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沙尘暴

李宝柱

      一、沙尘暴是自古以来的自然灾害

       自我国有文字以来，我们的先人就开始记录风沙灾害。现存殷墟甲骨刻辞中，有多次春季大风的记录，同时也有“雨土”即天降土如雨的记载。这些记录，反映了当时安阳地区存在风沙和沙尘天气。另外，《竹书纪年》一书也记载：“帝辛五年，雨土。”这说明，在商代即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沙尘天气在我国中原地区即已存在。

       在现存古籍中，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沙尘暴的最早的详细记载是《汉书》所记：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四月壬寅，“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着地者黄土尘也。”这是西汉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一带遭受沙尘暴袭击的情况。

       此后的史籍中，正史中的《五行志》、政书中的《灾异考》、类书中的《风异部》，都有天“雨土”和“大风扬沙”的专门记载。而且，越是往后，这类记载就愈多愈详，反映出古人的观察之详、记录之勤，同时也透露出风沙之害愈演愈烈的信息。

       总之，古人几千年来对沙尘和沙尘暴天气的记载，证明了自有文字史以来，风沙之害就是一种恒有的自然灾害，绝不是近几百年、甚或近几十年才有的事。

       在我国历史上，沙尘和沙尘暴天气的危害程度，与我们近年来领略的沙尘和沙尘暴相比，都毫不逊色。

       关于沙尘灾害：

       史书记载，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年）十一月丙戌，其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土雾竟天，六日不开，到甲夜仍复浓密，勃勃如火烟，辛酸人鼻”。同日，南齐武帝永明六年（488年）十一月丙戌，齐都建邺（今江苏南京）“土气竟天，如烟入人眼鼻，三日乃止”。如此，则是由山西北部至江苏南部同时起沙尘，北方六日，南方三日，绵延数千里的范围为沙尘笼罩数日。

       由沙尘天气造成严重灾伤的事例，最为显著的当属发生在元朝的两次沙尘灾害。其一，是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十二月，“诸王薛彻都等所驻之地，雨土七昼夜，羊畜死不可胜计”。其二，是大德十年（1296年）二月，“大同雨沙，毙牛马二千，人亦有死者”。

       关于沙尘暴灾害：

       史载，北魏太武帝太延二年（436年）四月甲申，京师暴风，刮倒宫墙，压死数十人。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500年）二月癸巳，幽州暴风，一百六十一人毙命。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京都大风，发屋拔树，秦、陇地区被压死者多达千余人，这是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沙尘暴。更骇人听闻的是，金熙宗皇统九年（1149年）四月丁丑，金统治下的利州（今辽宁省喀左自治县）大风，损坏民居、官舍十之六七，木、瓦、人、畜皆飘扬十余里，死伤者数百人，地方长官同知州事石抹里也被压死。

       历史上，沙尘暴天气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发生在元大都（今北京）的一次。史书记载，是年三月庚子，“京师有大风，起自西北，飞沙扬砾，昏尘蔽天，逾时风势八面俱至，终夜不止，如是者连日。自后，每日寅时风起，万窍争鸣，戌时方息。至五月癸未乃止”。这次沙尘暴，竟在北京地区肆虐长达44天。

       沙尘和沙尘暴灾害的共同恶果，就是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直接的破坏。例如，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三月，大同路大风，沙土游走，壅没麦田一百余顷，万亩良田转瞬成沙丘。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 正月二十七日，河北省南乐“大风霾”，平地积沙二寸许，大片沃土即刻变沙壤。

       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会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有时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边防。例如，唐朝设在河套地区的北方军事重镇夏州，就曾遭受流沙的围困。史载，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十月，夏州大风，飞沙为堆，高及城堞。由此可见，在一千多年前，流沙就开始了吞噬城市的行动。

       二、中国明、清时期的沙尘与沙尘暴

       由14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明、清两朝五百余年的时间里，我国发生沙尘和沙尘暴天气的频率，呈现出逐渐加快的趋势。

　　根据《明史》的记载统计，由明景泰元年（1450）至崇祯十七年（1644），凡195年间，共有61年、发生了70次严重的沙尘或沙尘暴，将近总年数的三分之一。

　　在明、清两朝，波及范围较广的沙尘暴，是发生在明隆庆二年（1568）元旦的一次。史书记载，是日“大风飞沙走石，白昼晦暝，自京师达江、浙皆然”。波及地域较广的沙尘天气，是发生在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的一次。史书记载，是年四月初一，西起甘肃文县，中经陕西延安、河南龙门，东至河北西宁，“同日昼晦”。沙尘或沙尘暴发生次数较多的年份是：清康熙五十一年（1722）4次，雍正元年（1723）5次。风力最强的一次沙尘暴是：明崇祯十三年（1640）三月十五日，大风扬沙，京师军营大旗吹堕河北永清县。降落沙尘最多的一次是清乾隆十五年（1750）正月二十七日，河北省南乐“大风霾”，平地积沙二寸许。

　　明清时期，我国风沙灾害的加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北方降雨量少，出现大面积旱灾，使得沙尘更易于流动飞扬。

       北京地区古为燕都，后称为幽州，自古即是风沙肆虐之区。战国时，荆轲刺秦王临行前所歌“风萧萧”之语，决非无中生有的虚夸之词。西汉时，史书载有，燕都大风，吹坏燕王宫城楼、拔树木的明确记录。北魏世宗景明元年（500）二月癸巳，幽州暴风，致161人丧生。景明三年（502）九月丙辰，幽州暴风昏雾，拔树发屋。

       唐朝以后，辽、金、元三朝以至于明、清，在长达一千余年的时间里，幽州基本上一直是京城，所以至今保留了大量北京地区在此期间遭受的风沙灾害的记录。前文所讲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三月至五月，元大都连续44天受沙尘暴袭击。在明朝，由景泰元年（1450）至崇祯十七年（1644），凡195年间，北京有43年遭到沙尘或沙尘暴袭击的记载。

　　在上述记载中，所记最详细的一次沙尘暴是明景泰六年（1455）。史书记载：是年“二月二十八日，风作，黄沙蔽日，连昼晦暝，至二月初八日既雨始霁。先是二月二十八日，清明后之二日旦时，微风自西北来，至辰刻渐大，沙土滃然鹜，其色正黄如柘染，然土沾人手面，洒洒然如湿。顷之，天地晦暝，色映窗户间如血红，室中不辨人。已而，红色渐黯黑，至午、未复黄，稍开朗，人相顾惨愕。至三月二日，微雨后忽黄色四塞，日色如青铜，无风而雨土，拂之如尘积，地皆黄色，昏益甚”。这五百多年前的记录，与我们近年在北京看到的光景几乎一样。

　　北京之所以成为风沙之害的重灾区，除了与塞外沙漠距离较近之外，其本地生态环境的脆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北京周边山脉有不少山体主要是由石灰岩构成，石灰岩若无土壤覆盖、植被保护，裸露的山体则极易风化，风化的石灰岩就成了本地扬沙的源头。例如京北的“灰岭”，古人记载：“灰岭石如蛤粉，无树木，大石磋磋，吹籁扬尘则纷溶而起，百里可见，了了如雪”。南宋人范成大出使金国时，曾途经“灰岭”，并将其所亲见之风沙写入《灰洞》一诗：“塞北风沙涨帽檐，途经灰洞十分添。据鞍莫问尘多少，马耳冥濛不见尖。”又如“灰岭”附近的居庸关，宋末元初人汪元量，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春路过此地，作《出居庸关》诗称：“移时风扬沙，人马俱失路”。据此可知，金、元时期，京北的山脉在相当程度上已失去屏障沙尘的作用，就地起沙尘的问题相当严重，成为京城“雨土”、“雨沙”的近源。北部屏障的失效，进一步加剧了京城的风沙之害。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京师流传的童谣云：“一阵黄风一阵沙，千里万里无人家”。连小孩子对风沙之害都是如此“刻骨铭心”，可见当时风沙之害是何等严重。

      三、人为破坏生态环境加剧了北京的风沙灾害

       北京周边生态环境的恶化，并不是单纯自然演化的结果，人为的破坏是其主要原因。以居庸关为例，在南北朝时期，其自然状况远不是金、元时期的样子。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居庸关“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林障据险，路才容轨，晓禽暮兽，寒鸣相和”。到唐朝狄仁杰任昌平县令时，昌平一带山中犹有老虎出没，据此可证见当时植被之良好。

       经查，造成居庸关及整个北京周边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肇事者，首先是契丹国。

       史书记载，契丹建国之初，耶律阿保机曾于公元912年率数十万军队“亲征幽州”，契丹军队通过对幽州及其周边地区的攻掠，对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了一番较为彻底地破坏。因为，凡契丹军出兵攻掠，“沿途民居、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所到之处，“必先砍伐园林，运土木填壕堑”。为此，于契丹州县起发汉人乡兵一万人，“随军专伐园林，填道路”。另外，其军队驻扎屯舍，“御寨及诸营垒，唯用桑柘梨栗”，这也需要猛砍乱伐，及其军行则纵火焚烧营寨。再者，契丹军队是一支无后勤部队，出兵从不自备粮草，而是走到哪儿抢到哪儿。契丹军队之所以这样做，还有其更重要的军事目的，那就是要瓦解对方的边防线。因为，当时中原王朝在边塞广植树木“以限戎马”的妙计已不是什么军事秘密，所以为了骑兵奔突方便，契丹军队自然会将砍树视为与杀敌同等重要，并将此作为摧毁敌方防务的有力手段。

       在明初四五十年的时间里，北京周边的山林曾一度得以恢复，居庸关也曾经重新变为“林密地险、寇不得骋”的雄关。但是，自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新的更大规模的生态破坏又重新开始了。

       自明永乐十八年（1420）定都北京后，宫廷及朝廷各官署，每年所用柴炭多达二千余万斤，而这巨额的柴炭皆取自北京周边的山林。这种伐木烧炭、毁林为柴的活动搞了四五十年，到成化年间（1465－1487），居庸关又变成“林木渐少，往来无所阻也”。

       而且，由于官用柴炭，造成林木渐少，进而导致木材价贵，则又进一步刺激了不法之徒乱砍滥伐的欲望。史书记载，自成化以来，北京“木植价贵”，所以，“大同、宣府规利之徒、官员之家，专贩伐木，往往雇觅彼处军民，纠众入山，将应禁树木任意砍伐。中间，镇守、分守等官，或徼福而起盖淫祠，或贻后而修造私宅，或修盖不急衙门，或馈送亲戚势要，动辄私役官军入山砍木。其本处取用者，不知其几何。贩运来京者，一年之间，岂止百十余万”。由此可见，到明朝成化年间，在北京及其周边，对山林的破坏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京西太行山同样也遭受了递光头的厄运。经过百余年的采烧，到万历年间（1573－1620），易州“数百里内，山皆濯濯”。

       沙尘和沙尘暴天气频繁地光顾北京城，风沙危害不断加剧，与自永乐年间开始，不间断地砍伐周边的山林，不断撤除、以致最终彻底毁除了阻挡风沙的自然屏障，有十分明显的因果关系。

       时至今日，历史的烟云已经远去，山川的疮痍犹能目睹。现在，回顾中国历史上的风沙灾害，究根寻源、汲取教训、寻求启示，对于仍在饱受风沙、雾霾折磨的今人来说，应该有很现实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