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吕振羽的《中国外交问题》 ——基于吕振羽、蒋廷黻外交观比较的视角

河南三门峡市甘棠书院教授 南生

1997年前,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发表了《中国外交问题》,这是民国初年以来,以马克思主义视角研讨中国当下外交现实的首部专著。吕振羽和蒋廷黻,都是湖南邵阳人,都是声名遐迩的历史学家,都出版了有关中国外交问题的专著,在当时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通过比较吕振羽、蒋廷黻不同的外交观,实事求是地探讨吕振羽《中国外交问题》学术价值、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很有必要。

一个标志性的文献

1928年秋,吕振羽受聘主编《村治月刊》。这本刊物以研究乡村改革为宗旨,背后是以王鸿一为核心的“村治派”,并得到阎锡山的支持。同一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与各国修订旧约。吕振羽把目光从乡村转向外交,于1929年5月写成《中国外交问题》,先在该刊第1卷第1、2、3期连载,随后重加编列、大加充实,经京城印书局印刷,交由北平村治月刊社以专著形式发行;同年该刊第7期刊出《〈中国外交问题〉出版了》的广告,称此书为“中国解放运动过程中最有价值之著作”。

吕振羽《中国外交问题》并非民国首部讨论中国现实外交的著作。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关民国外交的专著,1914年,刘彦出版《中国近时外交史》,1921年,又出版《欧战期间中日交涉史》。同年,江庸发表了《撤废领事裁判权问题》。1925年,郝立舆《领事裁判权问题》出版。1927年,刁敏谦《中国条约义务论》出版。与此同时,《还我青岛》、《国耻痛史》、《东游挥汗录》、《华盛顿会议纪要》、《太平洋会议与中国》等各种有关民国外交的读物大量发行。这一批 “国民外交”出版物,大多站在民族国家立场,寄望国际公理、国联、英美调停,幻想依靠国际正义改变不平等格局,这正是吕振羽在他著作中予以重点批评的思路。

1929年前,瞿秋白、陈独秀、周恩来等在《向导》、《新青年》、《前锋》等中共刊物上大量发表对列强共管中国、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不平等条约的时评,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外交,但没有《中国外交问题》类单独成书的的专著。这正是吕振羽著作的标志性意义:《中国外交问题》是国内第一部依据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系统写成专著、专门讨论中国外交的著作,填补了这个空白。在吕振羽之前,国内要么是刘彦为代表的国耻叙事通史,要么是国际法改良派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的国民外交论,马克思主义的外交分析只散见于报刊政论,无体系化专著。当时,讨论中国外交的读物多从国际法、外交惯例、列强博弈、政论观感入手,或偏重外交史梳理,大多停留在表层条约纷争、国与国纵横捭阖的叙事,缺少从经济根基、阶级结构、帝国主义全球体系出发的深层剖析。吕振羽则换了一套分析框架:以帝国主义资本扩张理论,把近代中国外交困境,归因于半殖民地依附结构,指出列强对华条约、外交交涉,本质是资本掠夺的政治外壳;国内军阀、买办政权,乃是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这就跳出单纯就外交谈外交的套路。

吕振羽《中国外交问题》的突破,在于把中国外交问题纳入世界殖民地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整体格局中观察,提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弱小民族解放运动互为呼应,主张以反帝的“革命外交”替代旧式仰人鼻息的交涉外交。这在大革命失败、民族低潮的1929年,提供了不同于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外交方案的新思路,把外交议题从庙堂条约辩论,转向民族解放的社会革命议题。因此,毫无疑问,吕振羽《中国外交问题》一书,是辛亥革命之后,率先自觉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系统剖析当下中国外交现实的专著,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当然也要看到,这是吕振羽早期作品,思想尚在发展过渡阶段,部分论断有粗疏之处,对国内政权的判断还留有一定改良色彩。但它的开创性不容低估:它开辟了唯物史观观照当代外交现实的路径,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学者分析中日关系、远东国际格局提供了范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外交研究发轫阶段一部标志性文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它是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外交问题的专著。

阎锡山对《村治月刊》连续刊发《中国外交问题》颇为不满,认为外交问题与刊物主旨不符,吕振羽与刊物管理层因此生出罅隙。1930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出版法》,《新东方》与东方问题研究会随即被迫解散。他的这本书既不见容于当局的书报检查,也不见容于刊物背后的地方实力派,出版未久便从市面上消失。一部书的被禁,往往比它的畅销更能说明它的政治锋芒;对《中国外交问题》而言,查禁本身也是它“标志性”的一部分。

两个根本性的区别

把吕振羽与蒋廷黻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吕振羽的外交思想,把握《中国外交问题》一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吕和蒋都是湖南邵阳人,都是身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同处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的中国学界,同样以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起家,也同样把学术当作救国的途径。他们都怀深切的忧患,都认定中国必须自强,都反对空言误国,然而二人对许多事情的解释几乎处处相反,而这些相反并非枝节,它根源于两个根本性的区别。

第一个区别是指导思想。吕振羽用的是唯物史观与帝国主义论。在他笔下,帝国主义不是个别国家的好战,而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产物;中国的外交失败不是谈判技巧的失误,而是半殖民地地位在外交领域的表现;因此中国的出路只能是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并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与各国无产阶级。外交是国内社会结构的对外延伸,这是他的基本预设。蒋廷黻的预设恰好相反。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受海士“族国主义”之说的浸润,习惯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俯视各民族的发展,强调通世通情、知己知彼、避免对抗、互利合作;他明确反对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认为苏维埃制度在中国缺乏实行的基础,主张先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提高综合国力,并坦言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并不深恨”,因为国际大势可以转化利用。(见蒋廷黻《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载1933年3月12日《独立评论》第41号。)一个把中国放在被压迫民族的序列里,一个把中国放在民族国家竞争的序列里,坐标不同,看到的历史自然不同。

第二个区别是政治立场。吕振羽站在民族解放与民众本位的立场上,反帝反封建,主张铲除军阀官僚,对外争主权、对内重民生,最终成为革命家。蒋廷黻则是体制内的改良派与自由主义者,讲统一、讲中央集权、讲现代化,赞成给农民土地却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身居决策圈而与国民党官僚格格不入,自称“局内的局外人”(转引自蔡乐苏, 金富军. 《蒋廷黻外交思想探析》,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第一期)。前者要换一个世界,后者要在既有世界里争一个较好的位置。

这两个根本区别,直接派生出外交观上的四重分歧。

其一,对外交性质的看法不同。吕振羽视外交为民族解放斗争的一环,成败取决于被压迫者能否联合;蒋廷黻视外交为国家间利益的博弈,成败取决于实力对比与判断的准确。前者必然指向动员,后者必然指向谈判。引申到对民众运动的态度上,吕振羽把群众视为外交的后盾与压力来源,蒋廷黻则担心被动员起来的情绪绑架理性的判断,他在1927年前后对南方“革命外交”的批评,正由此而发。

其二,对外交对手的判断不同。吕振羽强调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整体的“帝国主义阵营”,阵营之内无须细分,“打倒帝国主义”,自然包括所有帝国主义国家;蒋廷黻则认为中国面对的是一个个可以分化的帝国主义具体列强,他不主张外交实践中“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其三,对当时整体外交政策的态度不同。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公开宣布实行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核心的对外政策,号召民众和武力相结合,以扫除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雷厉风行的推行“革命外交”,以期收回外人在中国的租界和租借地。“革命外交”由先后担任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率先提出,公开宣称:“革命的外交,应取断然的革命手段,坚持到底,宁为玉碎”,认为不需要特别顾及过去的条约、协定、惯例和既成事实,提倡“在革命精神和群众运动支持下,在威迫性和半威迫性的情况下,达成中国外交谈判的目的,逐项整体地或部分地废除不平等条约中不平等的各项目”。(见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中研院近代史所专刊第69号,第365页。)“革命外交”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广州国民政府时期省港罢工当被视作该外交的典范。“革命外交”的高潮出现在北伐军进入两湖以后,国民政府借如日中天的革命声势和军事上的成功,迫使英国政府开始就条约修改与中方谈判。汉口、九江事件后,英不仅允诺交还中国汉口、九江租界,还于1927年1月底分别向中国南北政府提交了同意对治外法权、租税、租界管理等作出七点让步的备忘录。李恩涵在专著《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中,这样定义“革命外交”:“所谓‘革命外交’,即是在革命的浪潮下,发动群众的力量形成对外人在华地位的威胁,压迫外人採取妥协态度,放弃其特权并其势力。这是一种非常的外交手段,亦是一种强硬的对外政策,实亦有挑起列強武力干涉的危险存在。”吕振羽以道义与主权为尺度,不平等条约本身即非正义,无须以得失为之辩护。他主张彻底废约、民众动员,他的观点接近当时南方“革命外交”的路数;蒋廷黻则相反,他批评“革命外交”的偏狭,主张在条约框架内谈判、以国际合作换取时间与空间(蒋廷黻《送蓝普森公使归国》,见《蒋廷黻选集》(三),台北文星书店1965年版第441页)。前者求一举廓清,后者求积小胜为大胜。1927年他与王正廷的分歧即在此:他不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外交部最困难的工作,最困难的是东北问题,而为解决东北问题就不能四面树敌,至少要维持与英日的某种友善关系。

其四,对外交史的解读不同。蒋廷黻的外交史研究,表述非常个性化,臧否人物,品评事件,一仍其所见。在他书中,一切都是客体,他永远站在超然立场之上,所以他的叙述和评论不失一针见血的锋芒。他书中,没有绝对的英雄,也没有绝对的败类,林则徐可以批评,李鸿章可以表扬,全凭他们在当时当地的行为表现。对《南京条约》,除了领事裁判权一条蒋廷黻予以明确的否定性评价外,对五口通商、官吏平等往来、协定关税这些通商相关条款,他更多从近代国际通商秩序角度,认为在当时世界大势下,有其客观的历史必然性,甚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蒋认为:五口通商、建立对等的外交交往,是中国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必经一步,是近代化的契机;唯独领事裁判权,是对司法主权赤裸裸的侵害,是不可接受的。他还提出,战前广州一口通商体系弊病丛生,地方官吏苛索不断,条约把关税固定下来,客观上减少了地方盘剥,这是他对通商条款持相对宽容态度的来由。蒋廷黻的局限很明显。他淡化了鸦片战争的侵略本质,把战争简化为“通商冲突”,把条约里的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仅仅看作制度转型,忽略了这些条款是列强凭借武力强加、一步步剥夺中国关税自主权的开端,不只是单纯的贸易制度变更。割香港、赔款,他也没有给予足够的批判(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9页)。吕振羽则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对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的行为完全肯定,对《南京条约》完全否定。

三大现实性的意义

吕振羽《中国外交问题》一书,有三大现实性、启示性的意义:

第一,办好外交,要把握好外交与内政的关系。吕振羽认为,中国的外交困境必须从中国社会内部去解释,也就是说,外交成败与内政好坏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他在《中国外交问题》中留下的重要思想遗产,是坚持以内政为本、内外贯通的观察视角。他主张,近代中国的外交困境,不能单纯归结为列强的外部压迫,而必须深入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去寻找根源;外交的成败,与内政的良窳、国内社会经济与阶级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在他看来,半殖民地格局之下,军阀、买办势力构成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依托,腐朽紊乱的内政,注定使外交失去自主博弈的根基,即便在外交谈判场上百般周旋,也难以真正捍卫民族主权。由此引申出一条根本判断:想要争取独立自主的外交地位、改善对外处境,首要的功夫不在对外折冲,而在内政革新、社会改造。脱离国内社会根基的改良式外交交涉,终究是无源之水。这一论断,跳出了当时学界就条约论条约、就外交谈外交的流行思路,以唯物史观打通内外关系,揭示了弱国外交的底层逻辑,也为后世理解内政与外交的辩证统一,提供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

第二,办好外交,要处理好站稳立场和实事求是的关系。站稳立场不等于可以不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不等于没有站稳立场。求是外交是站稳立场的题中应有之义。最典型的例子是苏俄一一直高举起反对帝国主义的这面旗帜,一直高举民族解放运动的这个旗帜,但作为红色学者的吕振羽,在《中国外交问题》里明确指出:“苏俄自己现在也走入帝国主义的道路,这个近两年来各国劳动者的解放运动逐渐都退缩下去了,弱小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旅程中,顿然失去一个伟大的同盟的实力,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第三国际,利用欺骗手段去煽惑世界无产群众所引起的反感之结局。”(《吕振羽全集》第一卷第7页)现在回过头来看,不能不佩服吕振羽当时的真知灼见。

第三,办好外交,要处理好承认既有秩序与追问这一秩序的起源与道义性的关系。外交既要在既有秩序中博弈,争取合法空间与规则便利,又须始终保有对秩序起源的追问能力,分清“事实上的存在”与“道义上的正当”。任何现实的外交,其起点必然是承认既有的秩序:条约体系、列强既成的势力范围、国联与华盛顿会议所确立的规则格局;不承认这套格局,交涉便无从起步,也无从利用其中的缝隙为自己争取空间。吕振羽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划清了两个层次:承认其存在,不等于承认其正当;进入这套秩序,不等于把它的合法性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判断。他把现行条约体系当作“现象”来看,进而追问这套秩序的起源——它不是各国平等协商的产物,而是资本帝国主义的扩张逻辑、武力胁迫与单方面强加的产物;既然起源本身不义,其效力便不能仅凭“既成事实”和“国际惯例”来支撑。这一追问在当时的现实针对性十分鲜明。1928年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与各国“改订新约”,看似在修正秩序,实质仍是在承认过去列强在华权益的前提下做一些形式上的调整。吕振羽正是为此撰写《中国外交问题》加以评论,他并不满足于在旧秩序的框架内讨价还价,而是提出“组织世界弱小民族国际”、“与西方无产阶级同盟”、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

毫无疑问,《中国外交问题》存在不成熟、不准确的地方,这是因为当时的吕振羽毕竟只有29岁,更重要的是,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外交问题,在当时整体上处在起步阶段,吕振羽的《中国外交问题》,是这个阶段最重要、最有份量、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

2026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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