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轶事（一）/“阿嫲”的礼物-华闻时空

海西

1975年夏天，我刚高中毕业，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外婆回来探亲了。

外婆戴氏，我叫她“阿嫲”，侨居马来西亚。外婆年已花甲，疏理整洁的银发透着富相，老花眼掩饰不住内心的慈祥。脸颊连着脖子，一块巴掌大的白皮肤尤其显眼。外婆患有白癜风病，脸部、手臂都有大块的白皮肤。

我的外公，年少时即随族人“走番”——迁居马来西亚。1935年外公回国，外婆即将临盆。外公表示，如果外婆生男孩，即带外婆母子一起“走番”。外婆生的是女婴——即我的母亲，重男轻女的外公，即将女婴送养我祖父家，只带着外婆“走番”。

外婆生育有十一个子女，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并不罕见。大女儿早年溺水夭亡，二女儿即是我的母亲。外婆到南洋，又相继生育三男六女。先出生的三个女儿，也都送养，很不幸都先后夭亡。后出生的三个女儿，就不送养了，据说是夭亡的三个女儿投胎回来了。外婆长年吃斋念佛，信这个。我的三个舅舅、三个姨娘，都在马来西亚，我母亲是我外婆在国内的唯一子女。

我记得这是外婆第二次回家乡。第一次是1966年，夏天。我读小学三年级，学校“停课闹革命”，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和弟弟跟着母亲，在外婆家住了两个月。

“姚啊姚，姚到外婆侨”。那应该是一段欢乐时光，但我年小浑然不觉，只模糊记得有很多亲友送来的荔枝，吃不完，根本吃不完。还有就是外婆偷偷给的零花钱，我们兄弟俩实现了“冰棒自由”。

第二次回国，外婆是坐飞机扺达广州的，比之第一次坐轮船便捷多了，免遭许多舟车劳顿之苦。到广州接外婆的是她的内亲——两个侄儿（我的堂舅）。我只是“外亲”，内外有别，到广州接机的“美差”轮不到我，哪怕有血缘关系。

外婆回家乡，少不了人情往来，众多亲戚前来随礼道贺，嘘寒问暖，家长里短。外婆也一一回礼，礼物林林总总，花花绿绿，包括但不限于：十二磅的红色羊毛毯（英国造），哔叽、尼龙布，新的旧的服装，碎布片拼接成的小被子，收音机，鱼肝油、炼乳、饼干、巧克力、阿华田、米禄，还有驱风油、虎油（虎标牌清凉油），乃至缝衣针，毛巾、牙刷。他们都一一笑纳，如获至宝。

外婆给我的礼物，梅花牌手表、鳯凰牌自行车，最为贵重，毕竟血浓于水。那年我十七岁，李铁梅高举红灯、继承革命事业的年龄，意味着我要成家立业，“交寅”（结婚娶媳妇），手表和自行车就是沉甸甸的“成年礼”（结婚礼品）。

外婆时隔多年、千里迢迢回一趟家乡，祭祖是必须的典仪。一位近亲的冬烘先生，挥毫书写祭祖所需的对联。我站着看，老冬烘就礼节性地让我来写。我年少轻狂，不知谦逊为何物，就接过毛笔“班门弄斧”，写了几副对联。老冬烘频频点头，裂着嘴笑，尴尬地“让贤”，让我书写剩下的几副对联。老冬烘的赞赏也许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得到外婆的赏睐。她不识字，但不妨碍她对读书人心生欢喜。

外婆说，我外公为我母亲留了一份产业，要传承给我母亲（我们家）。我高中毕业了，就让我接手，这是我外公的意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考其心智。我写的几副对联，无意中顺利通过外婆的“考察”，让外婆喜出望外，觉得我有出息，竖子可教也，可以放心地让产业交付给我。幸福突然来敲门，让我“措手不及”，出乎我的意料。

在家乡住了一段时间，该办的事都办了，外婆就要去“人间天堂”杭州、苏州“吃风”（旅行观光）。我，外婆的两侄儿，陪同外婆……去苏杭——那是不可能的，只是送到福州。外婆下榻七层的华侨大厦（我们住宿温泉旅社），是福州唯二的最高楼（比肩邮电大楼），有电梯，开电梯的“俊汝囡野俊”（小女子很美），皮肤白皙，明眸皓齿，轻柔的普通话不带虾油味，让我惊为天人。

在华侨大厦，我们与外婆依依惜别，目送她跟随一伙东南亚华侨，上了旅行社的专车。

这是我与外婆最后的告别。外婆1989年病逝于新加坡，享年七十有六。

回乡轶事（二）/外公的“侨批”

1976年初，我开始准备接手外公所托的部分产业。

自我出生后，外公从未回家乡，及至1987年因病去世，我们都未曾相见。照片中的外公，高个、长脸，眉头紧皱，目光忧虑，并非“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富贵相。两道深深的法令纹“坚持到底”，刻着南洋的椰风蕉雨，以及对“唐山”（故土）的魂牵梦绕。

我还从照片上认识了外公在南洋的一家人。他们的神态表情、衣着佩饰，让我对“万恶的资本主义”有了直观的认识。

外公年少即“走番”谋生，移居马来西亚柔佛州。经营脚踏车（自行车）、汽车配件，公司商号“福源兴”。我的一个侨居新加坡的族亲，说我外公有“柔佛王”之誉。“柔佛王”的外公让我接手部分产业，对我来说，“心动”之余，唯恐接不住这泼天富贵。

外公年事已高，生病了，就想在有生之年，处理一些重要事务，包括子女分家析产。其中，也考虑到我的母亲，将我母亲的份额让我接手——所谓的“产业”也就是家产。

好事多磨，好事也不好办。当时中马未建交，虽不至于“敌对”，但也处于互不信任状态。要让外公的部分产业转移到国内，想多了。

说巧不巧，我香港的黄伯母，也有心让我移居香港，在她儿子（我堂兄）的贸易公司做事。

两件事摆在一起，就有了。外公将部分家产“货币化”，存在香港的银行；我申请到我堂兄的贸易公司做事，定居香港，便于接手这份家产。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心动不如行动，我就着手准备申请赴港的所需材料。

外公寄来一封别样的“侨批”（信函）。

多年来，外公写给我母亲的家书，都是我大姨娘代笔。大姨娘读过华文高中，代笔的信函行文流畅，字迹工整，落款是“父母字”。

这次外公寄来的“侨批”，用的是有公司商号的“函头纸”，是直接写给我的，我的姓也改了，随他姓“林”（意味着认同亲孙子，便于继承家产）。行文半文不白，笔迹歪歪扭扭，落款是他的“签字体”姓名。外公文化不高，这封信可能是他破例亲笔写的。个中缘由，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的堂兄（只是我上一辈的族亲，严格来说是“准堂兄”），早年在天津大学任教，1970年移居香港，专营天津生产的“飞鸽”自行车。他听从母亲（我的伯母）申请我移居香港的意见，也出具了信函（也是用公司的“函头纸”），同意接收我到他的贸易公司做事。

收到外公的“侨批”和堂兄的信函，趁热打铁才能成功。我就很快写了一份移居香港的申请，陈述我的诉求，赴港的理由，所具备的条件。最后忘不了表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申请赴港的所需材料齐备，生产大队开具了证明，涵江公社也很快批复，申请材料报送最后一关——莆田县公安局，等候批复。

万事俱备、只待东风。

僧多粥少，据称赴港审批要排到十年“以后”。十年太久，更那堪遥遥无期的“以后”。我心中不免忐忑。申请也申请了，能找的“关系”也找了，回家该干嘛干嘛，“静候佳音”。

1986年，事隔整整十年，我等到了一份莆田县公安局“既准时又迟到”的批复：我的赴港申请不予批准。冷冷。

其时也，我外公已是风烛残年，家业早已全部传承给南洋的子女；因读书、工作的缘故，我的户口也已迁移外地。那份申请，事实上已然失效。但公安民警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很是让我肃然起敬。

1997年我赴马来西亚探亲（舅舅和姨娘），在外公、外婆的遗像前焚香祭拜。

我“观察”了外公曾经的公司和住宅，普通至极，方知外公“富豪”都算不上，充其量就是一位有一定积畜的生意人。所谓的“柔佛王”，这话听听而已，不必认真，反正在港澳台地区、东南亚各国，什么“四大天王、歌王、球王，船王、糖王、橡胶王”的帽子满天飞，大王小王批量生产，拿走不谢。

回乡轶事（三）/广阔天地炼红心

我做过跪着爬行的农活，你别不信。

1975 年，我高中毕业，回到家乡涵江公社沁东生产大队，成了一名“光荣”的生产队社员。

怀揣着青春热忱，我一头扎进生产队的劳动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插秧、割稻、挑肥、除草…… 我天真地以为，这些不过是“简单劳动”，只要肯出力就能应付。真正上手才懂，农活是 “简单而不‘简单‘”。老社员耐心教我：插秧要像写字一般“横平竖直”，你插得歪歪扭扭，于公破坏田垄的集体规整，于私就要被扣减工分。割稻也有讲究，左手手指要交叉抓握稻秆（这种独特指法，我只在莆仙本地见过），这样收拢的稻穗放在地上，不容易被风吹散。除草也要掌握“轻重缓急”的分寸，下手重了会伤到嫩弱的禾苗，轻了又“除恶不尽”，杂草会“死而复生”。

农活多是体力活，干起来又苦又累。尤其是 “双抢” 时节，烈日当头，酷暑难耐，我挥汗如雨，一天要劳作十几个钟头。腹中饥肠辘辘，喉咙干得冒火，腰肢酸痛、双腿沉重，皮肤都要晒脱几层。我切身感受到，农民苦也。

1976 年春天的一天，我褪下外裤，只穿一条短裤，跪在生产队的水田之中。春寒料峭，水浸在身上，冰凉冰凉的。我面朝泥土背朝天，双膝陷进泥土里，一点点向前爬行；双手探进秧苗间的泥土，抓挠、拔除缠在禾苗根部的杂草，拔起来一把把扔到田埂上。这农活，叫作 “薅草”。大半天下来，我浑身上下都是泥土，膝盖磨得通红，划出几道细细的伤痕，泥水一浸，刺辣辣地疼。

回乡劳作的那几年，我干过生产队的各样农活，薅草最是艰苦。

若要说还有比这更艰苦的，便是大姑娘下地薅草。受传统观念束缚，村里的大姑娘，平日里在人前，绝不肯穿短裤。可薅草必须穿短裤下到水田，众目睽睽之下，露出大白腿，跪在泥水中爬行，有生理上的苦楚，还要扛住难言的窘迫，忍受双重煎熬。记得 1977 年的一个夜晚，村里放映露天电影《女跳水员》，屏幕下挤满了观众。出现姑娘穿泳衣的镜头，大娘就用手掩住眼睛；而老汉们看得入神，难得的“精神饕餮”。两相比较，便能想见，大姑娘跪在水田薅草时，心中那份难堪与“屈辱”。

这种跪着薅草的劳作方式，“古已有之”吧，我也不知道别的地方是否也这样薅草。

后来听人说起干农活有多苦，只要不曾跪在水田里薅草，我就觉得矫情。

闷热的春夏之交，水稻长势旺盛，螟虫、稻飞虱到了羽化产卵期。当年生产队农药除虫剂不足，也有农药残留的顾虑，为此利用螟蛾趋光的习性灭虫，就是常用的办法。

生产队组织“点灯诱蛾”。我端上一只脸盆，提一盏马灯，盆里盛半盆清水，马灯架在盆沿。我点上一根纸烟，悠然看着“飞蛾扑火、自取灭亡”的好戏。不多久，水面就浮起一层淹毙的螟蛾。

全队社员都分散在田野里，每人一盆一灯。茫茫田野，灯火星星点点，远远望去，如同元宵夜里游走的花灯，画面感拉满。晚风掠过稻田，送来禾苗淡淡的清香，大家闲谈说笑，乐此不疲。这大概是最轻松惬意的农活了。

锄头是我用得最多的农具。生产队一出工，我便肩扛锄头下地，锄草、挖土、堆肥、挖红薯…… 莆仙乡间，“拿锄头柄” 就是“做农民”的代名词，形象又贴切。古人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起早贪黑，辛酸又苦逼。

若是遇上落雨天，我就披上蓑衣，戴上斗笠站在田头，自带喜感，也有几许 “一蓑一笠一扁舟”“一蓑烟雨任平生” 的“诗情画意”。

我学到最有“技术含量”的农活，当属踩水车（龙骨车）。水车是生产队集体财产，相传源头可追溯到三国，有人说，这是造出木牛流马的诸葛亮的又一杰作，也不算离谱。踩水车给稻田灌水，效率高于人工戽水，只是比起大队的抽水机还差得多。这份活要拿捏好脚下节奏，有的老社员都不敢踩水车。我年纪轻，本应无所畏惧，但踩水车时心里也不免忐忑。有一回，我小心翼翼踩着水车的踏板，稍一分神，脚下就乱了，双手攥紧横杆，才没有跌落。倒是一旁的老社员脚下打滑，摔了个结实的屁股墩，狼狈不堪，我心里愧疚了许久。

1977 年 “双抢”期间，公社安排拖拉机到我们大队耕田翻地。这是头一回，或许也是唯一一回。没过多久，农村包产到户，在我们村，拖拉机便没有“用武之地”了。

若论当年劳动工具的“先进性”，生产中队有龙骨水车，大队配备有抽水机，公社层面，拖拉机便是最亮眼的机械。

生产队里的社员，朴实善良，吃苦又耐劳。有的就像宣传画《战天斗地绘新图》里的社员形象，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有的如同油画《父亲》里的老农，满脸沧桑，裂开豁牙的嘴，憨厚地笑。

他们都是干活的好把式，日复一日辛勤劳作。人无完人，劳作间隙，他们也会教我“忙里偷闲”磨洋工，手扶锄头柄，慢悠悠抽着呛人的烟丝（女社员常会寻稍远的茅厕解手），借机歇息片刻。

说起社员的名字，也藏着乡村独有的印记。年纪稍长的男社员，外号多取自外貌生理特征（缺陷），矮子、红鼻、粗脸……女社员的名字，大多取自出生地（村落）、居所方位，如“井兜、宫边、后厝”，和日本人以山川村落为姓氏的习惯竟有些相像。这一特点，是一次生产队评工分，我翻看评分簿时偶然发现的。

最后，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便是轰轰烈烈的 “学大寨”。

1975 年，我们大队的支部书记，作为为数不多的大队干部代表，参加县革委会组织的学习团，远赴山西大寨参观。这在当时是一份莫大的荣誉，也意味着肩上担着重任。归来之后，大队要掀起“农业学大寨”的热潮。

早些年，大队已经修好了引水渠、二级电灌站这些水利工程。留给学大寨的建设任务，是平整土地、修筑梯田。这只能算是“常规动作”，小打小闹，接不住“书记赴大寨参观学习”这份殊荣。

学大寨要有标志性的“大工程”。我们村的田野上，有一大一小两条溪流。大队做出规划，截流填平大溪，在原地修筑机耕路，作为学大寨的“落地”工程，为日后农业机械化先行铺路。

我记得学大寨工地，粗木料搭起高高的红旗台。开工那天，我跟着社员队伍汇聚台下。红旗台两侧张贴着醒目的标语，台上锣鼓喧天，红旗迎风招展。高音喇叭一遍遍地播放《战地新歌》中的歌曲，气氛热烈。

工地上，十二个生产中队，各负责一个工程段。我们迎着冬日的寒风，挥锄挖土，肩挑手抬，用沙土填埋大溪。十几天功夫，一条大约长一千米、宽三米的机耕路成型，方便农机耕作，还新增了耕地，一举两得。

自古以来，两条溪流在我们村前的河沟合流。河水清澈，可供村民饮用；顺流而下，依次用来洗菜、洗衣，冲洗马桶。河里水草丰茂，“鱼翔浅底”，还有“横行霸道”的螃蟹，好吃不好听的“王八”。每到冬天开闸放水，河里便能捕捞到几百斤活蹦乱跳的草鱼、鲢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