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文谭·小品文三帖（【美国】刘荒田）

刘荒田，原籍广东台山市。老三届知青，教师，公务员。1980年从家乡移居美国。在旧金山一边打工，一边笔耕。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专写散文、随笔。在小品文方面用力较多，已写数千篇。着重表现大陆新移民在海外的生存状态和情怀。迄今在中国大陆出版散文随笔集40种。2009年以《刘荒田美国笔记》一书获首届“中山杯”全球华侨文学奖散文类“最佳作品奖”。2013年，获北美《世界华人周刊》、华人网络电视台所颁“2012年度世界华文成就奖”，2015年获“新移民文学笔会”“创作成就奖”。2011年，以散文《一起老去是如此美妙》获新疆“爱情亲情散文大赛”第一名。获《山东文学》杂志2015年度“优秀作品奖（散文第一名）。2018年，小品文集《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入围“羊城晚报”主办的“花地文学奖”（散文类）。《读者》杂志签约作家。名列2017和2018年三大文摘杂志（《读者》《青年文摘》《特别关注》）“最受欢迎的报纸作者”。2021年，《读者》杂志为创刊四十周年推出的“签约作家丛书”，收入刘荒田自选集《找到“对的”自己》。任旧金山“美华文协”会长两届（2004-2008），现任该会荣誉会长。曾任《美华文学》杂志执行主编。

等待自己

在一个名叫“短诗经典”的公众号，读到一首《遥望》（刘年作），开头两句如针，刺得我一下子跳起来：“常在窗口，一动不动/ 我在等我自己。”读时是向晚，伫立窗前，远处的太平洋，日头沉稳地下台，浪花有一搭没一搭地涌起。“等我自己”这诗句把我“等”到了，有如“一动不动”的海平线接住必然归来的老太阳。

思绪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那个夏天的一个拂晓，我挥别村头碉楼黑黢黢的巨影，拖家拉口，飞到太平洋彼岸。自此，祖屋不但留下我的藏书、读书笔记、笨拙的少作，以及所有用具、衣物，还有一个虚拟的“我”——定格于32岁，不肯再老的文学青年。位置不变，坐在北厢房出国前惯常坐的书桌前。书桌和扶手椅，是早年祖父母在墟镇开的文具店，开张之际亲友们联名送的。桌子左下角刻下十多个人名。那个“我”与另一国度的“我”并存，分别仅在后者变老。一直隐隐感到故土有某种形上的“东西”等待，可惜形象模糊，难以确指是“什么”，读诗后恍然悟及，

移民四十多年间，我多次还乡，打开祖屋用三重粗锁链拴紧的坤甸大门，从刺鼻的霉气和重重蛛网中穿过，我必然见到久违的“我”。书桌和扶手椅早已朽坏，搬走，“我”却坐在虚拟的老地方——一张用细铁线扎紧四条腿的带扶手藤椅。

两个“我”对视。留守的“我”一头黑发，上身，港货“的确凉”衬衫，介砖地上一双人字拖。《遥望》中回归的“我”是残缺的，“只回来一部分”。于我亦然。这乃是自然规律，每一次两个“自己”重逢时盘点灵魂，都发现多多少少地丢失贵重之物。大部分于消逝的岁月化为工资支票，为养育儿女、支付房屋抵押贷款、日常开销耗去。所幸早期的诗和中年后的散文、随笔，抄在笔记簿，让它们与祖屋里的少作相会，进而连接成一条文学的生命线。两个“我”相逢，无所谓亏欠、负疚，前一个和后一个对照，激情对沉稳，浅薄对深沉，纯真对狡猾，坐井观天对一览众山，纯正乡音对中英夹杂，雄姿英发对垂垂老矣……

《遥望》一诗里，没让等候中的“我”看到的，是“敏捷、活泼的那一部分”，它们“还在昆仑山和藏羚羊们，寻找苔藓和雪水”。至于我，换来的是人格被腐蚀、矮化的悲哀。一位在西餐馆当侍应生的洋人，多次对我慨叹：费尽心机，讨好客人，还耍尽心计，以“同一账单用多次”的手法骗钱，天天口袋里塞着现金，拖着灌了铅一般的两腿走进亲人早已入睡的家，叹一声：唉，好事坏事干遍，不就为这个家吗？这逻辑不含反省，显然是违反道德的混帐话。它从侧面透露，人生的进行必混杂沦丧、出卖、贪婪、放纵，这些并非杂音，而是掺进内核的因素。于我如何？两个“我”见面时，彼此敢不敢袒露丑陋，一如还乡金山客显摆“衣锦”？

前一个对后一个，最感欣慰的就是分别。不走出去，何以获取自由？无自由，何来快意的书写？设若滞留乡间，等候更是子虚。等候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让人有所寄托，有所顾忌。

再想下去，游子永恒的乡愁，其终极旨归不就是留在原地的“自己”吗？有早年的照片更好，没有也行，只要你不执意与旧日之我切割。一如古典的乡思有慈母依闾远望风雪中的村路，一如当樵夫时摔倒在山路，丢失的带血的牙齿想念牙床，必须有一个“旧我”等候“新我”。

此刻，老年的“我”回到知青年代，读了《出了象牙之塔》后，亢奋无比，天天早睡，凌晨三点起床，点亮小号煤油灯，诵读《离骚》。近六时，玻璃窗外，漆黑的天宇有了动静，先前透过星星的小洞漏出的光亮膨胀，成为普照宇宙的大光明。我站起来，贴近窗前洒满的晨曦，高声念“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窗前观雨

上午十点多，从书房踱到客厅的落地窗前，本意是看看停在门前马路旁的奥迪开走没，若然，便把自己的车子移过来。今晨去健康中心游泳，回来时门前这一车位归奥迪，我只好停在远处。

雨不大也不小。两个小时前从健康中心离开，雨势也是这般。走出跑步机声隆隆的大楼时，雨丝迫不及待地扑在老脸，想起张志和《渔歌子》中的名句：“斜风细雨不须归”，嘲笑自己的畏缩。旋即记起此句之前的“青箬笠，绿蓑衣”，人家有的是雨具，从头到身都给遮蔽，只是笨重些，遂释然。此刻，去街上挪车，回来必须换棉上衣和裤子，手续太多。

主意没拿定，一辆黄色斗车开过来，在门前停下。知道它要干什么。已有好几个月，街对面绿化带一侧的马路，被承接市政工程的公司用来储存铺马路的沥青沙和杂七杂八的材料，加上卡车、斗车、交通标志，成了它的半租界。幸亏奥迪知趣，及早开走。不然，铲车在这里够狼狈，不是绝对无法操作，而是要费很多手脚，穿带荧光浅绿色工作服的司机要前后左右一点点地拨动方向盘。至此，本要回书房码字，一想，坐对电脑也没什么灵感，干脆在靠窗的按摩椅上坐下，开动，按摩小腿和背部，同时，观察雨里的动态。

一辆卡车从北端开来，停在离沥青沙堆不远处。铲车司机下车，走近卡车。卡车司机也下来，两个人站在沥青沙堆旁说话。隔得太远，听不到，然而可断定其话题，可以是女人、电影、脱衣舞、两个小时后的午餐去哪里解决，唯独不是眼前的活计。他们的时薪至少三十五块，口舌所费的每一分钟至少值五毛钱。聊够了，铲车司机把围着沥青沙的围栏移开，回到驾驶座，开动铲车，把湿漉漉的黑色沥青沙铲起，开到卡车后部，将斗的开口移向下方，抖了几下，卸掉沥青沙。如此三番。地上的沙堆不见了，只在绿化带的边缘留下一些。以为两条大汉会用铲子将沥青砂归堆，再用铲车搬进卡车。希望他们这样干。这一段路的停车位被他们霸占，导致诸多不便。日落大道的工程到尾声，他们要清理这里了。可是不，铲车开走，卡车也开走了。

我没走。在按摩椅上发呆。雨毫不理会我的感觉，慢条斯理地下。街上的积水，大滩小滩，映着浅色天空和花旗松的枝丫。鸟都不飞了。我自问，坐着干嘛？无事可干。那你能不能逼出一篇狗屁文章？不敢回答？微言大义这等力图从雨网逃逸的思维，统统是子虚。

那就与雨对视吧！雨没下多天，害得人们拟定计划时忘记天气。原订星期天在屋仑市唐人街茶楼雅座的聚会只好取消。由此想到联想的必要。对联想，鲁迅曾予肆意嘲讽：“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其实，举一反三正是思维敏锐的表征。女人据以自傲的直觉，不过是省略联想的中间阶段而已——套鲁迅的话，即“一见白袖子立刻想到私生子”。我四十多年前的一位同事，是从韩国来的中年女子，她嫁给一驻扎在南韩基地的黑人士兵，后来随夫定居旧金山，生下三个黑不溜秋的女儿。女儿上中学时头一次交上男友。当妈只要求女儿去约会时带上避孕套，并详细教会用法。

从雨出发的联想，“跃进”与否均有不止一条路径。诸如：雨——临湖的葵篷——喝茶，听雨——得诗。雨——驾车上高速路——追尾——翻车，气囊救命。雨——打伞或穿雨衣——上茶楼——雨更大——滞留——寄宿友人家——桃色事件。雨——蛰居——屋漏——含泪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想罢，得意地站起，做两个伸展颈椎的动作。雨更加善体人意，一如多次小震弱化天崩地陷的强震，分摊给全天。均匀而下的雨，不引起洪灾。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说：“有些人能感受雨，而其他人则只是被淋湿。”我在二者之外，只是看。

百年身后

与老友邹先生（我惯常称他为邹公，一表亲切，二表敬仰）天南海北地聊，先谈此生。取最乐观的算法——“百年”，当然是自欺；如顾及质量，将最后岁月忽略也无妨。“来日无多”是毫无疑问的，然而都谈笑用兵。不是不怕死，而是基于一个假设：并非逼在眉睫。谁不是这样？

话题太阔，竟滑进“身后”。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针对一个问题：“那时”将留下什么？邹公自称行年八十有四，有一儿一女五个孙儿女。先算物质账，自住屋一栋、佛州旅游区土地一块、现款、珍宝、证券，这些都已列入遗嘱，并无偏袒，各人都得公平的一份。

别的呢，继承起来有难处。有些藏品，如丰子恺和关良所作的斗方、若干岭南文化名宿如阮退之题诗的扇面、业师朱庸斋的书法条幅。还有寿山石印章、二流国画家的作品，大部分是年轻时购入的。传给下一代吗？他们在美国土生土长，压根儿不懂中国传统文化。他们的后代更甚，更怕往后数代中不幸出一两个“不肖”人物，嫌破旧玩意占地方，扔进垃圾车或随便送人。邹公曾打算趁神志清醒，飞往香港或纽约参加一次拍卖会。如果流拍，就送给懂行的晚辈。但只停留于设想。

更难办的身后事在“名”。尽管邹公谦虚，不事张扬，他在旧体诗词写作上巍然一家，年少时即被侪辈送上外号“邹七绝”。迄今已印行三部诗集。好些选本、网页有他的作品专辑。他低调地推测，他的诗作在五十年内可能有人提起，然后，永久地湮灭。邹公称自己的文学地位在“等而下”之列，相对于乌泱乌泱的大群，辨识度虽高一点，但无论如何敌不过时间的冲刷，身后名本身及其依托——作品，都会以了无痕迹为终结。

人间像邹公一般清醒的人极稀缺，不甘心“死后默默无闻”者居多，他们趁活着未雨绸缪，向身后的寂寞叫阵。手段之一是及早经营，在故土某广场、名胜上树立自己的雕像，欲达此不算太难——以大额捐款作为交换。之二是大量印行著作，之三是强行写进历史。不能说一点用也没有，但生满绿锈的雕像布满鸟粪，官修的“正史”敌不过口碑。

普通人呢？乐观点说，图书馆藏有名下的著述，多代以下的选本没遗漏他的不朽之作，不是没可能，但指望“盛名不替”，则无异于拔着自己的头发升天。尤其教人感叹的，是上面所讨论的“留下来”，并非人人有份；相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享天年者必然默默无闻。爱恩斯坦留下相对论、宇宙学和统一场论，达芬奇留下蒙娜丽莎，贝多芬留下《英雄交响曲》，孔夫子留下《论语》，莎士比亚留下戏剧，我们活一辈子，应杜甫诗句“身轻一鸟过”而已。以革命手段写胜利者的历史，终竟事半功倍。

理性地明了身后“寂寞”这一宿命，对活着有什么意义呢？虽然万事皆休的临终结论可推导出一种负面方式——既然如此，生前奋斗个屁！但站在上帝分配的位置上，踏踏实实地做完有益于世人的事业，快快乐乐地划句号，更具意义。

原载《华文月刊》2026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