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飞”系列小说，与评论家许见军的对话

就“飞”系列小说，与评论家许见军的对话

许见军，男，讲师，文学评论家，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西文艺理论。学识渊博，见解独到，文艺理论素养深厚，作品在各大报刊发表。近来有幸蒙他关注和指教，就我的“飞”系列小说展开一场简短的对话，令我受益匪浅，收获颇丰。在此致以深谢。

评论家许见军：清代诗人袁枚曾说：“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对这句话你如何理解？

李春松：我不是写诗的，我不可以妄谈诗中的“我”乃至“非我”。不过写作体验是相通的，我可以用我的小说、散文写作并结合诗歌来简单谈谈“我”的问题。袁枚说的“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根源于他的性灵说，据我的理解，性灵说主要有三层意思：一层是说诗要真诚，要发自自我的性情，而不是虚伪的；二层是诗要新，要自出机杼，诗中要有独特的我，而不是平庸的相同的我，要有创新，否则就是“剿袭敷衍”，即人云亦云、鹦鹉学舌了；三层是要有悟性、有灵感，就是直觉要好，天分要高。当然我的这三层理解，都首先是从诗出发的。不过前两层也适用于小说，就是说小说也要真诚，更要创新。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作者必须真诚，作者的生活经验、话语体系和写作模式也必须真诚，否则看起来就很虚假，不能打动人。至于第三层所谓的悟性、灵感之类的，小说也需要，但似乎可以更多地靠后天勤奋习得；而诗歌虽然也可以后天练就，但似乎天分和诗才更重要，尤其是精妙的诗歌。散文大体和小说相当。

评论家许见军：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不仅诗歌中有“我”，散文、戏剧、小说等文学作品都应该有“我”，简而言之，就应该是文学有“我”。

李春松：对的。所有文学样式中都必须或者应该有“我”。没有“我”的文学创作就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生气和活力的，更是没有感染力的。有些作品看似是虚构或者并非写自己，但其实是作者本人的“我”在主导一切，他笔下所有的文字都体现他的意图、旨趣、风格和追求，没有人欺骗得了自己。你是什么风格，你就只能写出什么样的格调；你是什么样的水平，你就只能呈现出什么样的水准。你不具备曹雪芹的高超技艺，你达不到托尔斯泰的深邃境界，你就永远写不出他们那样的作品。这是肯定的。

评论家许见军：既然文学有“我”，那么这个“我”的确切内涵是什么？

李春松：这个“我”就是文学的灵魂。你也可以称之为格调、旨趣、旨归或者主宰。甚至也可以称为文学的“气”。“我”就是文学的这股“气”，永远充盈弥散在字里文间，也许肉眼看不见，但一旦没有这股气，文学就会散架，所有的文字就都是一堆废物和垃圾。

评论家许见军：文学中的“我”与哲学、心理学上说的“我”有何区别与联系？

    李春松：文学中的“我”是作品的代言人，为作者的思想发话；哲学中的“我”是世界的主体，是纯粹的“我”，是高尚的“我”，具有俯视众生的气势；而心理学上的“我”有三个层次，一是本我，二是自我，三是超我。本我，是具有动物属性的我，是原始欲望自然表现，就是自己的真实面目，心底里最见不得光的东西比方说自私、欲望等；自我，是具有社会属性的我，是自己意识的存在和觉醒，就是自己的表面面目；超我，则是社会行为准则及形成的禁忌，是自我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孤独的我，是博爱的我，是信仰中的我，是完善的我，是理想的我。本我追求愉悦，自我追求现实，而超我追求完美。文学中的“我”未必是世界的主体和统帅，有时很卑微甚至很猥琐；心理学中的“我”划分层次多样，可大可小，可抽象可具象，可崇高可卑贱。但他们三者都来自于现实，都是对现实的关照，虽表现不一，但都与说话人自己有关。离开了自己，他们都不存在。

评论家许见军：文学中有“非我”吗？如果有，文学中的“我”与“非我”该如何理解？如果没有，文学中的“我”有何特征？

李春松：文学中的确存在“非我”，尽管有些人不承认，或意识不到。文学中的“我”即是作品发言人和作者思想发话者，而文学中的“非我”指感性自然及整个世界。“非我”虽然反对“我”，但却并非积极地反对“我”其中可能就有我，不像“无我”是完全地反对“我”。作家比演员其实更困难更复杂，他必须对他笔下的所有角色至少主要几个角色了如指掌，还必须钻进每一个角色的灵魂深处来一番探索，洞幽烛微，把他们各自的隐蔽的内心秘奥、精神品格以及各种外部特征活灵活现地揭示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在不断地体验着“我”的境遇，同时也在不断变换着“非我”的客观内容，对象即角色变了，对象之外的世界即“非我”也在不断变化，因为作家并非冷冰冰地对现实世界进行关照。

评论家许见军：“我”与文学创作有何关系？

李春松：前面说了，“我”是文学作品的代言人，为作者的思想发话，是文学的灵魂。你也可以称之为格调、旨趣、旨归或者主宰。甚至也可以称为文学的“气”。“我”就是文学的这股“气”，永远充盈弥散在字里文间，也许肉眼看不见，但一旦没有这股气，文学就会散架，所有的文字就都是一堆废物和垃圾。当然，“我”与作品的关系是互相消长的，“我”强大，即使卑微低贱也要十分强大，如此作品才会优秀；若“我”士气不振，形象模糊，力有不逮，作品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当然，“我”的强大与否，与作品主人即作者也有密切关系，作者技术高超精神饱满思维清晰头脑灵活才会写出好作品才会有强大的“我”站立起来，反之作者技艺低劣头脑糊涂精神失常思维混乱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不过，作者的强大与否与“我”的强大与否并非一一照应关系。

    评论家许见军：我们可以举例来探讨一下文学中的“我”与创作之间的关系，比如鲁迅、曹雪芹、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等人的文学创作。

李春松：鲁迅、曹雪芹、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等人的文学创作中的“我”都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作者思想和智慧的结晶。只不过，鲁迅笔下的“我”比如狂人比如阿Q比如祥林嫂比如孔乙己比如闰土等等大都是小人物形象和受压迫者形象，这是由作家鲁迅的精神力场和关注点决定的。而曹雪芹笔下的“我”如贾宝玉和林黛玉等封建公子小姐形象，则主要是由曹雪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境界决定的。巴尔扎克笔下的“我”如葛朗台老头的贪财悭吝，于洛将军的嗜色如命，高老头的盲目的父爱，贝姨的顽强的报复心，勃里杜的冷酷粗暴，邦斯舅舅的贪食等等，都具有偏执狂的性质，这与巴尔扎克观察社会十分精细甚至妙到毫巅不无关系。而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我”如娜塔莎·罗斯托娃、安娜·卡列尼娜、卡秋莎·玛丝洛娃以及《安娜·卡列尼娜》具有作者影子的列文一个人物形象都可视为文学中的“我”，只不过列文这个“我”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个“我”是不同的，就像《红楼梦》中贾宝玉这个“我”和林黛玉这个“我”是不同的一样，作家抱着巨大的深邃的思想和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深入到两个不同的“我”的灵魂中去探索，方才写出如此震撼历史的杰作。《红楼梦》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两个“我”互相关照，但女主人的“我”主要是去体验去对这个世界发出控诉，而男主人的“我”则主要负责去体察，去思考，去感同身受，去见证生活，去佐证历史，然后去记录，去抒写。这就是伟大作家的特质。

    评论家许见军：再进一步探讨，文学作品中的“我”又该如何理解？

李春松：如果进一步探讨的话，文学作品中的“我”就是历史的在场，生活的现场。他负责对历史把脉，对现实进行关照。他是作者对历史和现实声音的回声。

    评论家许见军：比如《诗经》中的“我”是怎么样的？

李春松：《诗经》是个宏大的文集，其中的“我”千姿百态，不好一一细说。但有个根本的“我”存在，就是对民风世俗的反映和抒写，然后作为施政参考。所以不论兴观群怨也好，还是风雅颂也罢，都不要过激，正如孔子所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还说“温柔敦厚，诗教也”（即以为诗经使人读后有澄清心灵的功效，作为教化的工具实为最佳良策），孟子也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就是说要注意思想，不要只顾文采和修辞。所以你看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幅美丽景象，也有反映现实悲惨遭遇的，但都不显得过激。所以《诗经》中的“我”总体来说是自由的，但也是带着镣铐跳舞的自由；是想呐喊的，但也总是受限制的。

    评论家许见军：如果拿现当代文学作品来看，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我”又是怎样的？

李春松：上面提到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我”是受压迫者形象，这里稍微详细说一下。《狂人日记》中的“我”很特别，虽然很卑微很压抑，但却看穿了几千年中国历史册页里透出来的杀人的本质，这说明狂人不单是狂，也是一个有思想有眼光有觉醒的人。如果这就是狂人的定义的话，那么作者鲁迅无疑也是一个“狂人”。而且更狂的是，狂人不仅看出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本质，更是疾声呼喊了出来，说明“我”的确忍不住了。狂就狂到家吧，说明迫害狂、癫痫狂都只是托辞，思想里的压抑和爆发才是根本！

    评论家许见军：如果让你回忆你的创作生活，那么你是怎么看待你的文学创作？比如你的短篇小说《轻声飞过罗马史》。

李春松：要说我的文学创作，简单说就是“我”与“非我”乃至“本我”对抗从而希望达至超我的过程。就拿《轻声飞过罗曼史》来说吧，主人公罗曼就是“我”，带着父亲的希冀来到城市，城市的光鲜亮丽让罗曼爱上了它。自己也开始追逐时尚，喜欢漂亮。这就是“我”，或者就是“自我”；但真正的“本我”却无法拒绝城市的诱惑，开始沉沦，并自以为乐，甚至连父亲的忠告也如耳旁风。但很快觉醒，于是开始和“本我”抗争，想要走出沉迷的自己。不过巨大的社会漩涡和暗流很快将“我”裹挟进去，想要对抗也丝毫无力，这时就是与整个世界的“非我”对抗，尽管结局以失败告终，但最终还是如愿以偿地回到了自己宁静祥和的村庄。

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我作为小说的作者，作为男性，却要以女性的视角去展开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是一种对“非我”的挑战，因为我不可能做到和女性的眼光一模一样，但又希望没有差错，至少希望呈现出来的世界没有差错。当然以女性身份展开叙述，并非我的“本我”，不过我却愿意在某个特定时刻做出这样的假设，假设这个假设成立，那么就是挑战“本我”，暗地里希望以异性的眼光来认识一下世界。须得说明，这只是为了写作方便的假设，至于假设成不成立，其实都没有关系。

当然说实话，通过这样的小说创作，我希望达到“超我”的境界，至少是我的“超我”，尽管不可能或遥不可及。简单地说，这个“超我”就是小说的完善和理想状态。这是个长期的过程。不过即使放诸此篇小说而言，还是略显单薄。所以丰富社会阅历，提高表现力是非常重要的。

谁来拯救我狂跳的心

——略谈作家李春松的“飞”系列小说

许见军

刚接触作家李春松的小说，就给了我一种无可名状的惊奇，这种感觉犹如一瞬间遭了电击似的，毛孔收缩，头皮发麻，不知所措。在读完了他的所有“飞”系列小说之后，我还沉浸在这种以前我的阅读经验从没有过的审美体验中。

很明显，这些作品，从传统的小说趣味来看，李春松勾画的故事并没有新奇之处，既不离奇，也不曲折。但这些并不是他的着力处，而他所想传达的是他的一颗狂跳不止的心，否则其作品将不会显示他的存在，而且是活生生的存在，不是石头般的死物。

其中，《轻声飞过罗曼史》便是一个很好的实验之作。在这部小说中，李春松巧借主人公罗曼之口，狂哮社会现实的残酷与不公，其力量好像大海的涨潮一般，可以吞没一切阻碍物。罗曼初恋失败，加上学习成绩不好，自然一毕业即失业。这种打击，对于一个刚刚走出校园，还沉浸在象牙塔的校园生活的幻想之中的花季女子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把她紧紧地压伏在冰冷的大地上，她喘着粗气，艰难地行走在“立人”的道路上，但只觉四围被滂沱大雨所包围和冲刷，看不见自己的希望，充满无尽地迷惑。因此，她奋力地呼喊，“我开始仇恨这个社会，仇恨叶准，仇恨男人。”呼喊又有什么用呢？这种痛楚与孤苦无助，只有自己去承担和医治，所以她要读《天猎》的怪书，连续几天几夜的睡觉，然后又无奈地离开这座使她遍体鳞伤的城市，重新到另一个城市去寻找生的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李春松使用了类似排比的句式，而且都以第一人称“我”来行动。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个“我”看作为主人公罗曼所设的文学处境，那显然是简单化了作者的用心，其实这个“我”早已渗透了作者的生命体验，也呈现出作者不幸青春的艰难处境。作者早年的求学生涯几乎如主人公罗曼完全一致，充满了悲幸。

不仅如此，李春松为了传达他内心的不安与焦虑，他还故意借用了传统文学中的肉体死亡而灵魂不死的结构来显示他的痛苦不安的心。主人公罗曼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在杀死丑恶不堪的王总之后，自己也被大卡车所碾杀之死。但至此，“我”重新恢复了一个光明正大的、有尊严和自由的人，所以，“但我记得，我叫罗曼。”读者读到此，切不可把罗曼的名字轻易地滑过，这恰恰是作者的深意所在。因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早就有“名不正，言不顺”的古训，所以必须正名，名正之后，言自然就顺理而成。

这自然而然地就过渡到罗曼的灵魂复活，这种复活是一个真正人的立于世，而不是苟延残喘地无尊严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既显示出作者的深广同情，不愿她就这么过早地离去，又显示了他的意志——人的价值与尊严才是人的安身立命之处，其余皆如浮云，不足为道。

当然，李春松的复活主人公，不像托尔斯泰的作品复活，只有宗教般地无限深切同情与仁慈，经过现代文化洗礼的作者，更多地拥有着生命的不同体验与深广思考。他毫不犹豫地拿起他的辛辣之笔，像鲁迅一样，幻化成一把把寒光闪闪的利剑，投向他的敌人，无情地嘲笑、奚落他们，所以，我们才能看到罗曼飞到她曾经所租住的屋子，聆听到包租婆对她的恶语中伤，也看到其初恋情人叶准的落魄和被其老婆的数落。然后又看到第二个情人徐亮的无耻的险恶用心，虽衣冠楚楚，金钱无数，却做着狗男女的勾当。

丑恶的照样丑恶，无尽无休地啃食着人间。拥有一颗善良和正义之心的罗曼，终于看不下去，“我看得怒火中烧”，然后,“我迅速地飞走了。我突然感觉这个世界尤其是城市离自己的愿望越来越远。我觉得城市里不值得我待下去了，于是想到老家的父母和弟弟。”

很明显，受过城市创痛的李春松，仍然相信农村的纯朴与善良，家才是受伤人的避风港，亲人才是受伤人的安慰与拯救者，所以罗曼回到了自己在农村的家，从弟弟的身上找到了“我”的希望，一个真正人的前途，此时，她的心终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平和，获得了彻底的解脱：“我在村子的草地上，幸福地睡着了。……在睡梦中，我对父亲说，爸爸，我的名字叫罗曼，从来没更改过。”

这就是李春松小说的新奇与实验之处，里面渗透着作者的清醒与理智，显示出作者的创作不是一时冲动而写成的，而是有着长久的酝酿与深度的思考，思想就像一根有力的钢丝绳，紧紧地吸附着柔弱无形的文字，在他的“飞”系列的其它小说《2080，天使飞过》《飞跃解放碑》《浅浅飞上天》作品中也都能找到这种痕迹。

李春松，作家，小说家。

李春松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