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瞿秋白一块被捕的两个女人(第4节)
妇女们都发动起来了,周月林抓的工作重点就是扩红。在红区内,普遍成立了扩红队、慰劳队、洗衣队,在妇女中掀起送郎、送子当红军的热潮。把妇女工作的重点,与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连结,与整个苏维埃政权连在一块。
(后排左三为周月林,左四为贺子珍)
宣传男女婚姻自由,有些妇女很高兴,错误地认为:自由,就是可以由着自己性子随便乱来。于是,一些地方出现了乱来的事情。有的女子,今天跟这个好,明天又跟哪个好,朝三暮四。也有的人,本来就反对妇女平等、妇女解放,乘机乱说:这就是共产共妻。从而造成不良影响,许多人对妇女工作有看法。
中央召集各县负责人会议,有些人便提出要周月林去讲话。
周月林不明就里,按惯例行事,有请就去,开口就讲。不料,讲完了,掌声稀疏,基层的人就轮番提问:“婚姻自由,是不是婚姻随便,为什么有的女子乱搞?”“男女平等,男的不可以打女的,那女人惹事生非,不就上天啦!”
男人们七嘴八舌,提了一箩筐意见,要周月林回答。她仔细听完,耐心解答:
“贯彻婚姻条例,提倡婚姻自由,实行男女平等,并没有说可以乱搞。但是,大家说的情况也都是事实,一时间也不可避免。妇女们经受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一下子解放了,就象笼子里的鸟,突然从笼中飞出来,东南西北,不知该怎么飞。这就需要我们多做宣传、教育工作,妇女工作不光是妇女的事,要大家一起做,各级苏维埃政府来做,特别是在坐的各位领导一起来做。”说到这一层,她就展开来谈工作:“在坐的都是各县领导,有的人很忙,要求你们天天做妇女工作也不现实,但是,你们谁家没有母亲、妻子、嫂子、姐妹呢?你们就先协助我,做好自己家里的工作吧……”
妇女工作,实际上也是各县苏维埃政府的事情,是在坐者各自自己的工作。这一说,会场上没人吭声了,都知道这个妇女部长厉害。在瑞金,人们经常能看到,剪一头短发,着一身戎装的周月林,骑一匹枣红马,忙忙碌碌,奔波不停。
“一苏大会 ”后,瑞金一下冒出来十几个部长。这些部长们官不小,却从来没有搞过政府工作,碰到问题就来找梁柏台,梁柏台就成了各部的顾问。来找得最多的是何叔衡,他过去一直做党务工作,一下子当了中华苏维埃最高法庭主席,几乎每天都会碰到一些案子。判案子可不象别的事,大问题搞不好,就要了人家的命,小问题搞不好,也会激化矛盾,必须慎之又慎。
有许多人到最高法庭告状,说刘X摆架子,官僚主义特别严重。刘X当时是中央政府办公厅厅长,文化很高,办事也有些骄傲,群众反映大。项英、何叔衡就来找梁柏台商量,要想办法,按照什么法律处罚刘X。
梁柏台听完了事实介绍,说:“官僚主义是不好,但大家还是同志嘛。反对官僚主义不宜使用法律,应该采取教育的办法解决。”
“用什么样的教育办法呢?”项英、何叔衡问。
梁柏台想了想说:“比如,可以用‘公审’的办法。”
“公审,怎么公审呀?”项英、何叔衡面面相觑。
苏联有许多“公审”的范例,梁柏台把程序介绍了一下。项英、何叔衡闻所未闻,一听,觉得很有道理。项英连连点头称是,说:“那好,就让何叔衡主席来‘公审’他吧!”
“不行不行,”梁柏台又说:“审案子,重要的案子主席可以出场,不重要的,主席可不出场。这种‘公审’,还不同于审案子,不用法庭出场,更不用主席出面,叫别的人去就可以。”
太严厉不行,不严肃也不行,那么叫谁去合适呢?!项英与何叔衡商量了许久,决定叫周月林担任主审。为了表现民主,又叫邓子恢担任陪审。公审会场就设在最高法院门外,在大坪上搭了一个台子,把机关干部、许多群众召集到一块,就面对面地数落刘X的缺点、错误。那形式,相当于如今的大会批评。这样既教育了刘X本人,又教育了大家。
“公审”是个新鲜会。那天,大家都来看热闹,到会者很多。张闻天也来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时,张闻天讲了话。他说:“今天的公审会开得不错,主审人审得好。政府有这样的女同志做妇女工作,中央还没有,嗯,我们党中央也应该有……”
不久,中共中央增设了一个妇女部,把周月林调去,担任了妇女部长。梁柏台、周月林二人成为有名的“部长夫妇”。
1934年1月21日,“二苏大”在瑞金沙洲坝中央大礼堂召开。周月林和梁柏台双双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梁柏台还担任了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秘书长和法令委员会主任,当选取为中央政府的人民司法委员(即司法部长),而周月林的位置更为重要,她和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等17人组成中央主席团,为执行委员会闭幕之后最高政权机关。她是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性。
此后不久,毛主席找周月林谈话,让她担任了苏区刚成立的国家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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