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钒宇｜重塑文学史的源始与形态：内地与香港交叉视野下的文学史省思

区域·国别·语种

——“华文文学”史”的

边界与形态

专栏主持人语

“华文文学”“史”：

边界探寻与形态呈现

刘 俊

中国历史悠久，因而中华民族历史感格外强烈。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史学”作为“经史子集”中的一支成就非凡。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西方的史学观逐步为国人接受并成为主流——这一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史学发展，而文学史的诞生，就是近代学术的产物。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中国文学进入“当代”时期。在二战和内战结束后的冷战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在新的政治环境下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形态：学科地位具有权威性而学科形态则具有不完整性——港澳寄人篱下、两岸政治分离的现实处境，导致了此时诞生的中国当代文学，视野所及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台港澳地区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初期被迫缺席——这一现象直到三十年后政治气候发生变化才得以改变。然而，当中国当代文学准备将“台港澳地区文学”“包容”进它的历史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状况：三十年的世界冷战格局以及两岸三地分离的现实，导致“台港澳地区文学”还关联着一个部分内在于它却又不属于它的“海外华文文学”。

如何将“台港澳地区文学”纳入中国当代文学史本身就够棘手了，现在又因其关联着“海外华文文学”而使得“史”的编列更加困难——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史：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史。并且，随着对全球性中文/华文写作认识的加深，一个更具有“世界性”的文学史也随之诞生：世界华文文学史。

从“中国（大陆地区）当代文学史”，扩容到“中国（大陆地区+台港澳地区）当代文学史”；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史”中单列出“海外华文文学史”（“海外”其实就是“国外”/外国），又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史”整合成“世界华文文学史”，在这个文学“史”的范围和内容不断“流动”的过程中，其复杂性和争议性也日趋突出：当把“台港澳地区文学”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该以怎样的位置和形态安放这一中国文学中的区域文学？当中国的“台港澳地区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并置在一起构成“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史”的时候，其“合法性”依据又何在？当“海外华文文学史”自成体系的时候，置身其中的那些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港澳地区的作家该如何界定？“世界华文文学史”该不该包括“中国（大陆地区）文学”？包括是为什么不包括理由又是什么？一些作家/作品既跟中国大陆地区关联也和台港澳地区脱不了联系并且还置身海外华文文学中，这又该怎么定位？还有一些作家来自中国大陆或台港澳地区却用英语、法语等非华文（汉语/中文）创作，或者是用华文及其他语种进行双语写作，这些作家在华文文学中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涉及到了区域、国别和语种等方方面面，困扰了学界很多年却一直没有定论，而要从学理上对这些问题进行充分而又细致的论述，也确实绝非易事。

刘俊《复合互渗的世界华文文学》

（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

对于许多习惯于以“中国（大陆地区）当代文学”为立足点，来认识后续兴起的“台港澳地区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的学者来说，他们认为这些在中国大陆地区以外用白话汉语（中文/华文）写作的文学，都应该归属到“中国文学史”中去：台港澳地区的文学不用说了，即便是那些海外/国外用华文书写的文学，也应该视为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许多海外华文作家早就表示过“异议”，却未能改变这些学者的看法；而对于那些已经深度了解“台港澳地区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的学者而言，一方面他们基本上都不同意把“海外华文文学”归为“中国文学”，另一方面却又在面对这些关涉到区域、国别和语种等问题的各类文学（史）现象时，表现出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态势，对相关论题的阐释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专栏里的四篇文章，作者无论是资深学者还是年轻新锐，都对“台港澳地区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有着独特的思考。本专栏最初的设计动机，是想通过几位学者的论述，厘清与“华文文学”相关的“史”的边界，突显与“华文文学”相关的“史”的形态，然而从四位学者的相关论述中，却发现他们对“华文文学”“史”的理解各有侧重，甚至在彼此的论述中还存在着分歧——从中也可看出在目前想要对与“华文文学”相关的“史”的边界和形态予以基本“确定”，恐怕还不是时候，时机仍不成熟。

本专栏原刊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26年第1期

刘登翰是国内研究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资深学者，他对“华文文学”的概念以及“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有着长期的思考。他在《华文文学的国籍认同和文化认同》一文中，首先对“华文文学”概念的由来进行了历史回顾，接着从语言（华文）、文化（中华文化）和种族（华人）三个层面来界定“华文文学”的性质，认为“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华人用华文创作的文学，才被称作‘华文文学’”，按照这样的界定，“华文文学”“不是中国文学”。不过他认为“华文文学”虽然不是“中国文学”，但因为它是华人用华文创作的文学，因此又与中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用非华文创作的华人文学中，也内隐着中华文化。这样一来，刘登翰赞同粱丽芳的观点：“华文文学”甚至可以用更具“包容性”的“华人文学”来取代。

刘登翰《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

（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

力图对“华文文学”“史”的边界和形态进行“认定”的另一篇文章，是尹钒宇的《重塑文学史的源始与形态：大陆与香港交叉视野下的文学史省思》。在这篇文章中，尹钒宇从香港文学与大陆文学的关系入手，认为要在目前的“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史”框架内植入香港文学着实困难——除非从“文学史的使命与作用”、“背景及必要条件”以及“非文学因素”这三个方面，对现有的“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史”进行结构性调整，“重塑文学史的源始与形态”，否则两者的“整合”就无法实现。这样的认知和立场，无疑是要对业已模式化甚至是刻板化了的“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史”传统形态，进行一次根本颠覆和彻底改观。

1950年代香港

与刘登翰明确区隔“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尹钒宇强调“香港文学”难以代入当前的“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史”既有框架不同，朱双一在《世界华文文学的独特价值和优势——以世界华文文学的两大百年贯串主题为例》中，将“世界华文文学” 的认知，落实在对“世界”这个关键词的理解上。在朱双一看来，“世界”可以“动词化”——“指的是文学作品跨出其固有的、起源的境域而向世界各地流传的‘动作’”，照此理解，“在中国源语言中心区域（即中国大陆）之外创作的华文文学（如港澳台文学、留学生文学和新移民文学），或是华文文学以源语言或经过翻译以他国语言在世界各地流传（如鲁迅作品），或是先以外文创作而后翻译为华文而传播（如陈季同、辜鸿铭、林语堂、汤婷婷、谭恩美、张纯如等的英文作品），都属于‘世界华文文学’的范畴”。朱双一在文中提出的“世界华文文学”观，无疑是对传统“世界华文文学”认知的突破——在不包括中国大陆地区文学的前提下，他将“台港澳地区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国外用外文翻译的中国文学”、“海外/国外华人用非华文创作又翻译成中文的文学”，均视为是“世界华文文学”。按照这一定义，（世界）“华文文学”“史”的边界和形态，已然出现跨越语种的重大改变。

朱双一《穿行台湾文学两甲子》

（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

如果说朱双一将“世界华文文学”中的“世界”动词化改变了传统理解（世界）“华文文学”（如刘登翰、尹钒宇所理解/展示的那样）的方式，导致了“华文文学”“史”的边界呈现出一种“扩张性”和形态体现出一种“复杂性”（包含了非华文），那么沈庆利则在《共同体视阈与华文文学“边界”问题》一文中，以“柔性边界”的观念实际上对（世界）“华文文学”的边界进行了消解。在沈庆利看来，以共同体视阈观照（世界）“华文文学”，“至少在精神文化领域，‘中国的’既可以同时成为‘别国的’，‘别国的’也可同时成为‘中国的’”，包括对“有学者主张那些以汉语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也应纳入‘中国文学’范畴”，沈庆利也“持开放态度”——这与朱双一的观点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呼应。在“去边界化”的理念指导下，沈庆利的（世界）“华文文学”“史”的边界其实成了“没边界”，与之相对应的，（世界）“华文文学”“史”的形态事实上也就成了一个不分国别、无关区域，甚至还可能超越语种的“华文（？）文学”“集合体”。

沈庆利《华文文学谱系与家国想象》

（文化艺术出版社2024年版）

“华文文学”“史”的建构，原本就因涉及到区域、国别和语种而显得格外复杂。对于“华文文学史”的边界划定和“华文文学史”的形态呈现，多少年来学界一直在探索，希望对“华文文学史”的边界能寻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边界线”，对“华文文学史”的形态，能归纳出一个相对确定的“质的规定性”。然而，通过本专栏四位（代表了不同代际）以研究（世界）“华文文学”见长的学者对“华文文学”“史”边界和形态的“各自表述”，不难发现这个话题虽然已在学界谈论/争论了几十年，但在区域、国别和语种的交相“叠加”和作家作品的不断“旅行”/“流动”中，论述依然“百家争鸣” ，观点持续“百花齐放”。一个有着明晰边界和稳定形态的“华文文学”“史”之认定，目前看来似乎仍然遥不可及。

或许这种因区域、国别和语种的错综关联/交叠而导致的内容“混杂性”、边界“不确定/待确定性”和形态“流动性”，正是“华文文学”和“华文文学史”的生存形态，也是吸引我们不断探究它们“边界”的魅力所在！

重塑文学史的

源始与形态：

内地与香港交叉视野下

的文学史省思

尹钒宇

内容提要：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板块组合”式的文学史形态具有诸多问题，如何真正整合台港文学，需将作为独立学科的“华文文学”中的相关研究和文学史叙述纳入考量，但个中异见与分歧也足以引发对文学史编纂方式的省思。在内地与香港的交叉视野中，对文学史的使命与作用、背景及必要条件、“非文学因素”三方面认识的差异决定了现当代文学史整合香港文学的困难。两地学者虽努力寻求对话与交流，试图调和异质，但都未触及根本。要真正解决异质，需重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起点和架构，令文学史书写不再是局部的改写和拼凑，并重新思考“五四”和启蒙等文学史编纂中的根本性命题，建立新的文学史模型。

关键词：文学史整合；香港文学史编纂；重塑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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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家争鸣：

整合的努力

与叙述的策略

在现当代文学史如何收纳香港文学这一问题上[1]，总的来看，以内地为中心的文学史叙述通常是“简单直接”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研究台港文学的学者认为“要全面反映中国的新文学”，就必须包括台港澳地区的文学，且这一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末“成为共识”[2]例。如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朱栋霖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1917—1997》、钱理群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丁帆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等文学史著作都以各种方式将台港文学纳入了新文学史的叙述中。有学者统计在1990年至2000年编写的新文学史中，至少有12种著作将香港文学纳入，这一数字远比同时期单独成本的香港文学史要多。[3]虽然在叙述形式和整合方式上各有不同[4]，但就其本质而言，上述文学史的处理方式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内地与香港文学叙述框架上的冲突，基本是一种“无机”拼凑的强行整合，即以“板块组合”的方式“写进来”，香港文学的板块并未与内地部分的新文学史“有机”融合在一起，而是各有一套价值标准，各持一套文学史观。这样的编纂方式不仅“极简化”了香港文学，遮蔽了其丰富性和复杂性，也破坏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本身的话语体系和编写体例，造成了中国新文学史书写的“失范”。

《中国现代文学1917—1997》（上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要找寻将香港文学编写进现当代文学史的方式，不能只参考现有的文学史编纂。面对文学史叙述中“毋庸置疑”“无可置疑”“理应”[5]等态度时，“华文文学”因处于学科中较为独立的地位，所涉及的讨论要复杂许多。总的来说，有关华文文学的讨论可以分为王德威、史书美等海外学者的“华语语系”和中国学者的“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分”一“合”两派。其中王德威对史书美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华语语系”概念进行了扬弃，在反对用国别来界定文学边界的基础上，主张积极地用“华语语系”视角介入中国内地的文学研究之中，将“华语语系”作为一个“解中国中心”的“文学和意识形态交锋的话语场”[6]。而国内学者则更倾向“合”，在华文文学的框架下，相关论述还可再分为两大类。其中，陈思和的“新文学整体观”[7]、黄万华在“海外华文文学”视角下基于“跨越1949”的台港文学研究[8]、对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的探讨[9]等成果都可视作“归一”型研究，即通过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拓宽新文学研究的语境和视野，发现之前的封闭格局中被忽视和遗漏的问题。上述成果虽然客观上丰富了华文文学研究，但仍是一种以中国新文学为中心、以新文学史为基本范式的研究。另一种可称为“复合”型的“多元主体”研究，即不以“服务”中国现当代文学为最终目的，打破海外华文文学的“从属”位置，从刘登翰的“分流与整合”论[10]，黎湘萍的“华人文学”观[11]，到刘俊的“复合互渗”论[12]\赵稀方对香港“现代都市的主体身份”[13]的阐释，都属此类。这类观点既不简单否认或承认台港文学的独特性，也不接受新文学史对台港文学进行“简单直接”的收纳。

具体到香港文学如何真正融入现当代文学史，有不少学者都提出了极富建设性的意见。例如黄子平基于中国新文学史以“时序”为框架的种种问题提出“以空间性压倒时间性的方式来叙述香港文学史”[14]；洪子诚、钱理群、陈思和在“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都注意到香港文学在1945至1949年的“转折”和“断裂”期中的关键作用[15]，黄万华将其总结为：战后香港文学在“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中”“沟通了被1949年划分开的‘现代’‘当代’两个时期中国文学的内在联系”[16]并“‘预演’了‘共和国文学’的基本模式”[17]；古远清则反对以大中原心态、“中心”与“边缘”的对立来看待香港文学，认为不宜抬高新文化运动、南来作家和“九七”等因素对香港文坛的影响，而应重视且正视其在不同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下的发展[18]。陈思和也反对“拼图”式的文学史书写，认为“象征性地加上一两个章节讲一下台湾、香港文学并不能准确表达和描述中国当代文学的状况”[19]；逢增玉则指出文学史编纂中存在香港文学与内地文学“缺乏一种史学结构和叙述中的血肉相连和融合融入感”的“两张皮”现象，并提出台港文学与沦陷区文学在文学史问题中的相似性[20]。而在具体如何“写入”的问题上，早有文章提出首先要解决“异质”的问题，然后是突破既有的叙述体例，建立新的文学史模型[21]；近年来亦有年轻学者关注到这一问题，例如徐诗颖就建立文学史编纂的新模型提出了“挖掘香港文学独特内涵”“摆脱‘线性叙述’的模式化写作框架”和“重视文学主体的审美与诗性原则”[22]等方式；罗欣怡基于学术范式的四个层面提出“内容上增加香港文学的占比与对特殊时期关注”“处理好香港文学的价值评判标准”[23]等颇具启发性的建议。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既反对现当代文学史对台港文学的纳入与整合，也反对以大陆为中心的华文文学研究，认为台港文学应自有完整的体系。例如陈智德认为要认识到台湾和香港文学“发展的独特性，才能更了解称为‘现代华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或‘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全局”[24]。陈国球认为：“有了‘香港’这一截，‘中国文学史’反而多了一个包袱。因此，部分中国文学史在论述香港文学时，会尽量调低标准，以‘宽容’来容纳‘陌生事物’，不过这种‘宽容’有时变成‘错乱’。”[25]可见陈智德基于“华语语系”的概念，在反对按照地域划分文学格局的基础上，更强调台港文学之于世界华文文学的独特意义；陈国球则直接指出将台港文学作为单独章节写进新文学史会引发种种体例和评判标准上的问题。这类观点虽不免片面，但也与上述大陆学者的观点共同构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足以引发我们对文学史的边界、形态以及香港文学如何写入现当代文学史的思考。

二、追根溯源：

对文学史的认识差异

要从根本上理解将香港文学写入现当代文学史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则需探讨这些叙述策略存在分歧的根本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对“文学史”概念的认识差异。

首先，在文学史的使命与作用上，自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始，中国大陆的文学史更多是“教课书”而非“专家书”，“致用性”是其最主要的书写倾向，中国文学实际上承担了“为国民教育之根本”“书写民族文学的过去”和“维系文化体认”三大重任。[26]也就是说，自中国近现代以来，文学就背负了许多不属于文学的责任和义务，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编史潮、20世纪80年代的“再启蒙”还是“重写文学史”都不例外。即便新时期以来许多学者都认识到“文学史写作就应该是多种多样的”[27]，且“在特定历史和时代条件下教科书式的文学史与学术研究的文学史是不太一样的”[28]，但无论是“教科书式的文学史”“专家的文学史”还是“普及的文学史”，只要是在这种新文学传统视野下写成的文学史，都不大能超出“致用性”的范畴，且至少承担了上述“三大重任”的其中之一或是全部。为此，中国新文学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启蒙使命感既决定了新文学本身的样貌，也决定了现当代文学史“政治的学术化与学术的政治化”[29]的书写形态。但对香港文学而言，它只是“一个文化结构的概念”。因此，它不可能像中国新文学一样承载着过多“非文学”的使命和责任。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

（江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其次，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之所以能够凭借短短几十年的历史就成为与中国古代文学并列的二级学科，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时代背景的加持。20世纪50年代初文学史的编纂潮是为了“证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是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30]，这一时代背景给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来了充足的经费和资源，是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学科所不能想象的。而既然是“出自巩固新政权和加强意识形态的需要”，就必然会受到“国家政治权力及其意识形态对学术的制约”[31]。因此，再多的文学史“也只能是一个模式的复制品”[32]。这些特征决定了现当代文学史的编纂更侧重文学的外部因素。但对于没有这种历史背景的香港文学而言，文学史的编写就必须建立在文学本身的层面之上。因此，文学史的编纂与教学作用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独立学科赖以存在的基础，却并非香港文学存在的必要前提，二者的任务、背景和写作条件都不相同。对香港文学而言，文学史的政治功用和教化作用在大部分时候是被抽空的，因此文学史的编纂就必须以文学内部因素为主，但这些因素还未充分形成。

最后，香港学者通过观察、比较大陆与台湾编写的现当代文学史，进而对文学史著作中的“非文学因素”(extra-literaryfactors)产生了与内地学者不同的看法，并倾向于“认真省察种种叙事体的本质，质疑其支配地位”[33]。他们不单想要狭隘地“摆脱政治”，更想基于“超越自身的迷障，建立公正无私的观点”[34]来编写文学史，但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只要是“史”就不可能避免偏见，就必然会有遮蔽，例如王晓明曾说：“‘文学史’的涵义只有一个，那就是人们对文学历史的主观的描述。”[35]陈思和也认为重写文学史就是“把你今天对现代文学的新的理解写下来”[36]。而这一点正是香港学者最警惕的，须知“个人的记忆”并不等于“众人的历史”，“个人”并不能借用文学史这一话语平台凌驾于“众人”之上，而是需要做到“由私我到他人，然后才跟历史有了某些契合”[37]。香港学者害怕这种“主观的描述”轻易地就给未来的文学研究“定调了”，他们因而处处小心谨慎，坚信无论何种文学史，都“免不了有一个淘汰的过程”，也会“有典律的形成，文学史观的建构”，而“既然是建构，自不免会有相当主观的成分”[38].基于这一认识，香港学者不会轻易开始编写文学史。

上述三点只是单纯从对文学史认识的角度探讨了香港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史间的必然差异与矛盾，并未涵盖所有面向，仅以此为切入点探寻文学史整合中难以调和的异质，而这些异质显然是阻碍将香港文学写进现当代文学史的关键因素。

三、解决异质：

重塑新文学史的

起点与架构

尽管这些异质看上去难以调和，但两地学者仍在尽力寻求对话与交流，试图超越简单的“板块组合”模式。在香港，叶辉的《书写浮城》从香港视野出发，探寻自20世纪初以来香港与华南的省港联系、与上海的双城连结与对照等[39]，独特的文化身份与民族意识的“离合纠缠，决定了他‘香港文学史’的叙述方向”[40]。由香港本地学者合编的《都市蜃楼：香港文学论集》虽“本土性”十足，但陈平原的小引在承认两地学者“思想立场不同，学术训练不同”之外，更肯定“探测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41]是两地学者的共同目标。

《都市蜃楼：香港文学论集》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在内地，黄万华的香港文学史著述吸收了大量香港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卢玮銮、张咏梅等人对战后香港文学的史料整理和基本看法，突出战后香港借由“香港人的自我认同”[42]形成的独特地位。陈平原主编的《香港：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较之“文学”更侧重“香港”，他邀请世界各地的学者共同书写香港，并吸纳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热潮的视野与成果。其中王德威、樊善标的文章提供了想象文学香港的新坐标，黄念欣、陈丽芬、林中伟的文章则回应了论文集中提出的“都市研究最好是跨学科”[43]的初衷。这些著述和合集表明，纵使观点和立场存在差异，却也能跨越对文学史认识的差异，形成互鉴互融。香港并非新文学中心视角下的“文化沙漠”，内地学者也并非卢玮銮的偏见中那般对参考资料“不加考察、以讹传讹”，由此造成对文学研究的“后患无穷”[44]。

陈平原、王德威主编

《香港：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但就目前的情况看来，试图融合异质的努力还远远不能够达至一种“整合、包容不同异质，拥有多种视向的大框架”[45]，上述例子也都各有偏向和主观目的，部分文章能够汇编成一本论文集也并不代表就可以整合为一部文学史。纵观研究界现状，在现当代文学史对台港文学的整合中，长期存在的“三个中心主义”(大陆文学中心主义、精英文学中心主义、新文学中心主义)[46]、板块组合式的拼凑、情节编织(emplotment)的简单化典型化、不同文学秩序交汇时的崩塌、不同文化空间互斥的隔膜、对香港文学作品评判失衡等问题仍层出不穷。而香港本地学者编写的文学史受制于对建立公正无私观点的怀疑、对目的论的警惕、由“丰富的评论累积起来的意见和共识”[47]的缺乏等原因，成书之日更是遥遥无期。

可以说，在既有的现当代文学史框架下，香港文学是很难真正被写入的。要想真正编成一部海峡两岸暨香港相融洽的、整全的现当代文学史，文学史的起点、框架和体例等问题都需要重新思考，由此重建出一个“新秩序”。相较于香港文学应以何种策略“进入”现当代文学史，学界更应考虑现当代文学史自身该如何做出改变来“纳入”香港文学，即不应过多考虑如何改变香港文学的叙述来“适应”现当代文学史，而是反过来思考是否是现当代文学史长期存在的“五四”中心论、进化论、目的论、启蒙中心论、新文学中心论等核心观念造成了对整个中国文学的种种遮蔽。正如陈思和所言，以“五四新文学”为“范式来取舍各种文学史现象”的文学史“必然是狭隘的文学史，必然会排斥许多异己的文学现象”[48]。因此，要想整合香港文学，“重写”是不够的，更“需要提出另外的文学史模型”[49]来“重塑”文学史。

“重写文学史”是为了解决现当代文学史内部的问题，纠偏20世纪50年代以来阶级的、革命的、集体的文学史编纂模式，重新找回启蒙的价值，但并未触及新文学的根本、起源与架构。“重塑”则是为了真正能够整合台港文学，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一提法真正完整，为此不仅要反思启蒙中心论对文学史造成的遮蔽，还要重寻“现代”的意义与起源，重勘“五四”、进步论与目的论史观。可见“重塑”不再是局部的改写、融入和拼凑，而是文学史的一次结构性的体例革新、彻底性的思维转变。

首先，现当代文学史之所以难以整合香港文学，在于其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部分却又以“主流学科”的姿态将后者“包括在外”又“排斥在内”[50]。若将“现代”的起点推前至19世纪中叶的香港，就可巧妙地绕过这一矛盾，将中国现代文学从起源上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大格局中。比如可以考虑将“现代”的起点前推至1843年英华书院迁至香港或是1871年王韬成立中华印务总局并出版香港首份华人主理报纸《循环日报》，由此将香港视作晚清中国新思想、新文化的起源和轴心。因为自开埠后及至20世纪早期，香港“扮演了承先启后、沟通中西及在近代后勤支持中国党派活动的角色”[51]，极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近现代史。

《循环日报》

其一是香港基督教徒与太平天国关系颇深，19世纪50年代负责推行改革的洪仁玕曾在香港伦敦会布道站做传道人，《资政新篇》作为“中国近代最早推行政治现代化的主张”，其中的改革理念涉及法律、教育、新闻等，大都是洪仁玕在居港时期从英国制度中得到的启发；其二，香港是中国现代报刊的发源地，报刊在近现代中国的变法、维新、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香港的报业始终致力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麦都思于1853年创办的《遐迩贯珍》“既有传教和殖民的动机，也有现代知识传播”[52]，《循环日报》则“强调华人对于话语权的控制”[53]，王韬的政论风格也“开创近代中国文人以报议政之先河”[54]；其三，香港为晚清以来的革命提供了“庇护所”。晚清志士“得以‘仗剑远行游’，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朝廷鞭长莫及的日本，香港以及国内租界的存在”，孙中山在回忆革命初期时也提及“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55]。在维新运动失败后，香港的报刊还是维新党和革命党发表言论的自由空间，这种党派报刊对立、百家争鸣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冷战时期国共两党以及“非左非右”的中间人士在港办报进行文学活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资政新篇》

第二，在重审“五四”“启蒙”“现代性”和“新旧文化/文学对立”等文学史关键词、反思线性目的论式、进化论式的文学史框架时，香港的情况可作为突破口。赵稀方认为：“五四时期的‘进化论’和‘改造国民性’等命题，背后都是东方主义命题。现代香港对于殖民主义文化侵略的抵抗，给我们重新思考‘五四’激进主义提供了一个契机。”[56]另外，当下诸多“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也没能摆脱由新民主主义论“重新阐释的，以‘五四’为标准把文化定义为‘新文化/旧文化’”[57]的“五四中心论”。“五四”长期作为被“争相竞夺的历史资产，被诠释者不断附加新的复杂的内容”[58]，有着“两歧性和复杂性”，是一个流动且随时能够意义增殖的概念。另外，在部分海外学者看来，“五四”中激进的一面让文学革命演变为后来的革命文学，以至于借由“五四”为路径去追寻的现代性“终成为一种渺不可及的图腾”[59]。因此，要整合香港文学，需要重新考虑并反思新文学史架构中“五四”中心论及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60]，否则，由香港开埠以来与内地社会政治和文学文化空间的差异造成的战前新旧文学的长期并存、香港读者对新文化运动的陌生以及对南来人士“感时忧国”主流公共论述的冷漠反应、三及第和通俗小说在市民阶层的流行等情况，都无法融入以“五四”和启蒙为核心、以新旧对立为框架、以进化论为主轴的文学史叙述当中。因为在香港的语境中，“新文学很难把香港文学的状况表述清楚”[61]，旧文学有时非但不是落后的象征，还是对抗殖民侵略、坚守民族文化的重要力量。并且，用“异质性”来概括香港文学的特质是不妥的，只会更强化新旧二元对立、进化论和线性史观的唯一性和正确性。为此，要联系沦陷区文学、租界文学和常被文学史遗忘的旧小说，打破现代文学三十年以解放区、国统区为主、以新文学为中心的文学史论述，强调战前香港与内地的“共通性”而非“异质性”，真正将这一时期的香港文学视作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才是治本之术。

第三，以香港文学沟通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现代”和“当代”、“十七年”和“新时期”的分野。在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以及其后“重写文学史”的语境中，“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多数时候是被驱逐出以启蒙为核心架构的文学史叙述，成为“一个丢失了钥匙的历史保险箱”[62]。在这套叙述中，“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新时期”等概念作为策略性的话语直接承续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五四”和启蒙传统，人们费尽心思准备着“五四”和“启蒙”在新时期的复活仪式，中间的三十多年则作为这套系统的“对立面”被抽空了，这是线性启蒙观的局限，是无法自洽的“例外”。要想找到通往“新时期”的桥梁，战后的香港文学不可忽视。其一，战后香港接纳、延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内地中断的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现代文学传统(包括现代主义都市文学传统、鸳蝴通俗文学传统、坚守艺术本位的传统等)和“五四”传统，因此“就文学史著述而言，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多源多流性仍在延续”[63]；其二，战后香港的场域中，左右翼的对立和非左非右的中间人士的百家争鸣，得以造就了一个“立足香港，面向世界，追源中国”[64]的多元文化场域，香港不仅“扮演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的角色”[65]，更是“日渐成为亚洲学习中华文化历史和中文教育的中心”[66]。进言之，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文学传统并非“中断”了，而是“转移”到了香港；其三，即便是在冷战对峙和美元文化的干扰下，香港文学仍坚守住了“文学的常识”和文学本位，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67]香港文学延续了中国新文学中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支撑中国新文学得以从“现代”跨越至“当代”的重要因素。因此，只有意识到并接纳战后香港文学的价值，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学史才是完整的。

以上三点只是为“重塑”文学史提供思路的一小部分，即从晚清、“五四”和“十七年”几个阶段分别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相较于现有的研究及策略倾向于从香港文学入手，本文更侧重于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自身的结构性阻塞，因为被当前这套文学史架构遮蔽的不仅是香港文学，更是一个多元的现代中国文学。本文谨以上述三条设想抛砖引玉，不一定严密周全，只是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大整合提供一些灵感和思路，如果一定要完成一部真正整全的文学史，则还有许多要做的工作。例如，如何处理20世纪70年代之后香港文学的“本土性”论述、如何处理20世纪80年代中英草签之后的焦虑、如何处理以战后婴儿潮、“本土意识”和香港意识为基准的香港文学史阶段划分与当前中国文学史阶段划分的不一致，以及如何编排这些不一致的文学史分期等等问题。若要完成一部文学史，尤其是一部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并且是一部真正整合了海峡两岸暨香港文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话，这些问题都是必须要解决的，也是相当困难的。