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方凯声｜《赤诚之子》——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士禄百年祭-华闻时空

方凯声

公元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在辽东半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葫芦岛基地悄然入列。人民海军即刻开启了从近岸防御驶向近海防御的战略航程。共和国的海洋疆域，电光石火之间，从中国东南1万8千公里海岸线12海里的狭长沿岸，开始了向350万平方公里广阔无垠的海洋空间迅速拓展。中国海洋核动力时代的到来，为40年后的共和国人民海军最终突破岛链，走向深蓝凭添了豪迈的战略底气。

公元1994年5月6日，在深圳与香港毗邻的大鹏地区，中国的大亚湾核电站正式竣工并投入运营，为改革开放的中国特区建设扬起了推波助澜的风帆。

公元2004年5月8日，中国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两台国产60万千瓦核电机组全面投产运营，中国的核电事业向着国产化、民族化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公元2021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表彰为中国核潜艇事业和中国核电事业做出特殊贡献的核动力科学家彭士禄，授予他“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至此，长期鲜有宣传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士禄，才姗姗来迟地进入了中国的热搜榜，为世人关注。

一、彭士禄一生命运多舛，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

“磊落奇才唱大同，龙津水浅借潜龙。愿消天下苍生苦，尽入尧云舜日中。”1921年，中国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从日本留学回归家乡广东陆丰，站在龙津河畔，奋笔留下了这首著名的绝句。彭湃在诗中表达了愿为天下苍生奉献我生的凛然大义。其中“龙津水浅借潜龙”一句，寄托了出自小小龙津河畔的彭湃，希望借助一个能够造福人民大众的“潜龙”，尽快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现状的拳拳赤子之心。

1929年8月30日，彭湃在国民党上海龙华监狱被蒋介石杀害。苍天有眼，彭湃烈士牺牲四十五年后的1974年8月1日，他的儿子，新中国的核动力专家——彭士禄率领的科学家团队，把自主研发的第一支核动力“潜龙”，交付人民海军。彭湃烈士冥冥之中的企盼，被他传世的儿子彭士禄实现了。

与彭士禄莫逆之交近八十年的挚友，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曾经这样评价彭士禄：彭士禄是农民革命运动领袖彭湃的优秀儿子，是烈士留下的一棵根苗，是革命的星星火种。他的父母双亲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彭湃矢志不渝奋斗终生的理想和信念，给彭士禄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

1925年11月18日，彭士禄出生在位于龙津河畔的广东省海丰县桥东社村。此时，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决议案，第一次国共合作已近两年的时间，大革命运动在中国大地风起云涌，如火如荼。

1924年春，彭湃提议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亲自担任了第一期和第五期农讲所主任，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运动骨干，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烈焰滔天增添了不可或缺的助燃剂。

彭湃根据我们党在这一时期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和成果，成文了《海丰农民运动》一书，周恩来亲自为该书题写书名；瞿秋白说：“《海丰农民运动》是中国农民运动第一本最有价值的著作”；毛泽东则称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大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撕下伪装，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同时痛下杀手。对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则直接下达了通缉令和必杀令。8月1日，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彭湃做为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奉命来到上海，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军委书记。

1929年8月24日，因叛徒出卖，彭湃在上海被捕，六天之后英勇就义。彭湃烈士牺牲前后五年的时间里，家中竟有包括彭士禄母亲蔡素屏烈士在内的六位亲人相继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四岁的烈士遗孤彭士禄家破人亡，就此开始了他命运多舛的苦难人生。

小小的彭士禄辗转澳门，跟着祖母周凤靠着糊纸盒、做鞭炮艰难为生。彭士禄稍稍长大一点，又到了香港的五叔家，替五叔带孩子，倒痰盂，打杂、跑腿，还糊纸盒，粘胶鞋，干起了远非幼儿才应承载的各种活计。

1931年夏天，时任中共东江特委委员的七叔接走了六岁的彭士禄。在广东潮安县东江游击队的所在地，那些背着大刀长矛的游击队员们，知道了彭士禄是“彭湃同志”的儿子，都亲切地围了上来，相争抱起了彭士禄，嘘寒问暖，好像彭士禄就是自家的孩子。让几年来流离颠沛，饱受失去双亲之苦彭士禄忽然感到了家的温暖。但是，仅仅吃了一天的饱饭，游击队的叔叔就告诉彭士禄，叔叔们要打仗不能带你，彭士禄遂被转送到了附近地区的一户贫苦人家。

早在几年前，正在家乡发动饱受苦难的老百姓开展农民运动的革命家彭湃，在海丰地区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1922年11月15日，坐拥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出自海丰地区最大的地主家庭的彭湃，站在老街的龙蛇埔戏场慷慨陈词，向数万农民兄弟讲述了不合理的剥削制度是农民贫困根源的道理，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彻底推翻这个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社会制度。

彭湃宣布，凡种他家田地的佃农，今后一律不再交租了。他还在老街的广场上，当众销毁了自家租给佃农的全部地契。在场的农民惊呆了，望着熊熊的烈焰，情不自禁的欢呼了起来。这是大慈大悲、普渡众生的“彭菩萨”啊！从这一刻开始，“彭菩萨”的大名迅速在海丰地区，乃至广东全省声名远播。彭湃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农民运动在广东省爆棚，并沿着紧紧毗邻的闽、湘、鄂、赣等几个受苦农民众多的省份如火如荼地发展壮大起来，猛烈冲击撼动了没落社会的腐朽根基。

蒋介石恨透了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仅很快枪杀了彭湃，还不善罢甘休，决计斩草除根，连续几年在海丰一带对彭湃的家族进行了反复清剿。感念“彭菩萨”的农民们，为了保住彭湃烈士的这棵小苗，倾尽了全部的身家性命，用接力掩护的方式，让幼小的彭士禄躲避着来势凶猛的血雨腥风。

整整三年，彭士禄过起了游走百家，吃住百家的动荡漂流生活。清早，刚刚在蔡村的叔叔家吃完早餐，中午又转到了李村的奶奶家吃饭。晚上呢，还有可能来到了杨村的婶婶家吃饭。这一频繁的住地转换操作，都是当地的农民为了避开反动军阀对彭湃家人的追杀迫害，对“彭菩萨”的报恩之举。其中，还有两个“提着篮子的叔叔”为了掩护彭士禄献出了生命。

在一千多天的时间里，就是这样的东躲西藏，彭士禄在上百户穷苦人家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铺，甚至还在敌人搜捕的危机时刻，被乡亲们掩藏在了附近的深山老林。1933年7月的一天，由于叛徒的出卖，8岁的彭士禄和没有血亲，被称为姑妈的潘舜贞一家，还是没能躲过官府的追杀，连同几户“一家联保”的邻居，通通被抓走收监。

“大匪首”彭湃之子彭士禄被关进了国民党潮安县的大牢，因为年纪太小，彭士禄和姑妈潘舜贞一起被关进了女监。一个仅仅8岁的彭士禄终于被“捉拿归案”，甚至被广东新军阀陈铭枢当作“加急要报”电呈蒋介石邀功请赏。

潮安监狱的女监里，瘦瘦小小、衣衫褴褛的彭士禄，引来了其它监号“犯人”的注意。当他们打听到这个“小男孩重犯”竟然是彭湃的儿子，都不淡定了。他们大多是“彭菩萨”家乡获益的佃农，还有不少是彭湃大闹农民运动的跟随者，潮安县监狱一下子就出了动静。被关押的300多名“犯人”搞起了“众筹”，你出一个铜子，我出几角毛票凑了10块钱，托付与彭士禄同监室的“麻脸姐姐”，为彭士禄悄悄手缝了一身格子布衫。

小小的彭士禄穿着新布衫，手扶监舍的铁栅栏门，一脸稚气地向其它监号里的叔叔婶婶摆手致谢，狱友们无不是满脸的泪花。几十年后，一位当年被关押在潮安监狱的幸存者回忆说，那么瘦小的彭士禄哪像一个娃仔呀，他的沉稳，他的淡定，让每一位被关押的“监犯”都唏嘘不已。他们暗叹：真不愧是大英雄彭湃的儿子！

一天，彭士禄被狱警押出了潮安监狱，乘坐火车，来到了汕头石炮台监狱。这个始建于清代同治十三年，被用来抵御外侮的著名海防要塞，如今却成了关押共产党重犯的深牢大狱。时至初冬，在海风的加持下，大牢里愈加的阴冷。只穿着一身格子布衫，披着一只破麻袋片子，几乎冻僵身体的彭士禄，被狱警带到了炮台的一座石拱门前，站在一个挂着黑布的木头架子前。

狱警去掉了彭士禄身上的破麻袋片子，大声呵斥：“睁大眼睛，站好了！”然后连续地“咔嚓”，“咔嚓”两声。原来这是给彭士禄照相。几天后，在《广州国民日报》头版刊载了一篇文章《南山剿匪记》，并同时刊登了这张照片，照片的说明是“共匪彭湃之子被我九师抓获”。二十多年后，彭士禄才看到他的这张“囚徒”照片，说道，为了消灭共产党，反动派拿着一个8岁的孩子宣传造势，真是可恨可怜！

由于没有达到法定的年龄，反动政府无法对彭士禄判刑。所以，就采取了在大牢使用各种手段反复折磨的方式，以求快点搞死彭士禄，目的就是不让你活着走出监狱。

在石炮台监狱，彭士禄被投放到一个没有阳光，又湿又冷的监房，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稻草，没有被子，晚上冻得彭士禄瑟瑟发抖，无法睡觉。每天，彭士禄只能吃上一小碗霉米饭，还要干一些狱中的杂活。彭士禄发起了高烧，在狱友的照顾下，彭士禄退烧了，下肢却瘫痪了。虽然在狱友们的全力看护下，最终恢复了走动，但是，一个不到9岁的孩子，只有6、7岁的身子板，实在是什么也做不了了。无奈之下，彭士禄被送到了广州的“感化院”。

在后来三年多的时间，饱尝炼狱之灾的彭士禄，凭着祖母周凤的拼死抗争，终于出狱回到了祖母身边。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1939年7月，14岁的彭士禄几经辗转，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纵队，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了桂林郊区的一座寺庙里开办的小学校学习，开始了奔赴延安的先期准备。这一切，小小的彭士禄当时都一无所知。

彭士禄更不知道的是，周恩来已经用了整整10年时间苦苦寻找老战友彭湃的儿子。1940年的冬天，周恩来亲派自己的随从副官龙飞虎，终于把彭士禄从桂林接到了重庆。

在重庆曾家岩15号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也就是中共代表团驻地，龙飞虎向站在大门口等候的周恩来立正举礼，大声报告：“周副主席，根据你的指示，我把彭湃烈士的儿子带回来了！”周恩来俯身抱住彭士禄的双肩，长长叹息了一声“孩子啊，总算找到了你！”

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里，已经15岁的彭士禄第一次见到了邓颖超妈妈。邓妈妈把彭士禄揽入怀中，不停地关切询问。每每听到彭士禄讲述自己历尽磨难故事的那一个瞬间，邓妈妈都会紧紧地搂住彭士禄，面颊上也是泪雨潸然。邓妈妈轻声说道，孩子吃了太多太大的苦了。

从这一天开始，彭士禄苦尽甘来。

二、延安大学的“模范生”和延安中央医院的“模范护士”

1940年底，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彭士禄来到了延安，15岁的彭士禄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少年班起步，开始了他学习生涯。经过一年时间的培训，彭士禄又进入了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延安大学中学部。尽管彭士禄的文化基础很差，学习起点很低，但他毕竟是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彭湃的儿子，祖上的文化基因和他与生俱来的吃苦精神，彭士禄的学习成绩始终是高举高打，几乎每一个课目的考核成绩都是名列前茅，是学校公认的“模范生”。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的第四个年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与日军的搏杀也近乎白热化，伤病人员剧增。延安大学紧急抽调了一批学生到后方医院临时干起了护士工作，彭士禄因年纪太小榜上无名。彭士禄急了，找到校长吴玉章坚决请缨。还好，经吴玉章校长的批准，总算赶上了末班车，彭士禄被分配到延安中央医院护理部，经过的培训，很快就上岗展开了工作。

在异常简陋的窑洞医院里，17岁的彭士禄在内科、外科、妇科、传染科都工作过，甚至还为他的延安大学中学部的班主任贾芝老师的第一个女儿，做过接生。彭士禄在后方医院“客串”护士工作的这段时间，不怕脏，不怕累，拼命工作，很快就被中央医院评为“模范护士”。

由于幼年的颠簸生活，以及拼命的学习和工作，小小的彭士禄积劳染疾患了结核病。一直对彭士禄特别关注的蔡畅妈妈、帅孟奇妈妈和贺怡妈妈很是着急，对牺牲多年的老战友彭湃的儿子都显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关心。她们亲自到中央医院看望彭士禄，并强令彭士禄住院治病。彭士禄经过休息病愈后，中共中央组织部直接下了调令，彭士禄重返延安大学中学部，又开始了物理、化学和数学课程的学习。不久，因为彭士禄所带领的第四学习小组的学习成绩突出，门门课程皆是优等，其先进事迹被延安《解放日报》登载。

1945年7月的一天，彭士禄正在参加学校组织的劳动时，跳下湍急的延河，救下了一名意外落水的儿童，在延安引起了不小的轰动。8月1日，经中央组织部特别批准，20岁的彭士禄被免去预备期，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彭士禄的事迹，再一次被延安《解放日报》广泛宣传。彭士禄不仅成为了当时生活在延安的一大批“红二代”的学习榜样，也成为广大解放区人民熟知的“英雄少年”。

几十年后，人们在寻觅彭士禄的人生过往中发现，彭士禄骨子里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学习型”、“思想型”人才。他血脉里流淌的那种锲而不舍的刻苦学习和进取精神，伴随了彭士禄一生的漫漫艰程，这也是彭士禄在逆境中不断走向新境界，成为大科学家，成为大英雄，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必然结果。

三、周恩来指派彭士禄走进了研发国之重器的大门。

1951年8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留苏考试的彭士禄，和300多名新中国的首批留苏学子一道，从北京远赴苏联，开始了长达7年的留学生涯。

此时的彭士禄是有备而来。抗战胜利后，彭士禄随同延安自然科学院来到了晋察冀军区的所在地张家口，先是从事了一段化工炼焦技术的学习和工作，研制并开发出了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急需的高爆炸药，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并于1948年8月，彭士禄又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新中国建国前夕，彭士禄考入了大连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学习化工机械专业，为两年后远赴苏联的留学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和俄文基础。

彭士禄先是在苏联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1955年又转入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学习。1953年5月，彭士禄在喀山化工学院学习期间，结识了前来报到留学的中国姑娘马淑英。在异国他乡，两人一见钟情，相知相爱，并于1958年在北京结为伴侣，相濡以沫一生。1956年，当彭士禄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准备实现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时，一个始料不及的重大人生拐点摆在了彭士禄的面前。

1956年8月13日，彭士禄接到通知，匆匆赶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见到了正在跟随聂荣臻元帅访问苏联的陈赓大将。陈赓大将开门见山，告诉彭士禄，周恩来总理亲自交代，你暂不要回国了，指派你和几个同学继续留下来，改行学习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从这一刻开始，彭士禄与中国的核能事业结下了半生挥之不去的情愫。

陈赓大将告诉彭士禄，当今世界，美国、苏联已经搞出了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和卫星，美国还造出了核潜艇，苏联的核电站也已经问世，核潜艇可能也搞得差不多了。毛主席已经下了决心，我们也要上马搞原子弹，搞卫星，搞核潜艇。陈赓大将询问彭士禄是否愿意改行学习核动力专业，彭士禄坚定地回答：只要是祖国需要，我就义无反顾，责无旁贷！”

彭士禄和阮可强、华戈旦、韩铎、董茵，这五名最优秀的留学生一道，还有从国内选调来的另外35名优秀大学毕业生，被派往了莫斯科核动力学院核动力专业进修深造。就这样，彭士禄进入了新中国第一批核能专业的“核心团队”，开启了他后半生“天降大任”的研发国之重器的特殊征程。

陈赓大将问过彭士禄：“你知道反应堆、原子能、核动力是什么玩意儿吗？”彭士禄说，我只知道它是世界的尖端科技，挺厉害。”虽然彭士禄对这些“尖端科技”还近乎一无所知，但是对于从延安开始，就是一个“学习型”、“思想型”的优秀学子彭士禄来说，这些挑战又算得了什么？周恩来亲自指派彭士禄加入了国家第一批核能领域里的“核心团队”，可谓是高瞻远瞩，慧眼识珠。

在莫斯科核动力学院，彭士禄既是学生，还担任了中国留学生党支部的负责人，和肩负着中国跻身世界核大国未来重任的40名中国学子，在核反应堆、铀同位素分离、核材料，以及自动控制四个专业进行了刻苦的学习攻坚。

时值中苏关系的黄金岁月，彭士禄等41名中国学子，得到了苏联核动力领域里的巴基教授、索科娃教授等一大批大牌科学家的倾情真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莘莘学子们在莫斯科核动力学院，完成了核动力专业的20多门课程，包括量子力学、中子物理、反应堆物理、传热学、反应堆材料、反应堆控制学等。彭士禄这批学子，还参观见学了当时是全世界的第一座核电站——奥布灵思克石墨轻水堆核电站。彭士禄说，课堂上的学习和现地看到的实景，差距是很大的，获益太深了。

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全年的GDP总量不过是200亿左右的美元。除了支付巨大的国家建设投资，向苏联偿还朝鲜战争的军事借贷，还不惜血本，花巨资培养国家最短缺的核心建设人才。彭士禄听陈赓大将告诉他，为了你们这四十名核能学子，国家除了向苏方交付了高额培训费用，每一堂课的教学，中方还要单独向授课教授支付80卢布的教学补贴。陈赓大将告诉彭士禄，周总理说了，为了让你们能够学到真本领，就是每堂课800卢布、8000卢布也值！

为了不浪费这每一堂课的80卢布，彭士禄们也是拼命了。彭士禄晚年回忆说，留苏期间，我们从来没有在夜间12点前就寝过。我们要带回祖国的知识太多太多了，为祖国夺取知识制高点的劲头支撑着他们在“80卢布”的课堂上，很快全面掌握了反应堆的物理、热工、水力、控制、屏蔽等专业知识，并打下了坚实的、牢固的基础，为新中国的核动力事业即将启程，准备了基因优越的良种。

1957年11月17日，是彭士禄终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参加苏联10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毛主席和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杨尚昆等中央首长，在莫斯科列宁山的莫斯科大学，接见了2000名中国留学生。

在列宁山，毛主席发表了那篇令所有青年学子振奋不已的著名讲话。彭士禄说，毛主席对我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的前途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的殷殷期冀，让我们两千多中国学子激动地夜不能寐。在后来的学习进程中，我们每天都要背诵一遍毛主席给与我们的教诲和期盼，以此激励我们的奋进学习。

毛主席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五个月后的1958年4月，已经在苏联学习了7年的彭士禄，以各项课目全优的成绩完成了学业。返回北京后，彭士禄被分配到了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进入了研发国之重器的行列。这一年，彭士禄33岁。

四、为了走向海洋，却远离大海，“深潜”在了祖国大西南的深山峡谷。

彭士禄回来的正逢其时。1958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党中央毛主席很快就批复了这份绝密报告。自此，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列入了中央专委的重点项目，新中国的核潜艇的研发工作悄然启程了。

早在1957年10月，中苏两国在进行国防新技术谈判时，苏联就拒绝了向中国提供研制核潜艇的任何资料。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周总理、聂荣臻元帅提出了请苏方提供核潜艇技术援助时，赫鲁晓夫断然回绝，这个亮着光头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毛主席听说后，坚定地表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海军十分重视新型潜艇的研制。核动力和战略导弹的发展，使潜艇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1954年1月，世界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在美国建成，并进入美国海军大西洋舰队格罗顿潜艇部队的作战序列。1957年8月，苏联第一艘核潜艇“K—3”列宁共青号建成，进入了苏联海军北方舰队的作战序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向全世界亮出了“海上核肌肉”。

决意迎头赶上的中国，很快就做出了战略动作。其中，建立原子反应堆的任务，交给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原子能研究所。

1958年5月，刚刚回到国内已经新婚燕尔的彭士禄，没有休一天的婚假，即受命展开了核动力的研究工作。不久，被任命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核动力研究室的副主任。彭士禄定为技术6级工程师，相当于副教授，属于“副高”职称，因此只能暂时担任副主任。研究室主任一职，则是由钱三强所长兼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领导宣布彭士禄的任职决定时明确，核动力研究室的业务工作、行政工作和人事工作，皆由彭士禄全权负责。

不久，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为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国家国防尖端工程必须缩短战线。中央决定，先攻克原子弹和核导弹，核潜艇列入调整项目，保留骨干力量，从事资料准备和调研，为核潜艇重新全面上马做前期准备。

就这样，33岁的彭士禄，带领着研究室50多名同样年轻的新中国核能领域里的第一代拓荒者，在北京西部远郊区的房山县原新东路第19号——这个当时还不为世人所知的近乎隐秘的巨大院落里，悄无声息地开始了新中国核潜艇第一个研究课题的先期调研——如何建立陆上核反应堆。

整整三年的时间里，物资供应匮乏，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啃窝头，吃野菜，平均每人每个月只有五元钱科研经费的保障，彭士禄率领着团队，干着最尖端的核潜艇核动力研制工作的前期调研。

核潜艇的心脏是核动力装置，而核动力装置的内核是原子反应堆。因此，反应堆是核潜艇心脏的心脏。

核动力装置主要由核动力反应堆、一回路系统、二回路系统和船舶轴系等4个部分组成。较之陆上核反应堆，具有体积小，重量轻、耐冲击、耐振荡、耐摇摆、灵活性和安全可靠性高等特点。因此，研制核动力装置是研制核潜艇的关建，是技术复杂，难度大的核心系统工程。

经毛主席亲自签发批准的聂荣臻《关于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提出的分工，原子动力堆由第二机械工业部负责，二机部就把这项任务安排到原子能研究所。二机部部长刘杰向钱三强交代任务时说道：“今后你们原子能研究所的‘能’字，就在‘能’搞核潜艇动力的研究设计上。”

此时，中国在核潜艇建造技术方面所掌握的知识几乎为零，最初的资料就是5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的照片。那个时期无论是哪个国家，只要它有了核潜艇，就是“国家核

心机密”，肯定是要把你封锁住了。

经过整整三年的“自教自学”，搜集资料和专项课题前期调研等多方面的精心准备，1962年2月，彭士禄率领着他的年轻的工作团队，在核潜艇核动力装置论证的基础上，开始了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

1963年8月，中央决定，第二机械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与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的核潜艇研究室合并，列编在第七研究院的舰船动力研究所。彭士禄担任了副总工程师、副所长，并于1964年1月穿上了55式军装，并被授予技术中校军衔，进入了军队建制序列。

现在回想起来，对于从1939年起就参加了革命队伍，并且肩扛如此重大使命任务的彭士禄来说，这个中校军衔似乎低了一些。但是，彭士禄还是非常高兴地领命就职，他知道，中国的核潜艇核动力研制工作的攻坚战，发起总攻的时间不会太远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形势的好转，在苏联潜艇技术的基础上，我国自行研发的“033常规潜艇”建造成功，核潜艇研制迎来了曙光。

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召见彭士禄，劈头就问：“士禄，准备好了吗？”彭士禄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回答：“报告刘部长，设计方案、设备选型差不多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刘杰告诉彭士禄：“聂帅引爆了原子弹，回头就要上核潜艇工程。”彭士禄回答：“我们已经做了七年的准备，就等着首长的总攻命令了！”

核潜艇研制进入了国防建设的快车道，彭士禄力排众议，首先提出了“陆上模式堆和艇上模式堆同时并进”的方案，同步进行各种模拟实验，同时培训运行人员和维修人员。这样，在陆上建设模式堆的同时，也做好了艇上设备的订购，并在陆上模式堆实验成功后即刻在艇上安装。彭士禄当时提出的这个颇受争议的交叉并举的做法节约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和潜艇制造成本，至少把中国核潜艇下水的历史进程提前了整整三年的时间。

彭士禄回忆说，要不要建立陆上模式堆，遭到了一些人的强烈反对。这场“官司”，直接打到了中央高层，在周总理和聂老总的决断下，彭士禄打赢了决定核潜艇研制方向的“生死之战”。历史证明，彭士禄的选择是正确的。

彭士禄没有料到，他坚持建立陆上模式堆的意见被中央采纳了。但是，建设地点却定在了距离中国东部海域2000多公里的大西南地区。这个南辕北辙的操作，现在看来，一是符合毛主席关于建设“大三线”战略的总体安排，二是安全保密。彭士禄没有丝毫的犹豫，于1965年带着一个小小的工作班子来到了四川青衣河畔完成了先期工作展开。又是经过三年多时间的一番艰难准备，终于于1969年9月9日率领全部的科研团队，并带上了全部家属，乘坐着闷罐列车赶赴到了远离大海的峨眉山深处安营扎寨了。

五、决战之地——青衣河畔的“成都291信箱”。

“291信箱”，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研发之地——代号九O九基地，与外界保持连络的机密等级的通邮代码，为了保密，九O九基地门前的牌子是“中国四川水电研究所”。这里，就是彭士禄团队发起总攻的主战场。

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专委第11次会议，批准核潜艇研制工程“上马。7月15日，二机部上报“关于原子潜艇陆上模式堆建设地点的报告”。8月初，中央军委军委批示同意在四川建设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明确的原则是“自力更生，大力协同，在现实基础上争取先尽快突破核技术关建技术，解决潜艇核动力的有无问题”。

8月15日，周恩来再次召开中央专委会议，批准了第六机械工业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关于核潜艇建设地点和协调事项的专项报告，决定核潜艇分两步走，第一步先研制反潜鱼雷核潜艇，第二部再研究导弹核潜艇，并要求鱼雷核潜艇于1972年下水试航，同时进行核潜艇的陆上模式堆和海军核潜艇码头基地的建设。自此，中国的第一支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攻坚战役正式拉开帷幕。

熟料，一场文革风暴很快就猛烈冲击了这项核工程。不仅彭士禄和大批的科研工作者受到了造反派的批判，甚至这项工程的主帅聂荣臻都被打成了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在周总理的支持下，聂荣臻冒着被中央文革小组扣上“以生产压革命”的帽子，于1967年6月，在这个文革中的大批判和武斗肆虐的最高峰时期，硬是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核潜艇科研技术协调会。

聂帅说：“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批准，周总理直接抓的国防重点工程”，“这项工程工作量很大，协作面很广，一环扣一环，紧紧相接，每个部分的工作都要从大局出发，只能提前，不能拖后。困难是很多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克服解决。”

这个会议，成为了在文化大革命的逆境中，研制核潜艇工程的誓师大会。

当年8月30日，为了进一步应对西南地区武斗的高潮，以及全国各地区的相关院校和单位的“造反行动”对核潜艇研制工作产生的重大波及影响，经中央军委批准，聂帅亲自签发了关于确保核潜艇工程建设的《中央军委特别公函》。公函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以及有关院校和有关单位进行了特别告知：核潜艇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一个重要的国防尖端技术项目，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冲击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研究生产现场，不得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按时、保质、报量完成任务，确保核潜艇工程的研制进度。

有了《中央军委特别公函》这把尚方宝剑，彭士禄和他的工作团队，“躲在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在社会上“核潜艇工程是黑工程”，“核潜艇工程是以生产压革命”的一片喧嚣中，悄无声息地负重前行。

1968年3月，四川夹江的青衣河畔沉寂了几千年的深山峡谷，响起了震慑八方的喧腾之声。

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派跟随了他多年的秘书，第二机械工业部政治部副主任何谦，担任代号“九O九”工程建设的总指挥长；第二机械工业部从全国各地抽调了所属的三个建筑公司和安装公司的200名多工程技术人员，以及8000多名技术工人，还有奉中央军委命令成都军区派出的第50军149师一个加强步兵营的兵力，联袂参加工程建设。一个只有1500亩占地空间的大工地，瞬时云集了上万名众志成城的建设者。

与此同时，中央指派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张峰，担任了葫芦岛核潜艇基地工程建设的总指挥长，同时抽调了第六机械工业部和海军的有关领导，以及近万名工程建设的精兵强将，与青衣河畔的九O九工程建设同步展开。

这是何等的战略气派！在那个极其艰难的特殊历史岁月，为彭士禄和他的工作团队带来的激励和底气不言而喻。

1969年3月2日，中苏边境地区的珍宝岛，因苏军不断地越界挑衅引发了军事冲突。随着事件的不断升级，双方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屯兵百万，剑拔弩张。10月15日，根据毛主席关于“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了“为防止苏修突然袭击，首都地区实施紧急战备疏散，全军进入临战状态”的重大战略决策。10月18日，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林彪签发了“全军进入等级战备状态，三北地区作战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一号命令”。一时间，举国临战，引而不发。

刚刚在青衣河畔落脚的彭士禄和他率领的800多名科技人员，倍感时间紧迫，任务重大。彭士禄们昼夜兼程地展开了设备安装、调试，并同步开始了起堆前的各项实验工作。根据彭士禄的建议，又增建了1：1零功率试验装置和核动力装置控制系统联合调制试验室，以应对全尺寸的物理试验等一系列研究工作。

核潜艇建设的工作要素太多了，从研究室到施工现场，到处都留下了彭士禄穿梭忙碌的身影。但凡重大事项，都是亲历亲为，不怕麻烦，不惜气力。

有一次，由于工艺部件的差异，原料原件无法安装到位，彭士禄在现场指挥着工程技术人员连续熬了七个通宵，不断地修复改进，最终完成了设备安装，经现场测试符合技术标准。做完了一切，彭士禄竟然在测试现场睡着了。

1969年10月，核动力大厅进入安装阶段，近万台（件）的设备、管道、电缆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全部安装到位了。又经过一年时间的抢建，物理、热工水力、结构力学、化学、腐蚀材料、自动控制、仪表等十几个实验室也全部建成了。

用今天的认知审视昨天，如此重大重要的工程项目，竟然没有设立总工程师，可谓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因为文革开始，国家再也没有搞技术职称评定，年轻的却是老资格的彭士禄，只能挂着十一年“副教授”的技术身份，“小马拉着大车”，领衔担任了“九零九”工程项目的副总工程师。但是，周总理、聂帅和刘杰部长，却赋予了彭士禄在工程建设现地生杀予夺的大权，牢牢把控着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研制工作按着计划稳步推进。

一次，彭士禄在一份资料上看到了美国核潜艇动力主泵的片，文字说明它是全封闭的。彭士禄立即意识到，我们的核潜艇也必须的全封闭的，决不能漏一滴水。他旋即熬夜构思起全封闭主机的草图来。在当时，中国的机械工艺水平很难达到这样的技术质量要求。但是沈阳水泵厂和哈尔滨电机厂听说是核潜艇工程的项目，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大单，。彭士禄率领团队和厂方又进了反复的设计和技术攻关，终于把全封闭的水泵生产了出来。

但是，这个全封闭水泵的密闭外壳的焊接工艺水平，距图纸的设计要求有着明显差距，沈阳军区军代表局驻厂的军代表亮了红灯，坚决不予放行通过验收。彭士禄风尘仆仆赶到工厂，仔细检查了产品质量，听取了各方意见，表态说，过去的设计标准定得高了。这个全封闭水泵外表焊接的瑕疵，可以将主外壳的表层裂纹铲除，然后补焊、打磨，即可出厂。军代表问，“谁签字出厂？”彭士禄回答：“我签字，如果因技术问题被打成反革命，我一个人担了！”

新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1974年正式入列，到2000退役的26年间，艇上的全封闭水泵的质量完好，没有出一次故障！成竹在胸的彭士禄，胆大包天又心细如发，早就料到了这个结局！

彭士禄在组织进行核反应堆一回路压力设计时，发现之前方案的一个参数指标定为200个大气压，立即提出质疑。负责设计的技术人员说，这个参数引自苏联著名的核动力原子破冰船的资料。并说，这个参数不会错，都是教过你的苏联教授们设计的。彭士禄则斩钉截铁的说，我是总师，决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模式堆当儿戏轻易相信人家的参数。我认为这个参数就是不能用！因为不可靠！”

彭士禄态度如此坚决，是经过计算的。他的衣兜里，随身携带着一把计算尺。所有方案的计算数据，他都要亲自计算一遍，确保方案的万无一失。后又经过多次实验，为核反应堆选定了一个合理的大气压值。8个月后，苏联“列宁号”破冰船自己出来纠正，说美国杂志关于200个大气压力的报道是错误的。事实证明，彭士禄是正确的。

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在举步维艰中完成了最后的准备阶段。

1970年7月1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第十三次会议，专题研究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正式展开起堆运行问题。

叶剑英、王洪文、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以及参试的技术专家和工作人员悉数到会。

与会人员刚刚就坐，周恩来问道：“彭士禄来了没有？”彭士禄起身说道：“在”。周总理转身问叶帅：“你认识他吗？”叶帅，说道：“认识”。周恩来欣慰地说道：“孩子开始干大事了，我们可以告慰彭湃烈士了。”

在周恩来、叶剑英的坐镇掌控下，刚刚到中央工作的四人帮的主将王洪文未敢发难，中央第十三次专委会进行的很顺利。会议确定7月18日，在毛主席批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11周年纪念日的这一天，正式实施核潜艇原子能反应堆提升功率的启堆试验。周总理为起堆试验提出了“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的十六字工作方针。

临别前，周总理拉着彭士禄的手，特别叮嘱道：“小彭，你的祖母，是革命的祖母；你要记住，你是海丰人，你姓彭，你是彭湃的儿子，永远不要改名换姓！”

彭士禄一行离开人民大会堂赶赴到北京西郊机场，乘坐周总理的专机，返回大西南九O九基地的当日，就连夜展开了最后的攻坚准备。

上级通知，核原料元件已运抵火车站，请立即组织力量运回基地。熟料，整整一个车队的司机谁也不动，说是听说有放射性，怕沾染核辐射。彭士禄一言不发，直跳上了第一台汽车。司机们看到身先士卒的彭士禄坐在了头车，跟着彭士禄到火车站，把核原料拉了回来。

此前，彭士禄早就把行李卷搬到了安装大厅，亲自担任了模式堆安装突击小组的组长，在现场没日没夜地直接指挥着每一道工序的操作，身上足足减下了十几斤的分量。

1970年7月18日18时，现场总指挥彭士禄发出命令：“开堆！”电闸送上了神力，反应堆的功率开始慢慢提升——主蒸汽轮机的马力逐步增大。试验大厅安静的出奇，空气异常似乎凝固了一般，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

此时，周恩来总理在北京西花厅的办公室里，也在关注着大西南青衣河畔的起堆调试分分秒秒的每一步操作。

好事多磨。经过六天六夜的反复打磨、修订试验参数、处理技术故障，彭士禄在试验现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指挥若定，终于在7月26日，核动力装置正式开始向自身的发电机供电。又经过一个多月的试验磨合，8月30日，核动力装置开始了满功率运行，我国首次用原子能发电的历史时刻到来了！

大厅里瞬间掌声雷动，雀跃欢呼。待到大家回头再看看彭士禄，他已经俯身坐在一张硬凳上，竟然又一次地沉沉地睡着了——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国防科委、二机部、六机部的贺电雪片飞来，

彭士禄根本不曾知道的是，此时，他的10岁的儿子彭浩、8岁的女儿彭洁，早就因患重病躺在了基地医院。同样是疾病缠身，也同样坚持在试验现场的彭士禄的夫人马淑英，始终没有向彭士禄透露一个字！

陆上模式堆的试验一俟成功，彭士禄即刻率领团队转兵葫芦岛，剑指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实际调试。

前面谈到，根据彭士禄的意见，陆上模式堆和艇上核动力装置的建设同步进行，这个时候的时间进度和时间成本的优势充分显现了出来。所以，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彭士禄们就完成了艇上核动力装置的调试任务。

1971年5月1日，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副总设计师赵仁恺、黄玮禄、黄旭华站在葫芦岛码头，见证了他们的历史性作品——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试航。1974年8月1日，彭士禄再次携手赵仁恺、黄玮禄、黄旭华一道，还是站在葫芦岛码头，将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正式交给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至此，中国海军昂首进入了海洋核动力时代，开启了拱卫35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海上疆域，并最终突破岛链，走向深蓝的不朽航程。

“长征一号”正式入列不久，彭士禄大病一场。彭士禄幼年就留下了胃病的顽疾，这么多年来工作的超负荷运行，胃病愈发严重，胃部穿孔，彭士禄倒在了工作现场。海军领导机关迅即派出专机将医疗团队赶赴核潜艇试验基地，为彭士禄进行了胃部切除四分之三的手术。之后，才将彭士禄送回北京进行后续治疗。仅仅过去一个月，彭士禄再次现身在葫芦岛试验基地，继续开始了核潜艇调试收尾的紧张工作。

六、肩负四个“副部级”高官职务的“核电垦荒牛”。

1983年春节刚刚过去，已经58岁的彭士禄忽然接到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特殊任务。他匆匆来到深圳，站在了蓝色大亚湾。他面对刚刚起步，一片轰鸣的中国特区建设工地，胸襟浩荡，壮心不已。

几天前，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在深圳地区与香港合资建立100万千瓦超大型核动力发电站的请示报告。根据广东省委省政府的请托，邓小平亲自举荐彭士禄担任了建设大亚湾核电站的总指挥。

与当年研制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彭士禄以研究室副主任职务领衔出征，“小马拉大车”的情况不同的是，这一次，邓小平同志给了彭士禄“四把尚方宝剑”，任命彭士禄同时担任了四个“副部级”职务：1、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2、水利电力部党组副书记、3、中共广东省委常委；4、广东核电站建设总指挥部总指挥。

小平同志深谋远虑。他知道，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与特区建设的成败有着牵一发动而全身的重要关联，必须“核能先行”，为特区建设提供强劲的核电保障。小平同志“钦赐”彭士禄的这“四把尚方宝剑”，让彭士禄重权在握，可以顺畅地协调所有关联单位的工作事项，确保大亚湾核电站在建设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内耗，提高效益。这个让彭士禄独享殊荣的特殊职务安排，也彰显了党中央改革开放，高速度高质量搞好特区建设的战略决心。

其实，早在1973年，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尚在试航，彭士禄就受聘担任了中国第一个核电站——“728”秦山核电站工程建设的总顾问。时逢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时期，权势滔天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把持着秦山核电站建设命脉。彭士禄一到任，就打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个“横炮”，对拟上报的“熔盐堆”方案提出质疑，坚决支持了大部分科研人员提出的建设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的方案。在周恩来总理的决策下，上海秦山核电站工程，采用了“压水堆”方案，最终顺利竣工发电，支撑了华东地区的建设需求。

1983年2月，彭士禄率领着他研制核潜艇工作团队的“十大金刚”昝云龙、张金鳞、郭天觉、沈俊雄、魏书斌、刘国健、沈抗、王有信、赵嘉瑞和顾德明站在了大亚湾核电工程的历史大平台上。彭士禄的这个大亚湾工程的核心团队，后来都成为了中国核电事业的风云人物。

彭士禄交代工作团队立即办四件事：一是尽快将引进国外大型核电技术选型及计划内容确定下来；二是完成广东建设核电站统筹计划进度表；三是把与外商谈的计划内容确定下来；四是找有关方面组织人员尽快为核电站选址，尽快定出筹建组织及要求。

彭士禄要在中国南方边地的这张白白的素描纸上，泼洒出一张雄伟壮观的中国山水画——大亚湾核电站。

彭士禄和他的“十大金刚”，都是研制核潜艇和“728”秦山核电站工程的亲历者，他们用“深圳速度”迅速做出了几项重大决策：1、确定了广东核电站建设指挥部的组织构架和指挥体系；2、选择了法国最新一代“M310型”做为中国第一座商用核电站选型；3、把大亚湾核电站前期工程、选址、土石方工程定为两年时间，起点为1984年4月1日，正式工程工期为60个月，按这个时间顺序计划工作；5、聘请美国、欧洲的工程顾问公司，对工程价格、计划、招标规范书等提出建议；6、迅速在广东大鹏、大亚湾，以及深圳、惠州地区展开选址考察；7、决定将广东核电站建设指挥部设在深圳特区，让中国第一座超大型核电站享受特区优惠政策。8、支持原广东省电力局与香港中华电力公司商谈合资协议。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在医院的病榻上拉着彭士禄的手说出了“千言万语，千难万险，千辛万苦，千方万计”四句话，表达了对建成核电站的殷切厚望。

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叶选平，对他延安时期的“发小”彭士禄的支持更是全力以赴。他不仅认真研究审阅了核电站工程计划，还陪着彭士禄多处现地勘选建设地址。在讨论这个耗资数百亿资金的合资企业，由谁来当总经理的时候，他专门征求了彭士禄的意见，支持了更有经验的外籍职业经理人出任了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一职。为提升改革开放的中国形象，为大亚湾核电站的顺利供电，增添了举足轻重的筹码。

为了支持彭士禄顺利展开工作，广东省委省政府任命广东省负责基建项目的副省长刘俊杰兼任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工程的副总指挥，为核电基建工程保驾护航。在刘俊杰的强势支持下，大亚湾核电站的选址、拆迁和基建都异常顺利。当时在建设工地和坊间，就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彭刘大军，立马横刀。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大鹏展翅，冲上云霄”。

彭士禄到任之前，广东省电力局拿出了4个选址方案。彭士禄进入情况后，迅即展开实地考察。最后，权衡利弊，拍板确定了核电站地址定在了大亚湾。彭士禄说：“选择在大亚湾建设核电站的优势是地处深圳与香港之间，距深圳40公里，距香港50公里；因为大亚湾紧靠陆地，海水平静，冷却水源充足，淡水来源亦也丰富；岸边陆地较为平缓，便于施工；区域内只有几十户村民，也便于拆迁，实施移民工程。彭士禄特别强调，选择在大亚湾最重要的是，大亚湾一带的地址构造非常好，几百年来都没有发生过地质灾害的历史记载。

选定在大亚湾建设核电站方案报请国务院批准后，彭士禄立刻组织了颇具前瞻性的总图设计。首先，彭士禄与同意转让核电技术的法国专家进行谈判，，让他们做了4台发电机组的总图设计，并按着这个体量展开征地，进行“四通一平”；后又经过努力，让香港方面的投资商看到了核电站广阔的商业前景，在投资两台核电机组的基础上，又追加投资建设了两台核电机组。

多年后，彭士禄再次走进了大亚湾核电站，陪同彭士禄参观的广东省的领导十分感慨地说道：“彭总眼光远，胆魄大，在当时国家还没有立项的情况下，就毫不犹豫地决定立即征地，进行“四通一平”工程，而且没有遗留任何问题，为我们后来的特区工作，留下了一个永远不可复制的经典！”事实也是如此。正是这个“深圳速度”，大亚湾核电工程建设费用，仅征地一项，就节约了三年后地价的五分之四！

在后来一年多的时间里，彭士禄在建设大亚湾核电站工程的实践中，独创了一门“三大控制理论”，即：投资控制，进度控制和质量控制。并建立了一套工作数学模型。通过这个数学模型，彭士禄让每一位建设者都知道了，大亚湾核电站，每耽误一天的工期就会损失100万美元！以此告诫和警示所有的建设者们，万万不可懈怠，努力干好每一天。

1985年4月，大亚湾核电工程建设已经按着彭士禄的设计蓝图全面铺开，一个重大历史拐点却再一次出现在了彭士禄的面前。由第二机械工业部改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工业部，下达了一个新的任务，请彭士禄挂帅担纲，上马秦山核电站第二期工程。

彭士禄属牛，刚刚迎来了他人生的甲子。为了建设这个完全由国家自主研发的民族品牌核电站，彭士禄好像一头浑身是劲儿的“垦荒牛”，不用扬鞭自奋蹄，又一次地挥戈转兵，披挂上阵了。

七、让民族品牌的核电工程，屹立在祖国的东海之滨。

一切来得有些突然。踌躇满志的彭士禄本以为在大亚湾核电站竣工之后，就可以为自己的核能人生画上圆满句号的时候，却始料不及地接手了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

秦山，坐落在东海之滨杭州湾的入海口。秦山二期核电站工程，时值国家固定资产投资体制改革之时，是国家改革试点的重点项目。工程上马之初，拟计划引进外国的核电站，与日本、西德谈了一年多无果。彭士禄遂向国务院提出了“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新思路。国务院当即批复同意。并且根据彭士禄提出的国情现状建议，确定了秦山核电站的装机容量为两台60万千瓦。

有了深圳大亚湾核电工程的经验，彭士禄对秦山核电工程建设的组织与实施提出了三大建议：一是确定在杨柳山建秦山二期核电站；二是提出建设与运营秦山核电站，必须建立股份制，实行董事会制；三是提出了业主负责制、招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从而使秦山二期工程刚刚起步，就与中央刚刚提出的向市场化转型的要求进行了接轨。

秦山二期工程投资总额148亿人民币。国务院明确告知，没那么多钱，要自筹资金。彭士禄就带领工作班子，一个星期昼夜兼程地跑了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商请三省一市共同投资建设秦山二期工程。在后来的联席会上，彭士禄提出，秦山二期建设投资实行股份制，谁投资谁获益。将来核电站发电了，一定会以最优惠的价格卖给他们用电，同时，每年还能分到股份红利。

在彭士禄的执着游说下，几个省市都当了投资股东。安徽省当时最困难，参入了百分之一的股份。30多年过去了，安徽省说，我们吃大亏了。如果早知道核电发展的这么好，建成后的红利这么大，能让我们发这么大的财，当初我们再穷也要投资百分之五以上啊！

1986年12月8日，彭士禄向在核工业部的基础上新改组成立的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提交了《关于秦山二期工程筹资问题》的报告。在核工业总公司的积极推动下，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华北电力公司，与浙江电力开发公司、申能（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上海市共同出资，成立了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为这一项目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党组任命彭士禄担任了秦山二期核电工程董事长。

秦山二期核电站是民族核电站的排头兵。在彭士禄的掌控下，秦山二期完成了一系列自主化的设计与建设。让中国以自己的核电科技能力加入了世界核电行列中，不仅彰显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更是我们国家自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之后完全自主研发和建设的又一个国家级的重大项目。

秦山核电二期工程的1、2号机组先后于1996年6月2日，1997年3月23日开工，两台机组采用压水堆型，经过8年的建设，分别于2002年4月15日，2004年5月3日投入商业运营，实现了自主建设大型商用核电站的重大历史跨越。

2002年6月23日，胡锦涛同志视察秦山核电站时指出：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建设秦山核电站、发展我国民族核电的战略决策是英明的、正确的，也表明我国的核电建设队伍是一支勇于开拓、自觉奉献、能打胜仗的好队伍。

2003年2月9日，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视察了秦山核电基地。习近平同志对秦山核电基地的建设者们亦也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今年，公元2025年是彭士禄百年诞辰。我们在历史的瞬间中细细寻觅，这位在人世间96年生命进程中的历史人物，出演了太多的太多的人间舞台角色，承载了太多太多的人间悲喜剧，彭士禄，对祖国，对人民做出了太多太多的贡献。

他是一个小孤儿、小佣人、小囚犯、小乞丐；他还是小游击战士、模范学生、模范护士、优秀留学生、翻译专家、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院副院长；后来，他还当上了副部长、总设计师、董事长、核动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演绎的每一个人生角色或悲伤，或感奋，都是如此的生动真实，都能够吸引每一位旁观者的眼球，亦足以感动整个中国！而他不朽的贡献，就是为中国跻身世界核大国，打造了出来的中国海军的第一代核潜艇，以及大亚湾和秦山核电站，还有让中国屹立东方的一个不朽的核能事业，彭士禄无愧是祖国的赤诚之子！

林林总总，挂一漏万的写了这些，全当是为我们的时代楷模，国家大英雄，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士禄撰写的百年祭文，谨此住笔。

2025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