济和政治依托。
这一安排绝非简单的权力分割，而是极具战略眼光的分工。周公面对的是“硬任务”——在新占领区建立统治秩序、制礼作乐、防范反叛；召公承担的则是“软支撑”——经营根据地、安定民心、确保国本不动摇。两人一东一西、一刚一柔，互为犄角，共同撑起了周初的政治架构。南宋吕祖谦在《周书・君奭》中曾评：周公之力在于拥卫王室，召公之力在于固结民心。②正是看到了这种分工的深意。
- 营建洛邑：东都规划的实际主持者。后世多将营建洛邑视为周公的功绩，但细读《尚书·召诰》《洛诰》就会发现，召公才是这项工程的实际主持者。《召诰》开篇即言：”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也就是说，成王首先派召公前往洛邑勘察地形、进行占卜、确定城址规划。《召诰》详细记录了召公“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随后“太保乃以庶殷攻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他动员殷遗民、划定城郭宫室的位置，完成了东都的整体规划框架。周公是在召公既定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视察和完善的。
这一事实长期被忽略，直接导致了对召公行政能力的低估。营建东都洛邑绝非简单的土木工程，而是周人控制东方、迁徙殷遗、建立两都制的战略枢纽。召公从选址、占卜到动员庶殷、划定区位，全程主导，展现了卓越的行政组织能力和工程规划眼光。
3、甘棠决讼：古代民事纠纷调解机制的奠基者。面对周原一带“世家大族为了争夺各种利益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斗争”和“普通小民常常受到霸民的伤害”的严峻现实，召公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仁德情怀，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纠纷解决模式，史称“甘棠决讼”。“甘棠决讼”模式——以流动法庭为载体、以德化民为宗旨、以调解为主要手段的司法实践，为后世解决基层民事纠纷提供了经典范本，其蕴含的“和为贵”“息讼止争”的法律文化基因，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史记·燕召公世家》对此有经典记载：“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这段记载的核心要素在于“巡行乡邑”与“决狱政事其下”，表明召公摒弃了“坐堂问案”的传统司法模式，主动深入基层，在田间地头、村舍树荫下就地受理和解决纠纷。召公的“甘棠决讼”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他将“德”的教化贯穿于“法”的运用之中。他不仅裁决是非，更注重宣扬道德、修复关系。召公的实践，不仅成就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的盛世景象，更在中华法制文明史上，镌刻下了“调解”的深刻印记。他，无疑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古代调解民事纠纷的先驱者与奠基者。
4、顾命托孤：成康之治的真正托底者。成王临终前，最重要的政治安排就是命召公、毕公率诸侯辅佐太子钊继位，是为康王。《尚书·顾命》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成王“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接受顾命。在这六位顾命大臣中，召公奭排名第一，是首席顾命大臣。康王即位后，召公继续以太保身份辅政，延续文王、武王、成王的政策，最终成就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①的一个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太平盛世。 但从时间线上看，成王后期周公已卒，召公成为朝中最资深、最具威望的元老。康王二十六年，召公去世，此后不久西周即从巅峰滑落——昭王南巡不返、穆王西征耗竭国力，西周的鼎盛期几乎与召公的政治生命完全重合。称召公为周初的“定海神针”，并不为过。
大思想家：《召诰》中的敬德保民哲学
在思想史上，周公几乎是西周初年思想的唯一代言人。“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天命靡常”等命题，通常被归入周公的思想遗产。但《尚书·召诰》恰恰是这些思想最系统、最深刻的表述之一，而这篇诰文的作者正是召公奭。
1.“天命靡常”的历史理性。《召诰》开篇，召公系统回顾了夏、殷两代灭亡的教训：“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他指出，夏桀和商纣并非上天要灭亡他们，而是因为他们“不敬厥德”，自己丧失了天命。这个判断的革命性在于：它把天命的根据从神秘的天意转向了统治者自身的行为——天命不是永恒的，而是可以转移的；转移的依据是“德”，而不是血统或神意。
召公进而提出了一个对周初政治哲学至关重要的命题：“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也就是说，周人要想永远保住天命，唯一的途径是“敬德”——修明政治、爱护百姓。这不是一种对神权的屈服，而是一种充满忧患意识的历史理性：上天的意志是通过民心来显现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虽然此语后出，但《召诰》的逻辑已经包含了这一思想。
- “王其疾敬德”的政治伦理。《召诰》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关键词是“敬”。召公告诫成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这里的“疾”字尤其值得玩味——它不是慢慢修德，而是“赶紧、立刻”。修德，有一种紧迫感。为什么需要如此急迫？因为召公亲眼见证了殷商的灭亡：一个曾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强大王朝，仅仅因为统治者失德就迅速崩溃。这种历史教训带来的不是乐观，而是深沉的忧患意识。
召公的“敬德”思想还包含了对统治者行为的具体约束：“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他要求成王不要让百姓过度放纵，也不要滥用刑罚，而要用合乎规范的方式治理民众。这与《康诰》中周公提出的“明德慎罚”在精神上完全一致，但召公的表述更侧重对君王本人的道德要求——他不是在对诸侯发布政令，而是在对年轻的成王进行面对面的政治伦理教育。召公以历史教训作为论道的根据,把天命、德与天子紧密相连起来,突出强调“敬德保民”的思想主旨, 这些思想构成了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部分。
- 甘棠遗爱：民本思想的源头活水。召公思想最动人的部分，不在诰命文书中，而在民间记忆里。《诗经·召南·甘棠》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廉政颂歌之一：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这首诗记录了一个流传千古的故事：召公巡行乡邑，在一棵甘棠树下处理民间诉讼、裁决纠纷，不劳民、不扰民。召公去世后，百姓因为怀念他，不忍心砍伐那棵甘棠树，作了这首诗来纪念他。
“甘棠遗爱”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清官文化的核心符号。但值得深思的是：召公为什么选择在树下办公，而不是在官署里听讼？这背后是一种深刻的政治理念——统治者应该深入民间、贴近百姓，而不是高居庙堂、与民隔绝。召公的执政风格被描述为“治西方，甚得民和”，这种“得民和”不是靠严刑峻法或宏大说教得来的，而是靠不扰民、不劳民、与百姓同处甘棠之下的亲身体察得来的。这正是后世民本思想最本真的源头，召公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大的清官、廉官。
大外交家：经略四方的战略布局
“外交家”这个标签用在三千年前的人物身上似乎有些时代错置，但如果我们把外交理解为处理周王朝与周边方国、被征服族群、分封诸侯之间关系的政治实践，那么召公奭无疑是周初最杰出的外交战略家。
召公与西周的礼治外交。召公所处的时代，在中国古代外交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一是“国家”概念在周代开始形成。西周之前，国家概念还处在朦胧状态，但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思想萌芽。到周朝时，国家进一步发展。邦可以被用来称自己的领地，如“朕邦”（帝王自称其国），“新造邦”（周王曾表示要在新的地方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也可称邻国为“友邦”；邦国有大邦、小邦之分，《尚书》中还有“宗国”、“四国”、“小国”、“大国”等用法。二是周朝统治者在西周初年就已经自称“中国”。中国在尧时就已产生了大一统的天下主义的观念。当时的所谓邦，指的是一个个的城邦，或者被称作小方国。但时人认为，无论是邦还是国，它们都应当处于华夏统治者的统治之下。《尚书》中有多处表明当时的统治者的这种大一统的天下主义思想，如“天下咸服”，“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政在天下”等。“天下”无论多大，都是以华夏统治者为中心的，都会有一个中心之国，周朝处于天下正中的中心，周朝就是中国，负有统治天下的责任，于是，“中国”的概念由此产生。正是这种协和万邦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统治者。三是因为国与国、邦与邦之间存在某种内与外的关系，内事、外事由此产生，所以《尚书》中第一次出现了“外事”的概念。②
所谓周礼，是指包括外交制度在内的西周时期的一整套社会制度，而不仅仅是《周礼》这本古籍。虽然周礼并不是西周王朝建立后才形成的，夏商周三代，都属于礼治体系。但历代讲礼，往往以西周为表率；周礼的思想和精神，渗透到后来的各个王朝的外交实践中。礼治外交的形成和发展同周公制定周礼、召公践行周礼分不开。周公的地位类似于摄政王，召公的地位类似于宰相，召公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没有召公的亲力亲为，礼治外交不可能有声有色。周礼的体系框架不断演化发展，到后来，形成了完整的“五礼”。从两汉到明清，“五礼”一直是治国的基本规范。“五礼”之一是与外交有关的“宾礼”，包括朝觐礼、相见礼等。这些礼仪，实际上已经渗透到朝野上下宫廷民间的日常生活之中，处处可见。周朝八百年，周礼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当时，尊王有朝聘礼，外交有会盟礼、战争有军戎礼，它们构成国际法制的总原则。遵守“礼”就是遵守国际规则，违反“礼”则可能引起重大国际纠纷。
召公与西周的仁义外交。外交的宗旨是什么？召公明确认为是：“敬德保民”。他指出：“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③ 意思是说，夏商王朝在治政中也曾顺从天命爱民如子，但是后来却丧失了天下，表面上是因于夏桀和商纣在生活上荒淫无度、耽于享乐，对人民颐指气使、暴虐无道，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因为他们没有坚守天命，没有始终做到敬德爱民。 敬德爱民，就是要实行德政，以德治国，以德治民。因此，对内，对老百姓，要以仁义为本；对外，对各诸侯国家，要以仁义为旗。
在这方面，召公身体力行，是敬德爱民的典范。甘棠遗爱的千秋佳话就是最好的例证。 南宋大儒朱熹对召公边访南方诸国，平等待人，争取人心，结交盟国，扩大周在南方诸国的影响，评价极高，说：“召公宣布于诸侯，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盖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 ④
召公与西周的多边外交。西周分封了71个诸侯国家，多边外交由此产生。国学泰斗钱穆先生指出：“当时国与国间交涉往来，仍多少遵守着周公所定封建制度下的一切礼文来维系。此种种礼，若用近代新名词说之，实即是一种国际公法。”⑤ 中国国际法泰斗王铁崖教授说：“国家之间有了交往，就必定有些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古代世界有国际法，古代中国也是这样。”⑥ 当时，邦国之间一定程度的平等交往，促使国际法在中国缓慢地得以萌芽。在那时，国家间交换外交使者、订立同盟、缔结条约，通过采取斡旋、调停、仲裁等解决争端之法，成立了关于双边和多边关系的一些原则。虽然那时的“国家”不是近代意义的国家，不可能产生近现代国际法，但是古代形态的国际法是存在的。事实上，周礼就是西周各国遵守的国际法。多边外交的形成与发展与国际法的形成与发展成正比例。召公作为西周开国时的核心领导人之一，访问过许许多多诸侯国，他的实践，打下了古代中国多边外交的一个坚实的基础，为华夷秩序、朝贡体系的确立作出了贡献。
召公与西周的周边外交。周边外交体现在三个方向：一是北封燕国。召公最深远的外交遗产，是受封于燕。燕国的分封具有极强的战略外交意图。周人灭商之后，北方的殷商残余势力（孤竹、薄姑等）和戎狄部落仍然盘踞在今河北北部、辽宁西部一带。将最亲信的太保召公封于燕，与封于齐的姜太公、封于鲁的周公之子形成三角格局，从三个方向对殷商残余势力形成包围。这不是简单的”封邦建国”，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地缘政治棋局。 二是经营南国：巡行江汉的经略
除了北方，召公在南方也有重要的外交经略。文献记载，召公曾”巡行南国”，到达江汉流域。《诗经·召南》中的诗篇，传统上就被认为与召公巡行南方的经历有关——“召南”之“召”，正是因召公而得名。经营南国的战略意义在于：周人灭商之后，不仅需要镇抚东方和北方，还需要向南方扩展影响力，控制长江中游的铜矿资源和交通要道。召公巡行江汉，既是政治宣示，也是文化传播——他将周人的德治理念带到南方，同时观察南方方国的动向。这种“软实力”式的经略，比单纯的军事征服更持久、更有效。三是绥服殷遗。周人以小邦周灭大邑商，如何处理数量庞大、文化优越的殷商遗民，是周初最棘手的外交内政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召公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三监之乱平定后，召公参与了对殷遗民的迁徙和安置——他主持营建洛邑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将殷遗民集中到成周附近，既便于监控，也便于教化。但与单纯的高压监控不同，召公更强调“德服”而非“力服”：《召诰》中告诫成王要体恤小民、慎用刑罚，正是针对如何对待殷遗民和天下百姓而发的。这种绥服政策取得了显著效果：在召公治理西方的数十年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叛。“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的背后，不是天下无事，而是召公的绥服政策成功地化解了社会矛盾，使被征服族群逐渐融入了周人的统治秩序。朱熹对召公的外交艺术和成就评价极高，说：“召公宣布与诸侯，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盖三分天下有其二焉。”⑦
历史重估：召公为何被严重低估
既然召公在政治、思想、外交三个维度都有如此重大的贡献，为什么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远不及周公，会被严重低估呢？这种低估不是偶然的，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 周公制礼作乐的“创始人”光环。后世儒家有一个强烈的“创始人崇拜”情结。孔子”梦周公”，将周公视为道统的起点；孟子称“周公思兼三王”；汉唐以下，周公一直被奉为儒家的元圣。这种将思想传统人格化、集中化的倾向，使得周初所有的制度创造和思想突破都被归到周公名下。召公作为与周公同时代、同等级别的辅政大臣，其独立的贡献自然就被这一巨大的光环遮蔽了。
- 文本话语权的失衡。从文献上看，记录周初历史的核心文本——《尚书》中的《周书》各篇——虽然包含《召诰》《君奭》等召公相关文献，但绝大多数诰命的主角是周公：《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多士》《无逸》《多方》……几乎都是周公的言论。这种文本分布的不均衡，直接塑造了后世对周初思想史的认知。但问题在于：这些被归为周公的诰命，有多少实际上是在周召共同辅政的背景下产生的？召公作为太保、作为分陕而治的西部主人，他的政治实践和思想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诰命的内容？这些问题长期没有被认真追问。《召诰》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它是《周书》中思想最深刻的篇章之一，但因为作者是召公而非周公，其思想史地位就被大打折扣。
- 考古材料的“滞后揭示”。幸运的是，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正在逐步改写我们对召公的认识。琉璃河遗址的发掘确证了燕国始封的史实；堇鼎、克盉、克罍等青铜器铭文中的“太保”记载，证明了召公在周初政治中的实际地位；保卣等器铭则记录了召公参与重大国事的具体细节。这些金文材料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正在一步步恢复召公应有的历史面貌。
可以预见，随着更多出土文献的公布和研究的深入，召公奭作为周初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外交家的历史地位，将会被重新认识和评估。
周公的遗产是九鼎八簋，是刻在青铜器上的宗法礼乐制度，庄严、宏大、不朽。召公的遗产是一棵甘棠树，是“勿翦勿伐”的民间记忆，朴素、温暖、生生不息。青铜可以不朽，甘棠也不会被砍伐——因为它活在人民的感念里。数千年来，人们记住了周公“制礼作乐“的制度伟业，却常常忘记了召公“甘棠听讼”的民本初心。但一个健康的文明，既需要周公这样的制度建构者，也需要召公这样的民生守护者。没有制度框架的稳定，社会无法有序运转；没有民生根基的滋养，制度也会变成空洞的形式。召公奭被严重低估了。他不是周公的影子，而是与周公并肩而立的周初柱石。重新发现召公，并非要贬低周公，而是还原历史真相。这不仅是为一个历史人物正名，更是为了我们重新理解中国文明的源头——在那里，制度与民生、内政与外交、建构与守成、刚与柔，本就是一体两面的。
注释：
① 《史记·周本纪》。
② 《尚书·尧典·梓材》，第2页。
③ 《尚书·诏书》。
④ 转引自陈力：《甘棠遗爱话召公》，见《学习时报》2021年11月26日。
⑤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第71页。
⑥ 王铁崖：《王铁崖文选》第331页。
⑦ 转引自徐杰令：《春秋邦交研究》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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