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丨黄宗之：女儿的PCT徒步之旅-华闻时空

一

我的大女儿安琦是一名软件工程师。2023年，她从Airbnb辞职，决定休息一年。当我和妻子雪梅收到她的消息时，不禁感到困惑。近年来，科技公司频繁裁员，许多计算机从业者面临失业，而她却主动放弃一份薪资优渥、稳定的工作。我们担心，一年后她还能找到理想的职位吗？安琦解释说，软件开发压力极大，许多同行都会选择每隔几年就离职调整一段时间。她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凭借自己的经验，重新找工作并不难。雪梅和我经过一番讨论，决定尊重她的选择。

　　然而，几个月后，安琦告诉我们，说她想将休息时间延长一年，去徒步太平洋屋脊步道（Pacific Crest Trail，下文统一简称PCT）。

　　我们从未听说过PCT，赶紧上网查询。原来这是一条全长2663英里（约4286公里）、贯穿美国西部荒野的步道，起点在美国与墨西哥接壤的圣地亚哥南边，穿越加州、俄勒冈州，最终抵达华盛顿州的加拿大边境。

　　“一个女孩独自在荒野里徒步2600多英里，太危险了！万一遇到野兽或歹徒怎么办？万一摔下冰雪覆盖的山崖呢？”我打电话给安琦，对她要徒步PCT表示坚决反对。

　　安琦安慰我说：“这是一条很成熟的PCT线路，每年有两三千人徒步，发生意外的概率非常小。我已经参加过一段时间的野外生存训练，与有经验的徒步者一同走过短程荒野，应该不会出事的。”

　　对于安琦的坚持，雪梅也无可奈何，她反过来对我说：“我们能劝得住她吗？过去二十年里，她什么时候听过我们的劝告？”

　　她说得没错。安琦从小独立、有主见。申请大学时，我们希望她学生物医学，继承我们的职业，她却在大二时毅然转为计算机科学。

　　我只好发短信询问安琦：“男朋友会陪你一起走吗？”

　　她回答道：“他不可能请那么长的假，不过，他会定期帮我寄补给，也会每个月飞过来与我相聚。”

　　雪梅焦急得坐立不安，表示要辞掉工作，陪安琦一起去徒步，这样至少能在途中阻止她过于冒险的行为。然而，安琦耐心劝说，母亲毫无徒步经验，同行不仅会让自己分心，时时担忧母亲的安全，还可能因母亲体力不足而影响整个行程。雪梅经过反复权衡，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

　　2024年3月，安琦在男朋友的陪伴下，从纽约乘飞机飞往与墨西哥接壤的圣地亚哥PCT起点。当时，我正在国内参加文学研讨会，安琦到达PCT营地的第二天，雪梅与小女儿珊妮凌晨四点从洛杉矶出发，赶去为安琦送行。

　　晨光初现的荒野中有三四十名年轻徒步者整装待发，他们在收拾帐篷，点火煮食，打包行囊。这些肤色不同的年轻人热情友善，寒暄问候，互相帮忙。他们看上去装备精良，精神饱满，行动干净利落，显得训练有素。安琦也用自己带在路上的小煤气炉，煮食给母亲和妹妹品尝。当徒步者们分头出发时，雪梅执意背上安琦重达三十多斤的徒步背包，与珊妮一起，陪安琦和她的男朋友走了PCT起点处的一英里多路程，直到自己不小心跌了一跤才依依不舍地与安琦道别。

　　三月的南加州荒野，空气清新宜人，青草翠绿，野花绽放，春意盎然。雪梅回到洛杉矶后给我打电话说，远离都市的喧嚣，在荒野中行走，她竟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宁静与舒畅。而在徒步的第一个月里，安琦也陆续发来短信，告诉我们她结识了几位同伴，一路同行。我身处国内，虽然还是放心不下，但她俩的反馈至少使我心中的担忧稍稍减轻了几分。

　　回美国时，安琦正穿越安吉利斯和圣贝纳迪诺国家森林公园，距离家不过一个多小时车程。我兴奋地发信息给她：“我们去接你们来家里休整！”

　　说实话，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我想看看，她的同行者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

　　那天早晨，阳光明媚，我和雪梅开一辆车，珊妮开另一辆，沿着15号高速公路驶向洛杉矶东部山区。一路都是盘山公路，群山连绵，天空澄澈。山顶的积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景色美得像画。我一心赶路，忘了自己有恐高症，也顾不上长时间驾驶会头晕。

　　下车后，我们踏上蜿蜒的山间小道，很快看见了安琦和她的六位同伴，他们走在野草丛生、碎石泥土混杂的小径上。他们背着巨大的徒步背包，手握登山杖，身着长衣短裤，头戴遮阳帽，朝我们迎面走来。队伍中，安琦个头最小，却走在最前面。他们满身尘埃，散发着浓烈的汗味。

　　七人中，只有安琦是华人，同行的四位是白人，还有一位黑人和一位南美人。安琦的头发凌乱地散落在遮阳帽下，脸庞晒得黝黑，在朝阳的映照下，反倒显得健康而富有生机。看着他们风尘仆仆却精神抖擞的模样，我难掩激动，一把拉住安琦，让她和珊妮站到我和雪梅的中间，请她的同伴用手机为我们一家人拍下好几幅珍贵的照片留作纪念。

　　三男四女，分乘两车。返程的车上，我忍不住像查户口一样盘问坐在我车里的三人的背景。一对年轻情侣来自芬兰，专程来美国徒步PCT。另一位白人女孩是在读的大学生。

　　我问女孩：“休学一个学期不影响学业吗？”

　　她笑着回答：“当然影响，但值得。”

　　“一个女孩独自出来徒步，你父母不担心？”

　　她耸耸肩：“怎么会不担心呢？我妈还想开车来把我接回家。但有伙伴同行，她就没那么焦虑了。”

　　芬兰男孩在旁插话说：“我们已经商量好，会一起走到终点。”

　　听到这里，我心里又增添了些许安定。

　　安琦和朋友们在家里住了两天，把车库当成清洗区，床垫、睡袋晾满了车库门外的过道。六个人晚上打地铺，客厅成了临时宿舍。白天，雪梅和珊妮开车带他们去商店采购补给，而我则忙着准备一日三餐。从早餐的油条包子、咖啡牛奶，到中午和晚餐的龙虾、鳕鱼、牛羊肉、鸡鸭，每顿饭都少不了十道菜。我们尽力提供最营养的食物，因为安琦的安全是我们最大的心愿，而这些伙伴，就是她的守护者。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安琦隔三岔五给我们发来消息和照片。时而是金色阳光洒满雪原之巅；时而是一行人穿戴厚重衣物，攀爬冰雪覆盖的小径；有时，她独自涉水过溪；有时，她与伙伴们并肩穿越茂密森林。他们在山巅迎接日出，在荒野中架炉煮饭，在峡谷间欣赏云天变幻。

　　我们也下载了她提供的网页，通过卫星定位追踪她的行程。每天她走到哪里、路况如何、海拔多少、何时出发、何时扎营，我们都能实时查看。如今科技发达，徒步的安全性已大大提升。同时，为了让我们安心，安琦特意告诉我们：“白天有时会独自行走，但晚上，我们总是一起扎营。”

　　看着她与同行者畅游山野，听着她在电话中开心地给我们讲沿途趣闻，我和雪梅放下了悬着的心。

二

　　又过了一个月，安琦发来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格外引人注目——她站在一根齐腰高的四方形水泥柱旁，柱子上刻着小字：“PCT Midpoint”（太平洋山脊步道中点）。照片中的安琦戴着蓝色墨镜，头顶蓝色帽子，身穿浅灰色长袖衫和短裤，背着沉重的徒步背包，胸前挂着一个水瓶，手握登山杖。她身后是一片焦黄干枯的树林，夕阳的余晖洒在她身上，将她的影子拉得格外修长。彩霞映照着她满脸灿烂的笑容，她洁白的牙齿在霞光下显得明亮耀眼，她的脸上洋溢着满满的成就感。照片下方，她简短地写道：“我已经走了一百天啦。”

　　雪梅见状，立刻发去短信，提议道：“找个交通方便的地方，我请假和你爸去看望你。”

　　安琦很是高兴，说会查好地图，提前一周把会面地点告诉我们。

　　我也希望能去见她。雪梅早已查阅过历年的PCT资料，尽管每年有好几千人徒步，真正一次走完全程的也仅有百分之十的人。我心里暗自盘算，或许当面劝她，体验过了就好，不必执着于终点。

　　几天后，安琦发来信息，约我们在北加州邓斯缪尔镇（Dunsmuir）附近见面，她会在Soda Creek与5号高速公路的交叉口等我们。

　　我和雪梅查了地图，发现最近的机场在雷丁（Redding），于是订好了前往雷丁的机票、租车，并在邓斯缪尔镇预订了一套两室一厅的短租屋，客厅宽敞，安琦的徒步伙伴们正好能住得下。

　　飞往雷丁的旅客不多，不到一百个座位的飞机上还有不少空位。飞机小，飞得也不高，透过舷窗，我清晰地看到了从洛杉矶到雷丁沿途的地貌。

　　在家时，我每天通过卫星地图追踪安琦的行程，查看路况和地形。然而，当真正亲眼看到机翼下连绵起伏的荒野时，我的心情却沉重了许多——一望无际的群山、沙漠、石崖、森林与湖泊，交错纵横。这片土地如此原始，想到安琦每天背着三十多斤的背包，艰难跋涉其中，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飞机降落在雷丁机场，这是我几十年来见过的最小、最陈旧的机场，几乎就像荒漠中的一个简易停机坪。机场只有一栋两层候机楼，票务、安检、租车等所有服务都集中在一楼的大厅里，简陋得让人惊讶。

　　走出机舱，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人仿佛踏入了蒸笼。机场大厅的屏幕上显示室外温度42℃。停在水泥地上的车，车内闷热得像烤箱，我甚至不敢直接握住滚烫的方向盘。想到安琦在这样的高温下徒步，每天走十几个小时，我不禁为她担忧。

　　驾车前往邓斯缪尔的路上，安琦发来短信：“今天早上五点出发，预计晚上八点左右到达。”

　　我的心愈发焦急——几天前有新闻报道南加州一对父女在山中徒步，不幸中暑丧命。我让雪梅赶紧给安琦发短信，叮嘱她务必注意安全，切勿赶路过急。

　　黄昏时分，我们终于抵达邓斯缪尔。安顿好行李后，便匆忙赶往镇上的超市采购物资，准备迎接安琦他们。小镇虽小，但超市、火车站、邮局和电影院都集中在镇中心，生活便利。我们买了大量食材，回到短租屋后，将啤酒、瓶装水和切好的西瓜放入冰箱冷冻，洗净蔬菜，炒好肉和香肠，准备妥当。

　　待冰箱里的西瓜和瓶装水彻底变凉后，我们才将它们装进车里，整装出发。此刻，我终于明白，我们此行的目的不是劝她放弃，而是让她知道，父母的牵挂无处不在。无论她和妹妹身在何方，爸妈始终心系她们，默默守护，坚定地站在她们身后，给予支持与依靠。

三

　　抵达5号高速公路出口附近的会合点，我将车停在一侧的停车坪里，与雪梅站在坡上等待。夜幕已完全降临，空旷的野外蚊虫肆虐，雪梅的腿上被咬出几个大包。我打开车头灯，开启空调，让雪梅回车里休息，自己则站在灯光照亮的地方，希望安琦和她的同伴能看见。

　　我的目光始终盯着对面山上的黑暗处。两个小时过去了，终于，一个微弱的光点在山间若隐若现，仿佛穿行于树林间。我正疑惑是否是安琦时，一辆车从高速路口驶出，车灯瞬间照亮了周围的黑夜。

　　就在那一瞬，我看见安琦独自从漆黑的山林中走了出来。

　　她背着沉重的背包，双手握着登山杖，头戴照明灯，缓缓走在车灯照耀的山路上。车灯闪过，黑暗再次笼罩四周。等她走到高速公路桥下的交叉口，我急忙朝她挥手，高声喊道：“安琦，爸妈在这边！”

　　看到她加快脚步，我立刻迎了上去。

　　当我们走到车旁，雪梅早已从车里出来，激动地紧紧抱住安琦不放。一家三口在车灯照耀的坡地上重逢，我这才看清楚她——头发、脸上满是灰尘，皮肤晒得通红，短裤外露出的双腿上布满划伤，还有不少凸起的热疹。她瘦了，但显得更结实了，整个人精神饱满，眼神里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坚韧。

　　我心头一紧，仿佛被针狠狠地扎了一下。

　　雪梅心疼地说：“快上车吧，爸妈带了冰水，还有吃的，你一定饿坏了吧？”

　　车子发动后，我边开车边问：“怎么就你一个人？你的同伴呢？”

　　安琦淡淡地答道：“在攀登惠特尼峰之前，我们就分开了。”

　　我皱眉追问：“为什么？”

　　她解释道：“惠特尼峰不在PCT正线内，除了我，其他人都没有上去。山峰太壮观了，海拔14505英尺（约4418米）。我想既然已经到了半山腰，不登顶太可惜了。”

　　听她如此轻描淡写，我的心又悬了起来。

　　回到邓斯缪尔的短租屋，我忍不住再次提起：“你真不该独自攀登惠特尼峰，跟着同伴一起走，至少让爸妈少担点心。”

　　安琦却不以为然，眼神坚定：“我一点都不后悔。如果你站在山顶，从最高处俯瞰世界，你就会明白——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安琦给我们讲述了攀登的经历。他们一行七人沿着PCT走到惠特尼峰大约9000英尺高处时，南美裔徒步者出现了高原反应，头晕呕吐，不得不放弃，与黑人女友提前下了山。两天后，剩下的五人到达海拔10500英尺处的宿营地。约翰因曾经登顶过惠特尼峰，熟悉路线，不愿被拖慢徒步进度，一个人先行了；那对芬兰情侣则因为前晚休息得不好，担心体力不支，也放弃了攀登雪峰。于是只留下安琦和女大学生结伴。可当她俩走到被冰雪覆盖的陡坡时，女大学生吓得直哭，不敢再继续，最终选择折返。安琦便独自前行。

　　幸运的是，她在途中遇到了一位有着雪山攀登经验的白人徒步者库克。安琦边说，边拿出手机，播放视频给我们看。她说攀登雪峰的最后4000英尺行程的视频是这位名叫库克的徒步者帮她拍的。

　　多亏这位热心的年轻人耐心教授安琦雪山攀登技巧，并陪她一起前行。他俩凌晨四点从营地出发，计划赶在日出前登顶。

　　然而，现实比想象中更加艰难。雪峰上基本没有路，有的地方全被冰雪覆盖，他们只能用冰镐开路，穿着尖钉铁底鞋，踩着冰雪一步步走，依照地图和卫星导航找到大致的方向，在冰雪上艰难攀行。接近山顶的地方是覆满残雪与坚冰的石崖，他俩只能沿着石岩往上爬。安琦第一次攀登如此高的雪峰，行动缓慢，等他俩抵达山顶时，太阳已然升起——他们错过了日出。

　　山顶风大，气温也极低。他们躲进避风的石屋，用随身携带的小煤气炉煮食补充体力。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暴风雪即将到来，他们必须尽快下山。

　　下山比上山更危险。陡峭的冰雪坡让人无法站立行走，他们只能用冰镐当刹车，直接坐在冰面上滑行。途中，安琦一度迷路，所幸手机仍有信号，她依靠卫星地图重新找到方向，一路奔跑，终于赶在暴风雪来临前回到了帐篷驻地。

　　安琦讲述这段经历时眼里闪烁着光彩，她翻出一张照片——在那蔚蓝的天空下，她站在峰顶的岩石上，双手高举印有“Whitney 14505”字样的牌子，脸上写满了胜利的喜悦。

　　可视频里她在四十五度冰坡上攀爬的画面，却让我心惊胆战。那白雪皑皑的悬崖，仅靠冰镐一步步向上攀爬，脚下便是万丈深渊，稍有不慎，便可能发生意外。那一刻，我感到后怕。夜深，我躺在民宿的床上辗转难眠，内心无数次叨念：“安琦啊，安琦，你怎么让爸妈如此担心呢？”接下来的几天里，视频里安琦的身影也始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她孤身一人，在冰雪中艰难攀行。

四

　　作为父母，我时常在想，是否其他父母也像我一样，当孩子踏上类似PCT这样的旅程时，也同样焦虑？我想象着我的女儿背着沉重的背包，里面装着帐篷、食物和各种必需品，翻越高山、穿越峡谷，每天步行数十公里——这绝非易事。

　　每当几天过去还没有收到安琦的消息，我便会紧张。雪梅白天去上班，我则待在家中，脑海中不断浮现各种可能的险况。我常常在半夜惊醒，辗转不安，满是担忧。五个多月的日子实在是很漫长，如今回想起来，真不知自己是如何一天天熬过来的。我睡不稳，食不香，甚至不得不作最坏的心理准备。

　　安琦开始她的PCT徒步之旅时，我正好赶上回国开会，雪梅送她出发后，也因公出差去了中国，我们一起回到老家探亲。当亲戚们询问我们在美国的生活时，我自然提到了安琦的徒步。他们的反应几乎一致——震惊和担忧。“太危险了！你们为什么不阻止她？”

　　我解释说，在美国成长的孩子更加独立自主，他们对自己的决定往往坚定不移。无论是徒步PCT、职业变动，还是婚姻与家庭规划，父母都很少干涉。

　　“安琦为什么要徒步PCT？”亲戚们好奇地问，“在美国的华人也喜欢这样的极限挑战吗？”

　　我回答道：“每个人的理由都不相同，但的确，华人徒步PCT的人很少。”

　　在邓斯缪尔的几天里，我遇到了二十多位徒步者，除了安琦，几乎没有其他华人。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究竟是什么驱使他们踏上这条艰难而充满风险的步道？

　　我第一次见到安琦的徒步伙伴时，便向那位美国大学生提出了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休学半年来走PCT？”她坦言：“学业压力太大了，徒步让我重新调整自己。看着春天野花盛开，站在高山之巅，感受天地的辽阔——这让我对生活有了新的理解。”

　　类似的感受也来自那对芬兰情侣。“我们喜欢徒步，已经在欧洲走过了许多地方。”他们向我展示了一张张令人神往的照片——晨曦中的雪峰、落日余晖下的帐篷、辽阔而神秘的大地。

　　安琦刚给我们提起徒步PCT时，我也曾经问过安琦：“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那时，她对我说：“爸爸，我写了一篇文章，发在一个网页上。”她给我发来了《穿越太平洋屋脊步道》的链接。由于文章是用英文写的，而我的英文水平有限，当时并没有完全看明白。

　　离开邓斯缪尔回洛杉矶之前，我仔细反复阅读了这篇文章，逐渐理解了她的选择。

　　安琦在文章中回顾了2015年在亚马逊工作时偶然读到Wild的经历。这本书讲的是作者谢丽尔独自踏上PCT，在大自然中寻找自我与救赎的故事。这在安琦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徒步PCT成为她渴望完成的梦想之一。

　　然而，现实让这一梦想搁置多年。她离开亚马逊，加入Airbnb，在快节奏的科技行业奋斗了七年，历经了公司动荡、情感波折和自我怀疑。她曾沿着社会认可的轨迹前行——奔事业、买房、结婚、生子，却在途中开始质疑这是否真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她在文章里写道：“我曾害怕迷路，以至于从未思考脚下的路是否能通往自己真正想去的地方。”

　　她逐渐意识到，PCT不仅是一条徒步步道，更是她与自我和世界重新建立联系的契机。她渴望的不只是自然的壮丽，更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空间。

　　在她的文字中，我读到了她对人生的思考，也看到了当代年轻人的普遍焦虑。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而是质疑那些被预设的人生路径，试图寻找一种更具意义的生活方式。他们希望挣脱社会期待的束缚，去探索未知，去体验生命的本质。正如安琦文中所写，“PCT一直矗立在我人生天际线的远方，每次我透过树丛望去，它都在燃起一团火焰，提醒着我还有另一种可能。”

　　PCT正是这种追寻的象征——既是身体的极限考验，也是心灵的挑战。当徒步者面对恐惧、危险和孤独时，必须独立解决问题，在随时可能的放弃和不断咬牙坚持中挣扎，与自我及大自然建立深刻的连接。

　　我和雪梅赶往邓斯缪尔，原本想劝她放弃。然而，真正理解她的选择后，我们更想告诉她——无论她走向何方，我们都会在她身后。

　　但我的担忧依然挥之不去。毕竟她还剩下近一半的路程——翻山越岭、穿越森林、涉水过河，夜晚独自露营，万一她遇到野熊、狼或毒蛇呢？我最担心的是，随着气温升高，中暑的风险也在增加。

　　她安慰我说：“北加州树木茂密，我会尽量走在树荫下。如果中午太热，就找阴凉处休息，等傍晚再继续前行。”

　　我仍然犹豫，放心不下。“按你目前的步伐，还需要两到三个月才能抵达终点。到那时，北部山区会遭遇强风、暴雨、冰雹和积雪，徒步难度和风险会大大增加。”

　　“最艰难的部分已经走完了，”安琦解释道，“南加州干旱少雨，几乎找不到水源，我背了很多水，背包非常重，所以走得很慢。后面的路程溪流丰富，我可以随时取水过滤，背包轻便多了。”

　　雪梅插话进来：“我们给她买更轻便的装备吧——帐篷、睡袋和背包。这样她就能加快速度，在风暴季节到来之前到达终点。”雪梅在网上查阅了大量关于PCT徒步的信息，比我更加了解情况，也少了许多焦虑。

　　安琦听后很高兴，信誓旦旦地说：“有了更轻便的装备，我一定能加快速度，在风暴来临前抵达美加边境。”

　　雪梅微笑着说道：“太好了！等你到终点，爸爸和我会飞去温哥华，从那里租车去接你，庆祝你的胜利。”

　　看到安琦已经考虑周全，雪梅也全力支持，我意识到自己没有理由过度地忧虑。她们母女俩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研究了所有的安全措施。

　　我终于释然了。尽管内心仍难免担忧，但我告诫自己，真正该做的，是学会放手。安琦不仅是在徒步PCT，更是在探索自己的人生道路。她需要的是鼓励、支持与陪伴，而不是父母把自己的关心，无形中转变成她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

（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