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七年（1084），洛阳城一处简陋宅院里，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完成了一件震烁古今的大事——耗时19年、多达294卷、约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横空出世。
彼时，这位老人已“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为了这部巨著，他专门制作圆形木枕，睡觉时只要稍微一动，光滑的木头就会滚动，人便会惊醒，随即起身继续挑灯夜战。
这位对自己“苛刻”到极点的老人，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警枕”雕塑。（图片来源：“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州会议纪念馆”微信公众号）
当时的洛阳百姓流传这样一句戏言：“王家钻天，司马入地。”“王家”指的是权贵王拱辰的“豪宅”，其中亭台楼阁之多、奇花异草之盛引人惊叹。相比之下，同朝为官的司马光却住着一处简陋低矮的宅院，为了躲避夏日酷暑专门挖了一间“地下室”，在里面著书，被世人讥为“穴处者”。
这一“天”一“地”的对比，彰显了司马光不为外物所动、坚定信念操守的人格风范。他就像一位苦行僧，一辈子克勤克俭、诚实守信，哪怕过了近千年，依然因“勤”“廉”“正”的高尚品质被视为道德楷模。
▲电视剧《清平乐》中的司马光。（图片来源：影视剧照）
（一）躬身入局，在务实中显担当
司马光最广为人知的轶事，莫过于七岁“砸缸救友”的故事。当别的孩子吓得四散奔逃时，年幼的司马光却能保持冷静，抄起石头砸破水瓮救人。
这一“砸”，不仅砸出了一个流传千古的机智佳话，更砸出了他日后不随波逐流、清醒独立的个性。
▲河南省洛阳市应天门博物馆里的司马光砸缸场景。（图片来源：“河南卫视”微信公众号）
至和二年(1055)，对司马光有知遇之恩的庞籍出知并州，为河东路（今以山西为主的行政区域）经略安抚使，负责统筹整个河东路的边防，司马光也随庞籍来到并州（今山西太原）出任通判。
彼时，北宋虽与西夏处于休战之时，但边境并不太平。
麟州（今陕西榆林）与西夏接壤，其中屈野河（今陕西窟野河）西的大片肥沃土地，正在被西夏人一点点蚕食。但麟州守臣却一直采取忍让妥协的政策。
当时，北宋百姓在屈野河上捕鱼，却遭到西夏人的驱赶。到了夜晚，西夏人偷渡屈野河，绕过麟州城池，到达城东偷盗粮食、牲畜。而北宋巡逻队怕惹祸生事，只追到屈野河边就停下了。
▲北宋与西夏相接的屈野河西地。（图片来源：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司马光奉庞籍之命巡视边防，亲自越过屈野河，深入边防前线勘察，决心逆转边防岌岌可危之形势。
司马光看到了待垦的良田，也看到了西夏嚣张的气焰，回到并州后，立马上报庞籍并提出建议：修筑堡垒，招募百姓耕种。此举可缓解河东地区粮价高昂、转运艰难的困境，并可通过屯田实边，遏制西夏人的侵扰。
庞籍采纳了司马光的建议，下令修筑堡垒，加强巡逻，为边境筑起一道坚固防线。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第十七：论屈野河西修堡状。（图片来源：识典古籍）
然而麟州将领郭恩急功近利，出击西夏，结果大败而归。庞籍身为西北边防的最高军事长官，麾下将领兵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司马光则因为提出修堡之策并力主推行，同样难辞其咎。
为保全司马光官场的“清白之身”，庞籍引咎还乡。司马光深感痛心自责，接连三次向朝廷上书，请求治罪，以换取庞籍的赦免。
屈野河西地的收复计划虽未取得预期成功，但司马光躬身入局、务实担当的品质，在这场未竟的事业中得到了淬炼。
（二）穷究治道，于汗青间寄丹心
世人皆知司马光以《资治通鉴》彪炳史册，殊不知司马光为编纂这部史学巨著，付出了多少精力和汗水。
司马光推崇“文以载道”，务求文章要有补于世、要有可用之实。他深知历史镜鉴关乎社稷安危，关乎黎民苍生，因而不愿做粉饰太平的弄臣，只愿做秉笔直书的史官。
“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是司马光与时间赛跑的真实写照。《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内容浩如烟海。司马光不仅负责编纂的整体事宜，带领刘恕、刘攽、范祖禹等学者，遍阅历代史籍，考订异同。他还独自负责最后定稿的步骤，删繁削冗、修辞润色，故而《资治通鉴》全书文字风格一致，连贯严谨，一气呵成。
▲孙志钧、王海滨所作国画：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图片来源：中华书画家杂志）
《资治通鉴》成书之后，满屋皆是书稿。黄庭坚奉命参与校订，并检阅数百卷书稿，但书稿中没有一处颠倒涂抹或潦草连笔之处。
为此，黄庭坚赞叹道：“其行己之度盖如此（司马光立身行事的气度品性，从这件事就能看出来）。”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既源于幼时对史书的痴迷，更与北宋的政治现实息息相关。面对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政治争议，司马光退居洛阳，将满腔政治抱负融入千年叙事之中。
《资治通鉴》成为后世为官者的“政治教科书”，其中蕴含的为官原则可总结为四点：以民为本的政绩观、德才兼备的用人观、倡廉崇简的廉政观以及求实慎重的治理观。
“为人君者，固不以无过为贤，而以改过为美也”。他以此著作警醒后世官员：真正的政绩是不唯上，只求实，把稳慎、恤民、制衡、守正的治理理念落到实处。
▲中国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存世唯一手稿（局部）。（图片来源：国家图书馆）
司马光问道一生，不虚美，不隐恶，持史家的良知与担当，于汗青之间寄托为国为民、滚烫赤诚的丹心，让后人能够“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也为天下存留了一份公道与正义。
（三）守廉持正，于清贫中守本真
司马光二十岁中进士，力辅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他最令人称道的为官品质，当属无论环境如何变化，始终能坚定守正，不随波逐流，基于民生疾苦的深切忧虑，践行自己的政治操守。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鼎力支持下全面推行新法，许多人为了迎合上意或谋求升迁，纷纷随声附和。
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以右谏议大夫身份先后写下三封《与王介甫书》，细数新法中的弊端，劝其暂缓变革。面对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的强硬回击，司马光依然廷争面折，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
当王安石拜相、新法全面推行时，宋神宗为安抚司马光，特意任命他为枢密副使。此时司马光深知已无力改变朝廷变法走向，遂辞官明志，自请退居洛阳。
晚年拜相后，司马光广开言路，缓解民困，改革选官以重视德才。在极短的时间内以病弱之躯全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完成了“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的政治夙愿。尽管他全面废除新法，引起争议乃至诟病，但他勤政与担当的精神，是无可否认的。
更难得的是，司马光虽身居高位，但他深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入仕四十余载，物质享受极为淡泊，一生不置产业，不蓄声伎，“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
宋仁宗体恤司马光生活穷困，在临终前留下遗诏，赏赐他一批金银财宝。然而，司马光却屡次上书，陈述国家财政的困难，不愿受赏。几番推辞未果，司马光干脆将赏赐全部交给谏院充公，分文不取。
▲司马光像。（图片来源：“河南卫视”微信公众号）
司马光的清贫，不是“挣得少”，而是“花得少”且“散得多”，他拒绝赏赐，充公谏院，周济他人，甚至因家贫无力安葬病逝的夫人，不得不典当仅有的田地。这种“俭”并非自我折磨，而是一种清醒的价值选择：为官者若被物欲所困，便难以公正用权、为民谋利。
司马光一生始终不为物质所惑，不为讥讽而易志，以“俭以养德，廉以立身”为毕生信条，完美诠释了刚正不阿、坚守正道的千古风范。
▲著《资治通鉴》雕塑。（图片来源：运城市人民政府门户网）
从以身入局的担当作为，到务实勤恳的问道之路，再到秉正守节的人生信条，无论是身处庙堂之高，还是退居江湖之远，司马光的人生价值理念始终清晰如一。
司马光做到了“立言”与“立功”的千古绝唱：于史学，呕心沥血，借古喻今；于官场，直言敢谏，匡正朝纲。他的政绩观，是不追求表面显赫与虚名的勤政之风，是不为物欲所困、不被权位所惑的刚正不阿，更是“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的稳慎务实与历史担当。
（作者简介：师英杰，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书记、副院长、副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梦娇，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2022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22JDSZK124）、2024年度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一般项目“民族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途径研究”（BJSZ2024YB3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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